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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句话强调的是环境对物种生长所产生的影响。其实，它也完全可以用在人身上。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是生活在各种由形形色色的人所组成的“圈子”里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文化，这对于圈子中的成员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刚刚加入这个圈子的、可塑性强的新成员。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在二十七年前走出大学校门，从北京四中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纯粹”的环境。
个性使然，我非常不喜欢花很大的精力、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地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这也就是我始终不愿从事行政工作而一直埋头于教学的主要原因。因此，那种“简单而纯粹”的环境是最适合我的。其实，“简单”也好，“纯粹”也罢，通俗的表达，就是这个环境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干正事”。惟其如此，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家长里短、飞短流长，因为大家都在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并在想办法做好，在这种环境中即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竞争，也是良性的、正常的，因为大家都在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在竞争中的胜出者自然是各方面均较为优秀的成员，是大家所服气的。这样的环境，便是“简单”（人际关系）而“纯粹”（努力工作）的。
简单而纯粹的环境，是由人创造的。北京四中有太多简单而纯粹的人，与他（她）们相处，如沐春风。
如果说，四中优秀的大环境的形成是靠历史的积淀，那么，我所在的历史教研组的小环境的缔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明赞先生。他是名满京华的特级教师，担任教研组长十多年。其间，历史教研组曾连续八年在北京四中每年度的评教中排名高居各教研组之首。毫不夸张地说，是李先生缔造了这个教研组。他的两条思路对于教研组来说影响甚巨。
一是“严把进人关”。在李老师任内进入四中历史教研组工作的教师，有刚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因工作调动而来的中年教师。无论教龄长短、水平高低，这些同仁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善良而上进。在李先生看来，一位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是可以改进和提高的，但前提是：第一，人要好。惟其如此，教研组的人际关系才会融洽和谐，大家在其中才会呆得舒服。第二，要有事业心。没有这条，其它的都谈不上。而具备了这个条件，则“无须扬鞭自奋蹄”，教师的业务发展具备了持久的内在动力，还需要以外界施加压力的形式来鞭策吗？
二是“和而不同”的组风建设。教研组的成员在性别、年龄、性格、阅历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呈现在教学领域中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与风格。有的老师善于讲述，有的老师擅长分析，有的老师亲和力强，有的老师喜欢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观点。身为教研组长的李先生，具有深厚的学养，高超的教学技能和温和细腻的教学风格，但他从来不用同样的尺子去要求组内的老师。对于教师的个性化发展，他从来都是大力支持与鼓励，即使是在教学中出现了偏差与失误，李先生也从来不疾言厉色，而是在尽量补台的同时，和风细雨地与教师商榷。十多年如一日，从未改变。在这样一种宽松、自由而又严谨的风气中，教研组的每位教师都受益良多。十多年来，历史组涌现出两位特级教师、一位市级学科带头人、一位市级骨干教师，在西城区乃至北京市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李先生居功至伟。
教育是“以人育人”的事业。教师的身心健康对于教育对象来说至关重要。一个身心扭曲的“怨妇”式的教师对学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毋庸赘言。而这个职业本身又確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尊师重道的传统和现实社会的期许把教师架到了一个高而尴尬的位置上；另一方面，不高的待遇又会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捉襟见肘。而教师职业本身的局限也确实存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人容易变得单调、枯燥、无趣，社会上某些对教师的歧视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歧视本身是应该被谴责的。
意识到了局限才有改变甚至突破的可能。教师应该而且可以改变，应该尽量让自己丰富、饱满起来，先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人，随之自然也会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老师。因此，勤奋工作之余，教师的生活状态、兴趣爱好也都是塑造一位优秀教师的重要因素。
言语及此，我必须要提到四中的另外一位惠我良多的老教师——物理组的陶澄先生。
陶先生的年龄可以算得上是我的父辈，但我却有幸成为他的忘年交。陶先生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记得来到四中不久，因为机缘巧合，我了解到陶先生的这一爱好，便试探性地向他请教。陶先生非常热情地和我攀谈，他在古典音乐方面极深的造诣让我深深折服。为了帮我“扫盲”，他把自己珍藏的两张古典音乐原版CD借给我欣赏。当我打开这两张CD的盘盒时，发现里边还夹着一张纸，上面工工整整地手工抄写着CD中每一首曲目的相关信息：曲名、演唱者姓名、乐队等。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两张原版CD没有中文说明，陶先生为了让我更全面、详尽地了解相关知识，竟然不厌其烦地为我用中文誊写了曲目说明。这让我异常感动。从此，我便追随陶先生，在古典音乐的海洋中遨游，每当工作压力巨大、身心俱疲之时，一首悦耳动听的古典乐曲往往能带给我心灵的愉悦，使我的疲劳得到缓解，让我的业余生活更加充实而饱满。
如今陶先生已退休多年，但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分享古典音乐带给我们的享受。2005年，歌王帕瓦罗蒂来京进行告别演出，在演出幕间休息的时候，我竟然在休息区遇到了陶先生。彼此相视而笑的一刹那，让我同时感受到了友谊的珍贵与音乐的美妙。
在迄今为止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我有幸与李明赞先生、陶澄先生们共事，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上给予我和其他教师的关心、帮助与提携，使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在二十七年前走出大学校门，从北京四中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纯粹”的环境。
个性使然，我非常不喜欢花很大的精力、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地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这也就是我始终不愿从事行政工作而一直埋头于教学的主要原因。因此，那种“简单而纯粹”的环境是最适合我的。其实，“简单”也好，“纯粹”也罢，通俗的表达，就是这个环境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干正事”。惟其如此，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家长里短、飞短流长，因为大家都在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并在想办法做好，在这种环境中即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竞争，也是良性的、正常的，因为大家都在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在竞争中的胜出者自然是各方面均较为优秀的成员，是大家所服气的。这样的环境，便是“简单”（人际关系）而“纯粹”（努力工作）的。
简单而纯粹的环境，是由人创造的。北京四中有太多简单而纯粹的人，与他（她）们相处，如沐春风。
如果说，四中优秀的大环境的形成是靠历史的积淀，那么，我所在的历史教研组的小环境的缔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明赞先生。他是名满京华的特级教师，担任教研组长十多年。其间，历史教研组曾连续八年在北京四中每年度的评教中排名高居各教研组之首。毫不夸张地说，是李先生缔造了这个教研组。他的两条思路对于教研组来说影响甚巨。
一是“严把进人关”。在李老师任内进入四中历史教研组工作的教师，有刚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因工作调动而来的中年教师。无论教龄长短、水平高低，这些同仁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善良而上进。在李先生看来，一位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是可以改进和提高的，但前提是：第一，人要好。惟其如此，教研组的人际关系才会融洽和谐，大家在其中才会呆得舒服。第二，要有事业心。没有这条，其它的都谈不上。而具备了这个条件，则“无须扬鞭自奋蹄”，教师的业务发展具备了持久的内在动力，还需要以外界施加压力的形式来鞭策吗？
二是“和而不同”的组风建设。教研组的成员在性别、年龄、性格、阅历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呈现在教学领域中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与风格。有的老师善于讲述，有的老师擅长分析，有的老师亲和力强，有的老师喜欢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观点。身为教研组长的李先生，具有深厚的学养，高超的教学技能和温和细腻的教学风格，但他从来不用同样的尺子去要求组内的老师。对于教师的个性化发展，他从来都是大力支持与鼓励，即使是在教学中出现了偏差与失误，李先生也从来不疾言厉色，而是在尽量补台的同时，和风细雨地与教师商榷。十多年如一日，从未改变。在这样一种宽松、自由而又严谨的风气中，教研组的每位教师都受益良多。十多年来，历史组涌现出两位特级教师、一位市级学科带头人、一位市级骨干教师，在西城区乃至北京市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李先生居功至伟。
教育是“以人育人”的事业。教师的身心健康对于教育对象来说至关重要。一个身心扭曲的“怨妇”式的教师对学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毋庸赘言。而这个职业本身又確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尊师重道的传统和现实社会的期许把教师架到了一个高而尴尬的位置上；另一方面，不高的待遇又会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捉襟见肘。而教师职业本身的局限也确实存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人容易变得单调、枯燥、无趣，社会上某些对教师的歧视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歧视本身是应该被谴责的。
意识到了局限才有改变甚至突破的可能。教师应该而且可以改变，应该尽量让自己丰富、饱满起来，先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人，随之自然也会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老师。因此，勤奋工作之余，教师的生活状态、兴趣爱好也都是塑造一位优秀教师的重要因素。
言语及此，我必须要提到四中的另外一位惠我良多的老教师——物理组的陶澄先生。
陶先生的年龄可以算得上是我的父辈，但我却有幸成为他的忘年交。陶先生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记得来到四中不久，因为机缘巧合，我了解到陶先生的这一爱好，便试探性地向他请教。陶先生非常热情地和我攀谈，他在古典音乐方面极深的造诣让我深深折服。为了帮我“扫盲”，他把自己珍藏的两张古典音乐原版CD借给我欣赏。当我打开这两张CD的盘盒时，发现里边还夹着一张纸，上面工工整整地手工抄写着CD中每一首曲目的相关信息：曲名、演唱者姓名、乐队等。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两张原版CD没有中文说明，陶先生为了让我更全面、详尽地了解相关知识，竟然不厌其烦地为我用中文誊写了曲目说明。这让我异常感动。从此，我便追随陶先生，在古典音乐的海洋中遨游，每当工作压力巨大、身心俱疲之时，一首悦耳动听的古典乐曲往往能带给我心灵的愉悦，使我的疲劳得到缓解，让我的业余生活更加充实而饱满。
如今陶先生已退休多年，但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分享古典音乐带给我们的享受。2005年，歌王帕瓦罗蒂来京进行告别演出，在演出幕间休息的时候，我竟然在休息区遇到了陶先生。彼此相视而笑的一刹那，让我同时感受到了友谊的珍贵与音乐的美妙。
在迄今为止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我有幸与李明赞先生、陶澄先生们共事，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上给予我和其他教师的关心、帮助与提携，使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