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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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分析国际形势和历史事件走向理论研究，现在又开始注重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国际关系界的研究水平正迈上新的台阶。国际形势与历史事件是国际关系的现象，国际关系理论是对这些现象后面的规律做出的解释，而研究方法则是获得这些理论解释的手段。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关注表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了。笔者认为，提高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主要途径在于采取科学性强的研究方法，而自觉采用科学方法的基础是对科学研究方法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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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分析国际形势和历史事件走向理论研究，现在又开始注重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国际关系界的研究水平正迈上新的台阶。国际形势与历史事件是国际关系的现象，国际关系理论是对这些现象后面的规律做出的解释，而研究方法则是获得这些理论解释的手段。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关注表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了。笔者认为，提高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主要途径在于采取科学性强的研究方法，而自觉采用科学方法的基础是对科学研究方法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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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文学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随着社会文化及其文学的转型，这一传统理论受到了严峻的质疑和挑战，其中，文化研究即是近年来兴起的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在新的世纪，如何看待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得失，如何为更合理的文学理论建起有效的平台，我刊邀请了四位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各抒己见。这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和有限性，论述了传统的文学理论和审美研究面对大众文化时的尴尬．同时也论述了即便在文化研究盛行的时代，审美研究和批评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后现代思潮使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按罗蒂的描述，西方对于人类文明的思考，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从上帝那里寻找救赎，继之从哲学，如今则从文学。从文学中寻找救赎，指的就是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承担的思想任务。从韦伯开始的理论，历经奥尔特、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利奥塔，都把文学艺术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
如今，文学批评的现状赢得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批评的缺席与批评的泛滥。许多人听到一种抱怨：批评撤出了文学的前沿，不再承担阐释和评判的责任，文学舞台上仅仅剩下了作家的独白，批评家躲到学院体制的树荫下乘凉去了。另外，人们又会惊讶地从学术杂志上发现，抛下了文学的批评莽撞地空降到另一些疆域，批评家开始对广告、流行歌曲、商品包装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他们似乎无视学科知识的限制。这些越界行动遭到了不少异议：批评家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他们无所不在，任何问题都要插嘴过问——这是谁赋予的权力?
对文化研究再做经院式的谱系分析，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方法或研究范畴，在文艺、文化研究领域的普遍应用业已成为事实。只要我们翻开文艺杂志、打开与文化、文艺相关的网站、回顾一下我们近年来读过的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在文学讨论会上使用的话语、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的视角，这个事实
中国和平崛起问题引发了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和平崛起的条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能强行崛起，国际政治的核心就是争夺霸权。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涉及一个国际政治的根本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当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超强国家，而另外一个大国又在迅速上升的时候，国际暴力就成为特别关注的问题。追根究底，需要考虑的仍然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否必然导致冲突这一核心问题。
关于“和平崛起”的讨论，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两个编辑部于2004年5月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以下笔谈，反映了本次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和平崛起与外部环境。“和平崛起”有着丰富的涵义，它可能是一种善意，一种愿望，一个理想，也可能是一种策略。但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考虑中国“和平崛起”善意实现的可能性。对于未来的国家安全，这是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判断问题。尽管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善意和愿望能否为霸权主义尚未退场的外部世界所接受?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和平崛起”的愿望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愿望本身，有时是由外部世界的性质决定的。历史上也曾有国家当初怀有和平崛起的善意，由于外部世界无法与之产生互动，最终化玉帛为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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