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人评论的，苏童的《拾婴记》是一个“击鼓传花”式的故事。花是放在柳条筐里的女婴，是被人丢弃的，每一个经手女婴的人，巴不得早点脱手，将女婴传给下一位。这个故事读起来很有趣，也就是引人入胜，但细一想，却并不好写。一站一站地传，弄得不好就会单调，就会直奔主题。苏童到底是叙事高手，他没有落入俗套，也没有故弄玄虚，一切风行水上，自然贴切，让读者陪同他一起，作一次愉快的精神旅行。
　　为什么苏童能够避免刻板，使读者暂时忘却作者可能要表达的思考？我想了一下，最主要的，是作者在写生活，在表现生活的原味，而不是始终惦记着他的主题。小说的主题无疑是深邃的，甚至可以称之为“沉重”，但作者的笔墨是轻松的，偶尔还带点调侃。读者对作品的思索是在读完作品之后，而不是阅读之中。阅读如同旅行，山环水绕，柳暗花明，无不赏心悦目。一路逶迤，停下步来，回眸品味，原来这般富于意味。这是一种非常惬意的状态。
　　小说写了与女婴发生过关系的各色人，卢杏仙，罗庆来，李六奶奶，幼儿园阿姨，张胜夫妇，老年……都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作者写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皆不乏恻隐之心，皆表现出对女婴的同情和关爱；但真到了要承担责任时，又情不自禁地退却了。有人可以说这是人性的堕落，是人心的冷酷；但如果让我们反躬自问，我们面对这么一个弃婴，除了爱怜之外，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是否一定比小说中人表现得更高尚？我说作者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写出了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心态。我们很难说这种心态是丑陋的，也很难说这种心态与社会的某些痼疾有关，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我个人认为，作者的用意并不在对这种似乎“冷漠”的社会心态予以批判，而是对一个弱小生命的无助给予了怜惜。多么美好的一个小生命！然而却无人认领。作者要用抒情的笔触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温情，从情感到行动对生命有所担当。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谓之仁。小说中人并不缺乏恻隐之心，问题是如何将这点恻隐之心化为实际行动？如果说作者有所思考的话，大概是思考情感和责任之间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吧？我不赞成批判说，苏童不是圣人，干吗动不动就批判？
　　但这还不是我要说的关键。我要说的是作者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每个人都写得那么活，或繁或简，皆能呼之欲出。写老太太像个老太太，写少年像个小年，写机关干部像个机关干部，还不类型化。比如罗庆来，他是个半大小伙，初知人事，说话很冲，贪玩，还不失善良之心。柳条筐中的女婴与他并无关系，但他居然也有一份怜爱。他看着阳光照在女婴的小脸上，小脸上有一层细细的金色茸毛，乌黑的眼睛忽而睁开，迎接阳光，阳光来了，却又害怕地闭上，罗庆来心里一定很神秘，很温柔。有如此神秘和温柔的心，必然衬托出这位少年的可爱。他担心女婴会哭，因为女婴一哭，他将要做妇女们做的事。但女婴竟然不哭，他除了感谢，也一定有一丝痛惜吧？因为哭是这么小的婴儿的本分啊！他觉得女婴像一头小羊，像小羊一样乖巧吧？他竟然想到喂她吃草，还真的拔了一棵。但他并未真的喂她草吃，“他犹豫着，最终放弃了探索的念头，罗庆来把草往柳条筐内一扔，说，开玩笑的，你这么小，我怎么会欺负你？”说得人心一颤！这是个很可爱的少年，有点逆反，贪玩，但不失善良之心，没有半点概念化。作者就是通过这么多有生命，有个性的人物，将我们带到现实生活的场景中。有了鲜活的生活，小说的理性才获得了基础，小说才给人美的享受。
　　《拾婴记》写人物，最高明的手段是人物语言。人物非常鲜活，靠的是个性化的语言，所有语言都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罗庆来的“怎么造出来的？一男一女×出来的”，张胜“调查个鬼呀，路上捡了钱要交给你们，捡了孩子难道不交公吗”，甚至跳皮筋的两个小女孩“谁的孩子？谁把孩子扔了？有坏人扔孩子啦”，都令人忍俊不禁，都令人想见到他们的神情动态。幼儿园的阿姨，李六奶奶，张胜的媳妇，她们的语言无不如此。真要惊叹苏童对生活的熟悉。
　　最后要说说小说的结尾。小说的结尾，柳条筐中的女婴变成了一只流泪的小羊，是魔幻的一笔。对于这么一个结尾，不同的读者大概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为了这个结尾可谓煞费苦心，从一开始的羊的视角，到中间女婴身上的羊膻味，都是为结尾的魔幻作铺垫。但这样的结尾显然是服从于某种观念，意在推进主题，似乎多少有点不自然。特别是，这种卡夫卡式的变形，是不是缺少点原创性？但问题是，不这样结尾又当如何结尾？大家不妨替作者想想。
　　夏元明，男，评论家，现居湖北黄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