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的奢华中国梦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mnswangjia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年前,大家对奢侈的概念可能是到莫斯科餐厅吃一顿饭,到友谊商店拿外汇券做一套西服,十多年前的1992年,当LV的第一家店落地到王府饭店的时候,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贴上一个小花儿的标志就可以卖这么贵。现在大家对奢侈品的概念已经比较完整了:开奔驰,戴劳力士,穿杰尼亚,用万宝龙笔,背LV的包包。”在王府饭店做公关部经理的香港人吕以民这样说。
  她的身后,就是那家“鼻祖级”的LV专卖店。
  
  人们逐渐认识的品牌还集中在日用品上
  
  1979年3月16日,上海黄浦区商场的营业员们发现,总有人挤到手表柜台前,询问能否买到一种叫做“雷达”的手表。后来她们才知道,就在前一天,这种外国手表的广告同时出现在了上海电视台和《文汇报》上。
  这可能是中国百姓接触到的最初的“奢侈品”。在其后的10年里,大家逐渐认识的品牌,还集中在一些日用品上,比如跟着“铁臂阿童木”一起到来的日本电器。
  终于,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同年,世界上最权威的奢侈品牌LVMH集团,把那个时候大家还一无所知的“小梅花”带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在这之后,人们渐渐认识了这个品牌的箱包,至于对同在一个集团下的DIOR(迪奥)、豪雅表、轩尼诗XO等等,却还一无所知。
  “他们把第一家店选在王府饭店,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考虑和调研的。1992年的王府饭店可以说是北京地区高档酒店的一个标志,也是那时候人们心中‘奢侈’、‘华丽’、‘昂贵’的象征。”吕以民说。
  “当时LV的店面在楼下,除了一些外国和港澳台客人,大家对它更多的是一种好奇。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而且当时奢侈品在人们生活中并没有占什么分量,你背一个LV包,估计也没人认识。下班了也不会去参加什么Party,也没有场合用它。这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造成的。”
  吕以民最初从香港来到内地是在1987年。她回忆说,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买衣服的地方,她一般都是回香港买衣服。大家的发型也很一致,男的短发,女的梳辫子。
  “十几年前我想庆祝生日,吃个西餐,可以去的地方一般就是莫斯科餐厅和‘马克西姆’,如果我想做意大利面,就得大老远到三里屯一个特别小的进口店去买配料。路上跑的一般都是‘面的’和公共汽车,私车几乎没有。现在你看见一辆‘兰博基尼’的跑车也不稀奇。”吕以民说。
  她认为,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LV能在1992年进入中国,应该说是相当有远见和胆识。
  
  “硬件环境”
  
  到底是哪个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买了第一只LV包,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在它进人中国的第二年发生的一件事,证明了LV的眼光是多么正确。
  那一年的中国奢侈品行业,出了一个“名人”。1993年,中国进口了第一辆法拉利,一位“京城亿万富豪”,成为了它的拥有者。
  “奢侈品”的大幕已在90年代的中国缓缓拉开了。
  作为时尚行业资深从业者的LVMH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吴越,把1993年定义为中国时尚产业“硬件环境”整治的关键一年。
  “1993年之前,奢侈品牌虽然进入了中国市场,但基本还是限于友谊商店和五星级酒店大堂商铺。刚从短缺经济走出来的中国,零售行业硬件还不具备必需的质量,这对于希望开拓零售市场的国际奢侈品牌来说,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不仅如此,当时的奢侈品还只收“外汇券”。
  “1993年6月,上海伊势丹百货开业,第一次推出了收取人民币的高端零售措施,全面引进高端进口化妆品牌,这件事引起了市场轰动和兴奋。接着,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一些主要百货店才开始改变装修,提升零售环境。外汇券这块‘石头’,也被搬开了。”
  
  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太强了
  
  回到2008年。
  LV明亮的玻璃橱窗里,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热闹”,客人的数量始终保持在一两个。
  在它旁边,都是一线的奢侈品店:Cartier(卡地亚)、Gucci(古驰)、Hermes(爱马仕),也是同样富丽堂皇和“人迹罕至”。
  “其实他们的销售额很高,这里租金贵,他们绝不会做亏本买卖。”吕以民说。
  她说,除了最初进来的LV,其他牌子基本都是1999年前后进来的。买这些名牌的,95%都是本地客人。
  “现在是买的人比看的人多。你不会看到大家挤在某家店里,他们都是静悄悄地来去,目的性很强,通常也是某一品牌的老客户。”
  吕以民说,这两年经常会有一些二线城市的客人,住进酒店就是冲着这些奢侈品而来。“当然有人是舍得给自己买这些名牌的,但更多的人是买来送礼,现在大家觉得拿奢侈品送礼是一种风潮。”
  吕以民感觉,转折发生在2001年到2003年之间。“很多私人企业都形成了规模,媒体对这些奢侈品牌宣传得也多了,消费者逐渐了解了这些品牌背后的故事,了解了他们的品质。”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大家的职业选择更加多元化了。很多人进了外企,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另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越来越多的老外来到北京。他们带来了很多西方的生活习惯,比如酒会啊,Party啊,这些让奢侈品有了一个展示的平台。”
  仅从LVMH集团2007年的公报就足以说明,吕以民的分析是有迹可寻的。
  这份公报上说,亚洲是对该集团销售业绩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使集团的销售额增长了16%,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而2006年LVMH集团在中国的销售额增加了40%。
  “中国市场现在是国际奢侈品牌都盯准了的一块大蛋糕,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太强了。而且购买奢侈品的激情也极其旺盛。”
  美国高盛公司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说中国目前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容量为60亿美元,占世界奢侈品消费市场的12%。他们还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将在2015年首次超过日本,奢侈品消费额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比例可能上升到29%。
  
  到处都是“新富”
  
  吕以民觉得,现在中国人对奢侈品的热衷,有点像80年代末的香港。
  “那时候走在香港街头,你经常会听到小姑娘们说,想买个LV的包包。这种对话现在也经常出现在北京或上海的街头。今天香港人对奢侈品依然喜欢,但是大家更多的还是会买一些适合自己个性的产品,从实用角度出发。”
  她说,金融风暴是个转折点。
  对于目前奢侈品行业在中国的火爆,吴越的分析很独特。“奢侈原來是一个贬义词,现在在中国,奢侈品一夜之间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对于奢华的欣赏,其实中国人的历史是很长的。”
  “我们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平均主义,一直到了七八十年代,我们仍然封闭。今天我们拼命想得到以前没有得到的东西。压抑得太久。大家想获得补偿。”吴越说,“奢侈品行业当中谈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新富’,中国经过了平均主义,现在到处都是‘新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在他看来,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的巨大支柱就是这些“新富”阶层,而他们背后是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品位。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中国人追求得到世界级的享受,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谈到的美国有‘美国梦’,中国人也有一个‘中国梦’——不光是你要成功,还要你向世界展示你的成功。”
  十几年前那位买下“法拉利”跑车的富翁,他和他的红色法拉利在天安门广场的巨幅照片,曾被标上了“来自红色中国的富翁”的广告语。如今,他那辆法拉利跑车跑了还不到一万公里,车身上题满了各国政要名流的签名。
  这或许也是“中国梦”的一种。
其他文献
对英国10年的观察让我认识到,私立学校的教育背景已经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也是一种阶层标志,尽管这种教育背景不能保证教育的质量。我看到很多私立学校的学生最后只上了三流的大学或者根本就没能上大学——对此我感到很困惑:良好的昂贵的教育不是最能保证孩子上顶尖大学吗?  但是否定的答案,似乎没有影响到父母们为孩子受私立教育而做出巨大牺牲和代价的决心。父母们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直到他们18岁成年,这才算为孩子“
原来人大开会也可以有“心跳”的感觉    七月的重庆气温总在三十七八度徘徊,重庆川维中学高一学生黄蜀骏心里也特别烦躁。好不容易盼到了假期,妈妈却大费周章给他安排了。  “补课。内容嘛,当然是英语和数学,还有作文。”  当记者问他看不看政治书时,他的声音满是诧异:“有毛病呀,政治有什么看头?”  但就在同样被太阳炙烤的长江另一头的城市上海,却有一些年龄与黄蜀骏相仿的高中生,正在为暑假里的一堂政治课激
《瞭望东方周刊》针对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的观点,采访了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双方观点如下。  美国学生部分观点:  扎卡里·舍伍德(Zachary Sherwood)  “中国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和精通网络的一代“愤青”民族主义者,是对这个国家的一种独特的挑战。“愤青”们表达不满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压制中国的外部和外国势力身上。这种社会力量强大且不可预测,应当引起这个国家、政
当新中国走到第60年,当年用来描绘社会主义美好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再普通不过的时候,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可持续发展”。  不要小看一块手机电池。  一粒纽扣电池可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一节电池烂在地里,能够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如果在上海2000个社区和世博场馆设置回收装置,专门回收废旧手机、电池和配件,每年可以回收的量大约是8万件,就可以使得480
4月21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揭开了第五届年会的序幕:“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特别圆桌会议。与“博鳌亚洲论坛”其他会议不同的是,青年领袖会议没有设主席台,没有主旨演讲,甚至没有既定的程序。有的只是一个框架,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成功者对话成功的平台。  圆桌会议的发言嘉宾包括澳大利亚议会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迈克尔约翰逊、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亚太区副总裁欧思文、澳大利亚太平杂志董事
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为什么难?根本原因在于煤矿资源是行政划拨的,没有市场化。    山西省煤炭企业重组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山西省政府批准的规划方案显示,到2010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家减少至约100家,全省矿井总数要从2598座减少至1000座,煤炭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产能。  此次山西煤企重组将以地方国企为主,到2010年底,山西的国有矿井数将占到全省的82.1%
1979年夏天,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李银河,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个新鲜的讲习班--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北京讲授社会学。  “能参加那个班我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挑选的人。”李银河记得当时参加讲习班的有20多人,大都二三十岁年纪,来自全国各地跟研究社会状况相关的单位。“同学里还有叶小文,现在的国家宗教局局长。”  讲习班设一家宾馆里。两个多月间,两位教授亲自讲授社会统计学
摘要:反思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能力。因此,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关注职前教师反思能力的培养。然而,由于反思的过程具有不可见性,使得追踪职前教师的反思能力发展轨迹十分困难。认知网络分析(ENA)提供了一种量化定性数据中认知框架元素之间关系的方法。该文分析了30名职前教师在完成两个阶段协作脚本写作任务后的反思日记。基于ENA,探究在线协作写作中职前教师反思类型及元认知策略之间的关系,并追踪其反思能力
8月25日,在韩国全罗南道高兴郡的罗老宇航中心,韩国民众挥舞国旗,关注“罗老号”升空发射。    8月25日下午5点,在韩国全罗南道高兴郡的罗老宇航中心,因各种原因一连推迟了7次发射,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韩国首枚运载火箭“罗老号”,终于点火升空。  起初一切运行良好:第一、二级火箭成功分离,霎时间观看发射实况转播的韩国民众沸腾了,“国民的自尊心高涨到了顶点”;然而,9分钟后,由于覆盖卫星
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同时,韩国首都首尔主办了一场“设计奥运会”。  所谓“设计奥运”,就是通过主办以设计为主题的大型活动,把国内外的设计师、设计教育者、经营人员、创作团体、学生和大量游客吸引过来。  2008年堪称首尔的“设计元年”,这一年他们通过“设计奥运”吸引了200万人。而首尔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他们要把“设计”打造成首尔的一张城市名片,并以“设计”聚集相关产业,推动经济复兴、城市繁荣,最终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