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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东莞建市20年。
这是一个当下最具争议的城市。
上世纪末，这个城市，在最短的时间内，以火箭的速度，进入了史上最富有的时期。刚刚过去的2007年，东莞GDP突破3000亿元，富可敌省；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城市排名中，东莞从第15位跃升为第8位；《2007年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显示，东莞的综合竞争力和综合发展后劲双双领跑广东，位居全省第一。
争议如影随形。
进入本世纪，“东莞模式”正在逼向极限：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急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难以为继，环境容量难以为继，社会容量难以为继，旧的“东莞模式”亦难以为继。
同时，物质上的富有终难掩盖其人文发展的缓慢，以及社会管理的滞后——农民的惯性依然顽固，社会治安更加严峻。越富有，反差越强烈。原于人文素质积累的速度远无法匹敌财富积累的速度。
这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人们对东莞的偏见。当局者也并不迷。自上而下，务实的东莞人已经直面问题，开始了经济社会的双转型。然而，这并不比当年的共同脱贫来得更容易。
毫无疑问，转型必然发生。但转型的主体是谁？转型的动力何在？未来在哪里？
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阵地，这里可能是经验，但也可能是教训。
东莞奇迹
黄昏的虎门大桥，来往车辆川流不息，繁忙地往返于珠江口东西两岸。
两个世纪以来，这里未曾缺乏被载入史册的故事。
19世纪中期，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东莞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
1978年9月，全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落户东莞虎门，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在此之前的两个月，国务院刚刚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而确定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
1988年，东莞升格为地级市，揭开了东莞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关于东莞的故事，在它的博物馆里，记者看到了最详实的记载。
引来的第一家来料加工厂是香港人开的太平手袋厂，然后是香港人开的毛织厂、玩具企业……这种后来被称为“三来一补”的经济形式成为中国内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东莞人开始了从农业直接向工业的转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这种被称为外向型的经济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当时，正值国际分工产业转移，随之而来的还有台商，他们带来了制鞋业、家具制造业，还有后来最让东莞人引以为豪的电子制造业。
再后来，日、韩、欧、美等地影响力较大的企业纷纷进入，世界工业已经无可扭转地涌入了东莞。东莞成功地承接了香港纺织产业的转移，台湾制鞋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转移，由此催生了IT新城、服装之城、毛织名镇、家具之都、世界鞋都。
东莞人不无骄傲地告诉《小康》记者，“无论你在那里订货，商品都在东莞制造”，“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他们创造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财富急速增长的奇迹：改革开放30年来，东莞GDP平均每年增长达18%，近10年来平均每年增长达20%。东莞的GDP值亦呈梯式刷新的姿态：2003年805亿元，2004年破千亿元，2005年2182.44亿元，2006年2624亿元，2007年逾3000亿元。
在最短的时间内，东莞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县到工业化城市的转变。这个过程，西方国家用了100多年，亚洲“四小龙”用了40多年，东莞仅用20多年。
在这20多年里，东莞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全世界大批有钱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投资，另一件是把全中国大批贫困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打工。这句话最精辟地概括了所谓的“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
这又让东莞人尴尬。
东莞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它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没有销售渠道，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丰厚的利润与其无关，它赚的不过是很少的打工费。
早在1994年的时候，东莞就提出“推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实施“三个转变”的战略构想：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然而十几年过去，东莞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实质性效果。
2007年1月，東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将“双转型”列为东莞未来发展的战略。
当下，“双转型”成为东莞最流行的词汇。
陷入“双边缘化困境”
2007年5月，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首家落户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化为一片废墟。
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东莞赖以发家的外援型加工业已经走向没落。
在经历了二十余年高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之后，“东莞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进入2000年之后，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地荒”，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这是东莞那些“请进来”的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
在官方的语境中，东莞经济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早期的“双优势效应”，作为沿海开放的先行地区，东莞在全国最早承接了国际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引进了加工制造业；同时，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丰富、成本低廉，市场开阔。
现在，东莞的“双优势效应”正在失去。市委书记刘志庚提醒，制约东莞发展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以资源紧缺为例，目前可供利用的土地占全市总面积不到10%，按照目前消耗量计算，十几年内将消耗殆尽。全市超过一半的镇街出现供水紧张状况。
而随着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宽领域、纵深化发展，国内许多地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在承接国际大企业和新兴产业方面走在了东莞前面；东莞的土地、劳动力、能源等供给的瓶颈，导致成本不断上升，先进制造业的基础薄弱，后发优势今非昔比。
采访中发现，一些企业已经离去，或正在考虑离去。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东莞外资企业的终止数量逐年增加。2006年，东莞有统计的外资企业终止数量为1003家，比上年增加三成，2007年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外资企业都是不着根的，很快就转移。不转移的话也等于白干，一分钱赚不到。”东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向《小康》记者介绍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东莞陷入了“双边缘化困境”：一方面，所引进的产业仍是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为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产业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尤其在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处于落后地位，在国内生产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位置。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东莞庞大的人口，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压力。刘志庚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产业升级。
未来的希望在民企
“双转型”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深圳已经走在了前面，靠的是发展高科技，如像华为那样的优质民营高科技企业。
那么，东莞呢？
东莞现有的基础是一万多家靠贴牌生产为主的加工贸易企业。在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披露的转型计划中，他们准备将一部分加工企业从贴牌加工向品牌竞争转变，开发自己的产品，继而推销产品，既有研发中心，又有销售中心。
一些具有潜质的台企、港企也被纳入了转型计划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资企业主动参与珠三角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将对双方都有利。但遗憾的是，许多台资企业属于购销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同时自有资金比例高等因素也导致其不愿输出技术。两岸分工也无法由生产制造分工升级为研发创造分工，这导致双方合作发展的空间萎缩。”华南师范大学唐昊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
更多的人将希望寄予了本土经济的发展。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特别强调的就是应当加快提升东莞本土经济的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他认为，政府应当大力扶植本土经济的成长。
近几年，东莞市政府在这方面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2006年，东莞出台了“民营经济新48条”，首次将“两自”企业纳入市财政重点支持的名单，并提出，从2006年开始五年内，每年拿出10个亿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每年再拿出10个亿支持东莞人创业；2007年，东莞又提出，对东莞上市的民营企业给予200万的资助，最高可奖励2000万元……
而由外资一统天下的格局也正在东莞悄悄转变。原东莞市委书记、现广东省副省长佟星对《小康》记者表示，东莞的民营经济产值占了GDP的32％，内源型经济税收占了58％。但从2006年东莞市纳税前10名的民营企业的构成中，记者发现，从事房地产和商业的占了七成。
刘志庚坦言，“最大的问题是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酒店、房地产等第三产业，上市公司也不多，与东莞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我们正采取措施，鼓励引导民营经济进入第二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民营企业知道技术对它的重要作用，华为就是一个民营企业。” 2006年，华为给深圳的税收是60个亿。“如果你能聚集一大堆这样的企业在你的城市中，就发达了。”在佟星看来，华为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
“10个华为的产值比得上一个东莞的产值”，刘志庚也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华为。
但到目前为止，东莞仍没有出现深圳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也只有步步高等少数几个品牌。不仅无法与广州、深圳、佛山相比，甚至比不上惠州。这让东莞人无法释怀。
尽管如此，佟星坚持认为，东莞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的崛起。
塑造城市化中的“新莞人”
所谓“希望”说的是未来。
“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很痛苦的结果”，一位接受《小康》采访的广东省政府官员说，“基本上，我们还没有实现人的转变和提升，农民还是农民，虽然很有钱，但你看整个珠三角，农民都无业可就。”
“现在珠三角的农民真正能经营一个小摊小档的，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里面已经是难得。他即使没钱，也看不上1000块的工资。”
在乌沙镇记者了解到，家庭妇女就业率不高。“因为就业的收入本来就不高，一个妇女丢掉一个家庭，去干一千几百块的活，不如选择把家庭照顾好一点。”这是相当一部分当地人的观念。
农村城市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现农民就业。正如这位官员所说的，“农民不就业，生产方式不转变过来，其他所有的改变都是表面的。”
10年前，新华社一位记者对一位土著东莞人说，改革开放快20年了，珠三角人的素质，没有质的变化。“当时我很不服气，现在看来，农村还是农村那种味道。”那位土著东莞人指的就是现任东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叶泽驹。
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过年，叶泽驹和女儿到一位亲戚家作客，那位亲戚是洗脚上田富起来的农民，他们家里盖了一个别墅，枣红色的瓦，白色的墙，水晶的地板，装修华丽。那家人的小孩尿急了，奶奶当即拉开孙子的裤裆在水晶地板上解决。叶泽驹的女儿在旁边连忙叫，“奶奶，奶奶，那个地板很值钱的。”但已经来不及。
叶泽驹再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依然忍俊不禁。“但是，对于原来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的农民来说，得有这么一个过程。”最近他下去检查，发现新拆迁的几个新村小区，农民的精神状态、行为举止已经很不一样。忽然之间他冒出一个想法，“以前说农民没经过产业工人这一阶段，就不会有组织，不会有纪律，不会文明，这是老的观点。但我想，农民不上楼，就没有文明，一上楼就有。”
东莞人想要完成蜕变的心情是迫切的。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前所未有地被重视起来。
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吴维保向《小康》记者介绍，过去的五年，东莞市投入15亿多元资金，兴建了东莞玉兰大剧院、东莞图书馆、东莞展览馆……“图书馆之城”、“博物馆之城”和“广场文化之城”的“文化三城”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其中，最让他们自豪的是玉兰大剧院，那是东莞人的文化地标，东莞人可以享受到经济实惠的音乐剧演出，就连深圳人也要羡慕他们。
而主管文化的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也成为了当地政府最繁忙的部门之一，吴维保则成为了最繁忙的局长之一。这位湖南人颇为务实，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中，取得了不少制度上的创新。譬如，他坚持政府管文化，企业做文化。政府不做文化赚钱，很多的文化项目通过向企业招标来完成。他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老百姓真正从中得到实惠。
在那里，搞文化的人很庆幸自己遇上了发展的最好时机。“东莞市政府在文化建设上，确实舍得投入，我们可以做成很多事情。”接受采访的文化官员一致表示。
东莞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全城文化建设带来的影响，“用健康的内容，去充实他们的时间，用健康的思维，慢慢去影响他们不规范的行为，改掉坏习惯。”如乌沙镇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建平所说，至少看演出、看比赛的时候，他们学会鼓掌吧。
在整个“双转型”中，政府工作的重心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为如何让东莞百万传统农民转变为现代市民；二为如何让几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真正融入东莞社会，让他们对东莞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新东莞人。
他们的一些做法，赢得了不少掌声。
2007年4月，东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数百万外来在莞务工人员改称为“新莞人”。这个称呼改变的背后，还包含着设立新莞人管理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加快外来务工人员融入这座城市的努力。
在《小康》采访中，非东莞土著都很高兴地称自己为“新莞人”，而东莞土著则管自己叫“老莞人”。
“在这个问题上，市民待遇、新市民等提法体现出了东莞政府的诚意，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社会保障、权利维护、待遇改善、发展机遇等方面真正使他们成为东莞市民，则不是一个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唐昊认为，东莞作为依靠外来人口发展起来的城市，若要继续发展，就必须与外来人口一起发展。否则不要说发展，连现有的水平也难以保持。
在他看来，东莞的城市化不仅包括农民如何转化为技术工人，还包括促进外来人口发展权的问题。
这关系到东莞的未来。
松山湖，未来的主角？
在东莞的未来中，松山湖高新科技园不一定是唯一主角，但无疑是最不可或缺的主角。
2002年，作为未来现代化城市和“科技东莞”象征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宣告诞生。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委员曾莉向《小康》记者介绍，那是时任东莞市委书记佟星的最大手笔，花了100亿元建设了这个最具前瞻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被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专家委员会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01年6月，东莞市委市政府提出计划用72平方公里土地建松山湖高新科技园。
在那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山野岭。“在人们心目中，没有荒山野岭能搞东西的。2001年，东莞还看不到希望，房价才1000多元一平米。” 佟星说。
但就是在一片荒山野岭中，用了三分之一的山，三分之一的地，三分之一的河流，开发出了东莞的未来。这里被东莞市委市政府看作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引擎，承担着吸引外来高技术产业、以自主创新为动力升级当地经济产业结构的任务。
这是一个规划整一、配套功能完善、依山傍水的高新科技园，在那些叫生产力促进基地、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园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东莞经济的另一种力量：年轻而充满活力。他们的周围是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的研究院、学院和各式研究机构，包括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东莞理工学院等。
而在此之前，东莞仅有一所大专院校。
2001年，佟星到教育部申请办一个本科院校，按照正常程序，排队要等三年，但东莞等不及。除非能满足当时教育部开出的两个条件：一是一次性拨10个亿立马兴建一个，二是能找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来当院长。很快，佟星满足了教育部开出的条件，10个亿资金已经到位，并请来了时任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的杨晓西教授当院长。东莞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本科院校——东莞理工学院。“本科生终是要起作用的”，佟星说。现在看来，东莞理工学院已经成为东莞人才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
松山湖的地比城里的贵三倍，他们要卖的是概念。“谁敢于进来，今后肯定能发财”。典型的东莞式承诺，像他们当初引入外资时候的承诺一样。
于是，华为来了，万科来了，易事特们也来了。还有更多想要进来的，因为较高的门槛而被拒之门外。来自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的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8月，共引进大中型生产、研发、总部及产业支援服务项目超过160家，引资总额约280亿元人民币。
曾莉表示，松山湖剩下的地已经不多，所以，今后要进来的企业更加困难，他们会更谨慎，也会更严格。
在这里，东莞准备把全球最有头脑的人聚集来为东莞贡献智慧。佟星认为，“那些所谓能搞高新技术的地方，必须要让高新技术企业人才能够留下来，他们的孩子能上到最好的幼儿园，能够有最好的医疗，要有最好的购物环境、最好的空气质量。这些东西是这些地方必须要具备的。这样，那些研究生博士生才愿意留下来。” 松山湖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进行规划布局的，虽然未必全部达到最好。
一些高学历人才还是不愿意把家安在东莞，更愿意选择广州、深圳。东莞与周边的深圳相比，差距很大。统计显示，深圳市本科以上学历人才占人才总量的38.55%，而东莞只有18.49%。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一直在努力提升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加快完善配套和不断提升环境。松山湖在东莞的优势还是明显的，进来的都是充满想象力的企业，带给人们的是同样充满想象力的松山湖未来。没有人能估计松山湖将会发出多大的能量。
然而，松山湖仅是东莞的其中一种特色。而整个东莞的未来，可能是经验，也可能是教训。
这是一个当下最具争议的城市。
上世纪末，这个城市，在最短的时间内，以火箭的速度，进入了史上最富有的时期。刚刚过去的2007年，东莞GDP突破3000亿元，富可敌省；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城市排名中，东莞从第15位跃升为第8位；《2007年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显示，东莞的综合竞争力和综合发展后劲双双领跑广东，位居全省第一。
争议如影随形。
进入本世纪，“东莞模式”正在逼向极限：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急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难以为继，环境容量难以为继，社会容量难以为继，旧的“东莞模式”亦难以为继。
同时，物质上的富有终难掩盖其人文发展的缓慢，以及社会管理的滞后——农民的惯性依然顽固，社会治安更加严峻。越富有，反差越强烈。原于人文素质积累的速度远无法匹敌财富积累的速度。
这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人们对东莞的偏见。当局者也并不迷。自上而下，务实的东莞人已经直面问题，开始了经济社会的双转型。然而，这并不比当年的共同脱贫来得更容易。
毫无疑问，转型必然发生。但转型的主体是谁？转型的动力何在？未来在哪里？
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阵地，这里可能是经验，但也可能是教训。
东莞奇迹
黄昏的虎门大桥，来往车辆川流不息，繁忙地往返于珠江口东西两岸。
两个世纪以来，这里未曾缺乏被载入史册的故事。
19世纪中期，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东莞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
1978年9月，全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落户东莞虎门，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在此之前的两个月，国务院刚刚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而确定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
1988年，东莞升格为地级市，揭开了东莞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关于东莞的故事，在它的博物馆里，记者看到了最详实的记载。
引来的第一家来料加工厂是香港人开的太平手袋厂，然后是香港人开的毛织厂、玩具企业……这种后来被称为“三来一补”的经济形式成为中国内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东莞人开始了从农业直接向工业的转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这种被称为外向型的经济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当时，正值国际分工产业转移，随之而来的还有台商，他们带来了制鞋业、家具制造业，还有后来最让东莞人引以为豪的电子制造业。
再后来，日、韩、欧、美等地影响力较大的企业纷纷进入，世界工业已经无可扭转地涌入了东莞。东莞成功地承接了香港纺织产业的转移，台湾制鞋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转移，由此催生了IT新城、服装之城、毛织名镇、家具之都、世界鞋都。
东莞人不无骄傲地告诉《小康》记者，“无论你在那里订货，商品都在东莞制造”，“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他们创造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财富急速增长的奇迹：改革开放30年来，东莞GDP平均每年增长达18%，近10年来平均每年增长达20%。东莞的GDP值亦呈梯式刷新的姿态：2003年805亿元，2004年破千亿元，2005年2182.44亿元，2006年2624亿元，2007年逾3000亿元。
在最短的时间内，东莞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县到工业化城市的转变。这个过程，西方国家用了100多年，亚洲“四小龙”用了40多年，东莞仅用20多年。
在这20多年里，东莞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全世界大批有钱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投资，另一件是把全中国大批贫困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打工。这句话最精辟地概括了所谓的“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
这又让东莞人尴尬。
东莞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它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没有销售渠道，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丰厚的利润与其无关，它赚的不过是很少的打工费。
早在1994年的时候，东莞就提出“推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实施“三个转变”的战略构想：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然而十几年过去，东莞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实质性效果。
2007年1月，東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将“双转型”列为东莞未来发展的战略。
当下，“双转型”成为东莞最流行的词汇。
陷入“双边缘化困境”
2007年5月，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首家落户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化为一片废墟。
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东莞赖以发家的外援型加工业已经走向没落。
在经历了二十余年高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之后，“东莞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进入2000年之后，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地荒”，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这是东莞那些“请进来”的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
在官方的语境中，东莞经济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早期的“双优势效应”，作为沿海开放的先行地区，东莞在全国最早承接了国际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引进了加工制造业；同时，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丰富、成本低廉，市场开阔。
现在，东莞的“双优势效应”正在失去。市委书记刘志庚提醒，制约东莞发展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以资源紧缺为例，目前可供利用的土地占全市总面积不到10%，按照目前消耗量计算，十几年内将消耗殆尽。全市超过一半的镇街出现供水紧张状况。
而随着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宽领域、纵深化发展，国内许多地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在承接国际大企业和新兴产业方面走在了东莞前面；东莞的土地、劳动力、能源等供给的瓶颈，导致成本不断上升，先进制造业的基础薄弱，后发优势今非昔比。
采访中发现，一些企业已经离去，或正在考虑离去。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东莞外资企业的终止数量逐年增加。2006年，东莞有统计的外资企业终止数量为1003家，比上年增加三成，2007年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外资企业都是不着根的，很快就转移。不转移的话也等于白干，一分钱赚不到。”东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向《小康》记者介绍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东莞陷入了“双边缘化困境”：一方面，所引进的产业仍是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为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产业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尤其在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处于落后地位，在国内生产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位置。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东莞庞大的人口，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压力。刘志庚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产业升级。
未来的希望在民企
“双转型”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深圳已经走在了前面，靠的是发展高科技，如像华为那样的优质民营高科技企业。
那么，东莞呢？
东莞现有的基础是一万多家靠贴牌生产为主的加工贸易企业。在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披露的转型计划中，他们准备将一部分加工企业从贴牌加工向品牌竞争转变，开发自己的产品，继而推销产品，既有研发中心，又有销售中心。
一些具有潜质的台企、港企也被纳入了转型计划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资企业主动参与珠三角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将对双方都有利。但遗憾的是，许多台资企业属于购销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同时自有资金比例高等因素也导致其不愿输出技术。两岸分工也无法由生产制造分工升级为研发创造分工，这导致双方合作发展的空间萎缩。”华南师范大学唐昊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
更多的人将希望寄予了本土经济的发展。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特别强调的就是应当加快提升东莞本土经济的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他认为，政府应当大力扶植本土经济的成长。
近几年，东莞市政府在这方面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2006年，东莞出台了“民营经济新48条”，首次将“两自”企业纳入市财政重点支持的名单，并提出，从2006年开始五年内，每年拿出10个亿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每年再拿出10个亿支持东莞人创业；2007年，东莞又提出，对东莞上市的民营企业给予200万的资助，最高可奖励2000万元……
而由外资一统天下的格局也正在东莞悄悄转变。原东莞市委书记、现广东省副省长佟星对《小康》记者表示，东莞的民营经济产值占了GDP的32％，内源型经济税收占了58％。但从2006年东莞市纳税前10名的民营企业的构成中，记者发现，从事房地产和商业的占了七成。
刘志庚坦言，“最大的问题是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酒店、房地产等第三产业，上市公司也不多，与东莞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我们正采取措施，鼓励引导民营经济进入第二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民营企业知道技术对它的重要作用，华为就是一个民营企业。” 2006年，华为给深圳的税收是60个亿。“如果你能聚集一大堆这样的企业在你的城市中，就发达了。”在佟星看来，华为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
“10个华为的产值比得上一个东莞的产值”，刘志庚也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华为。
但到目前为止，东莞仍没有出现深圳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也只有步步高等少数几个品牌。不仅无法与广州、深圳、佛山相比，甚至比不上惠州。这让东莞人无法释怀。
尽管如此，佟星坚持认为，东莞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的崛起。
塑造城市化中的“新莞人”
所谓“希望”说的是未来。
“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很痛苦的结果”，一位接受《小康》采访的广东省政府官员说，“基本上，我们还没有实现人的转变和提升，农民还是农民，虽然很有钱，但你看整个珠三角，农民都无业可就。”
“现在珠三角的农民真正能经营一个小摊小档的，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里面已经是难得。他即使没钱，也看不上1000块的工资。”
在乌沙镇记者了解到，家庭妇女就业率不高。“因为就业的收入本来就不高，一个妇女丢掉一个家庭，去干一千几百块的活，不如选择把家庭照顾好一点。”这是相当一部分当地人的观念。
农村城市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现农民就业。正如这位官员所说的，“农民不就业，生产方式不转变过来，其他所有的改变都是表面的。”
10年前，新华社一位记者对一位土著东莞人说，改革开放快20年了，珠三角人的素质，没有质的变化。“当时我很不服气，现在看来，农村还是农村那种味道。”那位土著东莞人指的就是现任东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叶泽驹。
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过年，叶泽驹和女儿到一位亲戚家作客，那位亲戚是洗脚上田富起来的农民，他们家里盖了一个别墅，枣红色的瓦，白色的墙，水晶的地板，装修华丽。那家人的小孩尿急了，奶奶当即拉开孙子的裤裆在水晶地板上解决。叶泽驹的女儿在旁边连忙叫，“奶奶，奶奶，那个地板很值钱的。”但已经来不及。
叶泽驹再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依然忍俊不禁。“但是，对于原来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的农民来说，得有这么一个过程。”最近他下去检查，发现新拆迁的几个新村小区，农民的精神状态、行为举止已经很不一样。忽然之间他冒出一个想法，“以前说农民没经过产业工人这一阶段，就不会有组织，不会有纪律，不会文明，这是老的观点。但我想，农民不上楼，就没有文明，一上楼就有。”
东莞人想要完成蜕变的心情是迫切的。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前所未有地被重视起来。
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吴维保向《小康》记者介绍，过去的五年，东莞市投入15亿多元资金，兴建了东莞玉兰大剧院、东莞图书馆、东莞展览馆……“图书馆之城”、“博物馆之城”和“广场文化之城”的“文化三城”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其中，最让他们自豪的是玉兰大剧院，那是东莞人的文化地标，东莞人可以享受到经济实惠的音乐剧演出，就连深圳人也要羡慕他们。
而主管文化的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也成为了当地政府最繁忙的部门之一，吴维保则成为了最繁忙的局长之一。这位湖南人颇为务实，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中，取得了不少制度上的创新。譬如，他坚持政府管文化，企业做文化。政府不做文化赚钱，很多的文化项目通过向企业招标来完成。他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老百姓真正从中得到实惠。
在那里，搞文化的人很庆幸自己遇上了发展的最好时机。“东莞市政府在文化建设上，确实舍得投入，我们可以做成很多事情。”接受采访的文化官员一致表示。
东莞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全城文化建设带来的影响，“用健康的内容，去充实他们的时间，用健康的思维，慢慢去影响他们不规范的行为，改掉坏习惯。”如乌沙镇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建平所说，至少看演出、看比赛的时候，他们学会鼓掌吧。
在整个“双转型”中，政府工作的重心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为如何让东莞百万传统农民转变为现代市民；二为如何让几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真正融入东莞社会，让他们对东莞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新东莞人。
他们的一些做法，赢得了不少掌声。
2007年4月，东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数百万外来在莞务工人员改称为“新莞人”。这个称呼改变的背后，还包含着设立新莞人管理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加快外来务工人员融入这座城市的努力。
在《小康》采访中，非东莞土著都很高兴地称自己为“新莞人”，而东莞土著则管自己叫“老莞人”。
“在这个问题上，市民待遇、新市民等提法体现出了东莞政府的诚意，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社会保障、权利维护、待遇改善、发展机遇等方面真正使他们成为东莞市民，则不是一个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唐昊认为，东莞作为依靠外来人口发展起来的城市，若要继续发展，就必须与外来人口一起发展。否则不要说发展，连现有的水平也难以保持。
在他看来，东莞的城市化不仅包括农民如何转化为技术工人，还包括促进外来人口发展权的问题。
这关系到东莞的未来。
松山湖，未来的主角？
在东莞的未来中，松山湖高新科技园不一定是唯一主角，但无疑是最不可或缺的主角。
2002年，作为未来现代化城市和“科技东莞”象征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宣告诞生。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委员曾莉向《小康》记者介绍，那是时任东莞市委书记佟星的最大手笔，花了100亿元建设了这个最具前瞻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被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专家委员会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01年6月，东莞市委市政府提出计划用72平方公里土地建松山湖高新科技园。
在那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山野岭。“在人们心目中，没有荒山野岭能搞东西的。2001年，东莞还看不到希望，房价才1000多元一平米。” 佟星说。
但就是在一片荒山野岭中，用了三分之一的山，三分之一的地，三分之一的河流，开发出了东莞的未来。这里被东莞市委市政府看作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引擎，承担着吸引外来高技术产业、以自主创新为动力升级当地经济产业结构的任务。
这是一个规划整一、配套功能完善、依山傍水的高新科技园，在那些叫生产力促进基地、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园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东莞经济的另一种力量：年轻而充满活力。他们的周围是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的研究院、学院和各式研究机构，包括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东莞理工学院等。
而在此之前，东莞仅有一所大专院校。
2001年，佟星到教育部申请办一个本科院校，按照正常程序，排队要等三年，但东莞等不及。除非能满足当时教育部开出的两个条件：一是一次性拨10个亿立马兴建一个，二是能找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来当院长。很快，佟星满足了教育部开出的条件，10个亿资金已经到位，并请来了时任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的杨晓西教授当院长。东莞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本科院校——东莞理工学院。“本科生终是要起作用的”，佟星说。现在看来，东莞理工学院已经成为东莞人才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
松山湖的地比城里的贵三倍，他们要卖的是概念。“谁敢于进来，今后肯定能发财”。典型的东莞式承诺，像他们当初引入外资时候的承诺一样。
于是，华为来了，万科来了，易事特们也来了。还有更多想要进来的，因为较高的门槛而被拒之门外。来自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的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8月，共引进大中型生产、研发、总部及产业支援服务项目超过160家，引资总额约280亿元人民币。
曾莉表示，松山湖剩下的地已经不多，所以，今后要进来的企业更加困难，他们会更谨慎，也会更严格。
在这里，东莞准备把全球最有头脑的人聚集来为东莞贡献智慧。佟星认为，“那些所谓能搞高新技术的地方，必须要让高新技术企业人才能够留下来，他们的孩子能上到最好的幼儿园，能够有最好的医疗，要有最好的购物环境、最好的空气质量。这些东西是这些地方必须要具备的。这样，那些研究生博士生才愿意留下来。” 松山湖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进行规划布局的，虽然未必全部达到最好。
一些高学历人才还是不愿意把家安在东莞，更愿意选择广州、深圳。东莞与周边的深圳相比，差距很大。统计显示，深圳市本科以上学历人才占人才总量的38.55%，而东莞只有18.49%。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一直在努力提升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加快完善配套和不断提升环境。松山湖在东莞的优势还是明显的，进来的都是充满想象力的企业，带给人们的是同样充满想象力的松山湖未来。没有人能估计松山湖将会发出多大的能量。
然而，松山湖仅是东莞的其中一种特色。而整个东莞的未来，可能是经验，也可能是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