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评家的工具箱里面，“先锋性”和“诚恳度”这两个工具，很少有机会能够同时施予一身。想想，也是啊，当“修辞”——甚至“唯修辞”——披挂了某种先锋性，进而成为“生命”的分神之物，诗人往往难以在诚恳度上求得动人的饱满。此种情形并非罕见，是故，诚恳度似乎还得求诸相对“传统”的作品。
　　在這个前提下来讨论张新泉，绝对没有半点对先锋性写作的不敬，只是我们应该晓得，在修辞、学养和启蒙导师般的高蹈之外，尚有可能依靠生命和生活的直接性体悟，来成全一种具有很高诚恳度的新现实主义写作。此类写作看似容易，而内行则清楚，我们通常都低估了其内在的难度。
　　张新泉做过筑路工、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和文工团创作员，后来又做了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我们着迷于诗人的经历，毋宁说，更加着迷于经历对写作的恩赐。此种经历可以写小说呢，然而偏不，他成了一个诗人，一个迟到的诗人：三十多岁才开始写作，四十多岁才引起关注。张新泉并非早慧的天才，是生命和生活的积累，自然而然地溢出了他的玻璃杯，他才猛地意识到，不去写作可能会是一种损失。
　　是的，他没有写小说，然而通过诗，却分担了部分小说的使命：对小现场的沉浸，与对小人物的沟通。诗人并没有士大夫式的鸟瞰式的悲悯之眼，他就在他们中间，剥花生，喝白干，说聊斋，固守着“惯看秋月春风”的野老生涯。布衣江湖，细民市井，固然不知魏晋，却自有充实，自有喜乐，自有通透，自有旷达，自有超脱，反倒没有翻不过的坎，没有破不了的执。这里面自有菩提，中国古代小说多有宣扬;张新泉却用新诗，在新的语境里，重现和重申了此种萧散而轻盈的生活方式。
　　值得注意的还有诗人的立场，因为即便在新的语境里，他也没有把写作导向火热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群众生活”，此点已有论者（比如燎原先生）谈及，可以从略，然而不可不知此乃诗人之主要价值。疏离即是价值。张新泉自言，他非鲲非鹏非鹰，乃是一只小麻雀，在低处，在民间，“向你的窗口送去一串叽喳”;我们也早已发现，他的灰色的飞翔，从低树到浅草，嵌满了从容而又夹有惊诧的小回旋。是的，他不是启蒙导师，也不是美学先锋，他和他的他们绕开了轰鸣着的巨大机器，并在某种夹缝之中求得继续生活的情趣，即便有时漏出几颗调侃，几颗忿怒，也不会伤及男中音的风度，不会伤及温柔敦厚的风旨，真所谓：袖里藏好刀，胸中有文火——《好刀》者，《文火》者，皆张新泉之诗也。
　　诗人之善不仅及于若干小人物，近来已然及于万物，可参读《白羊渡》《七楼上的鸡》和《一只羊对记者说》。
　　前面说到古代小说，顺嘴可说到诗人的语言问题。诗人善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技法，然而这些老针线缝合而成的，仅仅是其表皮;在诗的具体而微的展开过程中，我们很快就会遭遇年轻得让人吃惊的尖厉、顽皮、幽默和“轻摇滚”：此种皮里阳秋，让他的作品有了那么一点点复调（polyphony）特征。故而此后几代诗人都能在张新泉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兴奋点，但又总觉得剂量不够：可见兴奋点，亦是清凉油。
　　最后还得说到，在六十六岁之年，张新泉私印《好刀》，终以六十四开一百一十八页的小情怀，示弱于这个羊皮精装的多卷本时代。
　　“我尽力了。我辜负了我。”诗人满头飞霜，将这句话连说了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