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阅读了秋浦等所著《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获得了不少知识，对于这个在一九四五年只剩下一百七十人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办法，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获得新生，并由原始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这部书的难得和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所记述的鄂温克人的社会生活情状，是从任何文字记载中所见不到的，全书的材料都来自作者们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实地调查。作者之一的秋浦同志在《后记》中说：“由于鄂温克人没有文字，历史文献又对游猎于额尔古纳河畔的这一部分鄂温克人缺乏记载，因此，这次编写主要是根据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一九五七年深入这一部分鄂温克人中进行直接访问调查所得来的材料；同时也适当地利用了有关其他部分鄂温克人以及与鄂温克人有历史渊源关系的鄂伦春人的调查材料”。①一九五七年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距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鄂温克人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类似本书中所利用的那些珍贵材料，再也无从搜集了。我敢说，如果把我国其他类似鄂温克人那些少数兄弟民族的调查材料，加以精心地科学整理，或者原原本本地保存下来，则不但可以真实地记录这些民族原始社会的历史，而且对于研究和丰富诸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宗教学的内容，对于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也将是有重要意义的。
　　读过这部书之后，联想到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联想到社会历史调查这个方法的问题。
　　历史学的基础和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要弄清某种历史事实，固然要依靠前人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诸如各种体裁的史书、野史笔记、文集、方志、档案、信札、日记、碑刻以及各种地下发掘的历史文物等等。但只靠文字材料往往还是不够的。号称“浩如烟海”的史书，虽然足以汗牛而充栋，但究竟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重要历史课题的材料问题。这部《鄂温克人原始社会形态》就是有力的证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需要实地调查，就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特别是社会史、地方史、地区和部门的经济史等等，也需要作社会历史调查。应该说，利用实地调查搜集史料或订正史书记载的事实错误，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好的传统。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曾遍游大江南北，甚至跑遍当时全国各地去考察历史遗迹和搜集故老传说，只要看看《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会知道实地调查对《史记》这部伟大史学著作的写作起过多么巨大的作用。再比如明末清初的优秀史学家谈迁，为了编写明朝的编年史《国榷》，“到处访问明朝的降官、贵族子孙、太监、官僚贵族、门客、城市和乡村居民，只要有一点线索，就不放过。他还访问历史遗迹，如景泰帝和崇祯帝的坟墓，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区，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从运河北上和南下时，所过城市也都核对史书，记载有关事迹”。(吴晗：《爱国的历史家谈迁》)这种注重历史调查的修史方法，可以说代代相传，历久不衰。全国解放以后，也同样受到重视，例如一九五七年对全国少数民族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为了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而对某些民族工商业所进行的调查(已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中就充分利用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某些工厂史、公社史、村史的编写，和对三元里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调查等，都收到了可喜的成果。
　　向社会作调查，或者叫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离开了对实际情况的周密调查，就不能作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结果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对现实问题的处理是这样，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而且身体力行。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过延安整风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我们党树立了重视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对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极左的教条主义作怪，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史无前例”的十年横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到了极点。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被践踏、被玷污，被败坏殆尽。正象他们高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一样，他们也是在进行“调查”的掩盖下，实际上大搞反革命的实用主义。他们制造的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他们对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干部所实行的令人发指的诬陷和迫害，都是进行过所谓“调查”的。“调查，调查，林彪‘四人帮’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调查”之名，行反革命实用主义之实，不仅施展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而且用之于为他们任意摆弄的历史学领域，许多想要告人而又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政治阴谋，要在历史上想出一些鬼名堂去进行影射和暗示，什么“评法批儒”呀，“批宋江”呀等等，并且炮制出诸如“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宋江架空晁盖，搞投降主义路线”这类鬼话进行诬蔑和煽动。这还不够，还要利用权力、玩弄权术，迷惑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欺骗引诱某些幼稚无知的人，去搞什么柳下跖起义和宋江搞投降主义的“实地调查”。在那种权力吞没了真理，谎言压倒了科学的年月，真是无奇不有。一个传说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历史上又查无实据的“柳下跖”，居然被“调查”得活灵活现，连什么进军路线、作战地点都“调查”出来了。在梁山泊所在的郓城县，竟然也能“调查”出宋江“投降”的“证据”！如今，林彪“四人帮”用人民的苦难演出的这种政治滑稽戏早已收场，它除了给人们留下痛苦的记忆、教训和在现代史学史上留下一块污垢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价值了。
　　值得我们思考、研究、总结的，倒是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历史调查。有的同志指出，要真正作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不接触实际存在的问题，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就有可能变成空泛的议论。然而，对于调查研究，包括对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首先还需要解决一个态度问题，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认真精神，那怕是科学的方法，包括社会历史调查的方法，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手里，特别是在唯意志论的控制之下也会走向反面的。我们确实有不少真实可信的历史调查，这些调查材料，不但经过反复核对、而且还与有关文字记载、历史文物互相印证，因此，它对了解和研究某些历史课题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或者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另外一些历史调查，从形式上、表面上看，也颇为丰富具体，有时间、有地点，有统计数字，有目击者或耳闻者的回忆。“事实”清清楚楚，“结论”一目了然。因为许多的材料，都是为证明“结论”而“调查”得来的。可是，只要对这些“材料”稍作深入的考察分析，并将有关史实与其他各种材料加以比较研究，就会对这种“调查”和从“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的真实性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有些就简直经不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不但无助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反而会造成某些混乱。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调查者固然有自己的责任，或者是由于思想方法、调查方法不对头，或者是由于工作不深入、不细致，以及其他主观上的某种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则是极左路线的影响，和在政治上学术上缺乏民主自由的必然结果。过去长期流行的“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就规定了历史不过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工具和奴仆，而所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实又是为某一个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而政治运动要反对什么、批判什么，甚至要批判什么人、批判什么思想，早有“定论”，为这政治运动服务的历史学，如果要用历史调查的方法进行“服务”，那就只好从现成的“定论”出发，去“调查”能够证明这种“定论”的“材料”。事实是“死”的，可调查事实和被调查事实的人却是“活”的，如果“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不愿也不敢冒着与现成的“定论”唱反调或提出异议而带来的风险，甚至灾祸，那末，他也就只好顺着这现成的“定论”，你需要什么，就“调查”什么，而“调查”什么，也就会有什么。这样，本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方法，结果却变成了一个与实事求是相反的方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中，被糟踏、被毒化的历史科学，在拨乱反正声中，又逐步恢复了自己的地位和尊严。科学的“禁区”，一个一个地被时代前进的潮流所冲破；新的历史课题和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相形之下，社会历史调查，却比较冷落和沉寂。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了解今天和昨天的中国的“国情”，更需要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客观的、真实的调查研究。社会历史调查，无论是作为现实的和历史的课题，都应该给以应有的重视和提倡。热切地期待着有志于社会历史调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成绩，获得新的成果。
　　①鄂温克人据一九六○年统计，全国共有七千多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还有一小部分分布在黑龙江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本书中所写的，是游猎在额尔古纳河畔的这部分鄂温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