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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下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俄罗斯大道上，成千上万的民众按照佛教礼仪身着白衣素裤，双手合十守候在路旁。两天前，柬埔寨太皇诺罗敦·西哈努克在北京逝世。如今这位备受争议的国君，终于结束了多年的异国漂泊。在灵车护送下魂魄归来。
对柬埔寨这个东南亚小国来说，西哈努克一生的命运浮沉，也是柬埔寨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的国运缩影。
1941年的一个上午，柬埔寨19岁的年轻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在佛教高僧、宫廷贵胄的见证下，点燃了象征胜利的蜡烛。按照王室规矩，这支蜡烛应燃烧三天三夜不灭才会预示吉祥。然而，夜晚，一场大风吹灭了烛火。人们开始恐慌，纷纷预言灾难将降临到这位国王和他的子民身上。
多年后，回忆起初登大位的那一夜，西哈努克自问：“难道我真的是一个不幸的君主吗？”
在此后的60多年政治生涯中，西哈努克经历了两次即位、一次让位、一次被废黜，后半生遭遇软禁又流亡他国，5名子女、14名孙子女遭到虐杀……他动荡的一生，似乎印证了那个烛光骤熄的夜晚，命运为他安排好的谶言。
“最愉快的年代”
从1863年开始就沦为法国“保护国”的柬埔寨，二战后期已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家独立问题开始提上柬埔寨的议程，但法国试图继续控制它。
对西哈努克来说，挑战法国势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自己之所以能登上王位，就是法国干预的结果。他的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去世后，国内的高棉民族主义者主张应由诺罗敦家族的后人继承王位，以彰显民族独立之决心；而法国则更倾向于西哈努克的外祖父所代表的西索瓦家族，这是更亲法的一个王族。
西哈努克的体内，恰好流淌着两大家族的血液，是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妥协人选。身为莫尼旺国王的外孙，他在14岁时（1936年）就被送进了位于越南西贡（后改名为“胡志明市”）的寄宿学校沙士鲁·罗巴中学，接受良好的法式教育。
在西哈努克寄宿西贡的五年间，柬埔寨受到泰国的侵略威胁。受到法国“保护”的越南印支军队准备经西贡进入柬埔寨抗击泰国。在学校里，西哈努克目送他的校长与老师们身穿漂亮的军队制服，脚踏锃亮的皮靴奔赴柬埔寨前线。
“那时西贡最显赫的人物是贝朗热海军上将。他的巡洋舰机智地把泰国的大部分战舰引诱到逞罗湾的戈张港湾后，用火炮一艘接一艘地把它击沉。”戈张港湾的这一场胜利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激起了无法形容的喜悦”。贝朗热上将也成为少年西哈努克心中不可磨灭的英雄人物。多年后，当西哈努克成为柬埔寨国王，他决定把柬埔寨王国大十字勋章授予这位英勇的海军上将。
然而，由于日本对泰国的暗中支持，加上法国的软弱，柬埔寨被迫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归还”给泰国。这一片国土，就是后来被西哈努克称为“我们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柬埔寨粮仓。如果说西哈努克是个民族主义者，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情绪早在西贡时期就开始萌芽了。
西贡的少年时光，也为西哈努克一生的生活方式打下了底色。他钟爱法式菜肴，重视享乐，勇敢地向美丽的中学老师表白，与教室里的前排女生暗送秋波……直到19岁时，外祖父的离世和突如其来的王位，结束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年代”。
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里认为，恰恰是这段受过法式教育的少年经历，使他成为法国人早已选定的王位继承人，因为“这样一个听话的中学生，一定会成为一个能为法国效劳的驯服君主”。
恋权的“独立之父”
然而，正是这位从即位就受到法国掣肘的小国国王，却最终争取到了国家独立。
1945年日本撤离柬埔寨后。西哈努克认为，法国无法再起到“保护”柬埔寨作用，于是开始寻求独立。1949年，法国开始跟西哈努克私下讨论与柬埔寨独立有关的法柬条约。但在两年后，法柬条约遭到柬埔寨国内反对君主制的民主党议会的抵制，柬埔寨独立事业也因此受阻。
为扫清独立障碍，1952年6月15日，西哈努克发表《告柬埔寨人民书》，宣布解散以民主党为主的议会，同时发誓在三年之内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并承诺届时将重新进行民主选举。
此后，西哈努克开始了一系列争取独立的外交斡旋。
1953年4月19日，西哈努克在访美期间，尽管遭到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冷遇，但却赢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支持。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西哈努克摸准了西方阵营对共产主义怀有的恐怖与抵制情绪。要求法国尽快实现柬埔寨的完全独立。《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詹姆斯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危险。”
那一年，他还访问了日本和泰国。尽管碍于法国情面，日本与泰国的王室、政界要员都不便与他谈论政治话题，但西哈努克还是成功地利用国际新闻界造势，配合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独立呼声，最终于1953年11月9日，实现了柬埔寨的完全独立。这位时年31岁的“独立之父”受到柬埔寨万民拥戴。
1955年，兑现民主选举的时间到了，但西哈努克不甘心在民选后做一位只会享乐的国王。为挽留手中的权力，他以退为进，做了个惊人的决定——让位给他的父亲。
自降为亲王的西哈努克旋即组党参选并成为首相。1960年3月，他的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在王位空缺的情况下，西哈努克又就任新设的“国家元首”之职，成为柬埔寨的最高政治领袖。
为此，反对者痛批他专制、恋权。他坦承回应：“的确，我曾是一个专制国家的元首。更确切地说，我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致力于民族独立斗争，曾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和埃及纳塞尔（埃及的第二任总统）的混合体。”
摇摆的中立外交
柬埔寨以佛教为国教，西哈努克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称为“佛教社会主义”：在佛教的保护和君主制的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式的政策。佛教社会主义的实行，让西哈努克和他的官员对治下“子民”抱持慈悲心怀。佛教的许多教义也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用来教化“子民”。 矛盾的是，尽管西哈努克对“子民”提倡节欲，他自己却不愿受信仰的约束。他一生中共迎娶过两位夫人：第一夫人诺丽亚与第二夫人莫尼克·伊吉。同时还有多位嫔妃。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西哈努克表示，他的祖父有60位嫔妃，曾祖父有300位嫔妃，“与他们相比，我有5个妃子不算多。”
1949年，西哈努克访问老挝，在一场集体舞会上，他爱上了年仅15岁的女学生玛尼婉·帕尼旺。在他的坚持下，柬埔寨王室为他们举行了象征性的婚礼。可惜好景不长，因嫉妒西哈努克对第二夫人莫尼克的宠爱，玛尼婉在1970年气愤地投奔了废黜西哈努克的朗诺集团。
在一次访问法国时，西哈努克邀一位美丽的法国女摄影师其进晚餐。按西哈努克的说法，如果这位摄影师“不是已经离过婚。没有当过家庭主妇的话，她完全可以成为令人陶醉的柬博寨王后”。这场“艳遇”既引发了“后宫”的争风吃醋。又被风波中的女主角辗转披露给新闻界。结果，在对法国的访问尚未结束时，《巴黎晚报》就发表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标题是：“柬埔寨国王将和一个法国情人结婚”。
在对内实行佛教社会主义同时，西哈努克对外奉行小国中立。其实他的政策是内在统一的。佛教社会主义的治国论述，既将柬埔寨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又区别于基督教文明国家，保持了柬埔寨理论建设上的相对中立。
某种程度上说，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在当时冷战愈演愈烈的国际情势下，柬埔寨也得以同时获得东西两阵营的经济援助，并在邻国越南和老挝都陷入内战时，维持了国内的稳定。
西哈努克奉行的“中立”。充满了嬗变和摇摆。在1965年的一次会议上，他这样阐述“中立”概念：
“柬埔寨是中立国家，但我们不能在侵略者（美国）和被侵略者（越南）之间保持中立。因为被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所承认的越南国家统一的权利，已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所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保持中立。”
但这场决心与美国对立的讲话，很快就被西哈努克自己用行动否认了。
“文革”开始后，西哈努克对中国极左势力的影响极为警惕。1967年9月，为不得罪中国方面又能防止中国“文革”输出至柬埔寨，西哈努克下令关闭了包括柬中友协在肉的所有双边友好协会。
在对中国板超脸后，西哈努克又寻求与美国缓和关系。1967年10月，他邀请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来访；1968年，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鲍尔斯访问金边。这位大使说。西哈努克对他表示：“如果你们为追捕越共而进入偏远的、不会惊扰百姓的地区，他将‘闭上自己的双眼’。”
在全世界的新闻界与政界看来，疏离中国而“投入”美国的“怀抱”，无疑再次印证了西哈努克的“嬗变”名声。对此，《纽约时报》另一位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在1980年1月3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评论说：“直到1970年，管理柬埔寨的是这么一个人，他所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逻辑的问题，而是他的人民在多灾多难的世界里的生存问题。在越南战争期间。西哈努克亲王根据具体情况，或站在这边或站在那边，保持左右均衡……但是，这种不完全的中立，已被证实是对柬埔寨有利的。后来，1970年3月的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柬埔寨从此陷入了苦难。一个有余粮的富有国家，变成了饿殍遍野的地方。”
滞留中国
1970年3月，趁西哈努克出国访问，柬埔寨时任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将军和副首相施里玛达殿下（西哈努克的表兄弟）发动政变，议会解任了西哈努克国家元首的职位，决议废止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高棉共和国。朗诺就任总统，并判处西哈努克死刑。
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访问法国、苏联期间，并将路过中国返回金边。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苏联领导人将柬埔寨发生政变的消息告诉了他。西哈努克极为悲痛，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失声痛哭。
于是，西哈努克颠沛的后半生。多数时间留在了中国。
西哈努克与中国的缘分，始于日内瓦会议期间。在一些西方记者的笔下，西哈努克被年长他24岁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父爱般”的关怀感动，1956年，西哈努克与周恩来实现了互访。
1970年，被废的西哈努克滞留中国。曾作为清朝时期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东交民巷15号迎来了新主人，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北漂生活。
西哈努克钟情西餐，中国外交部特意从上海衡山宾馆选调了西餐厨师，同时从北京饭店等几家单位精选了中餐厨师。西哈努克官邸的服务员则由国管局及北京饭店服务员组成。
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西哈努克曾透露，爱好电影的他要求中国为他放映电影。“开始他们只给我放映中国的革命影片，现在他们也给我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影片。”
让西哈努克没有想到的是，他与莫尼克这对流亡夫妻，竟在保守年代的中国里开启了一代人的审美观念。
“这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少年时期，西哈努克和宾努（柬埔寨首相，1967—1969）的两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吸引了我，”作家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她们在以后的国庆纪录片中每一次出现，都让我感到是找到了纪录片的主题。而白天的游行和夜晚的礼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西哈努克和宾努（柬埔寨首相，1967-1969）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让我羡慕的两个男人。”
历史学者雷颐也在一篇文章中称，莫尼克在电影里不断变换的美丽服装，是那个年代里爱美女孩子的最初启蒙，以至于在那个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女性，审美中多少都有些“莫尼克情结”。
为推翻朗诺政权，西哈努克被迫选择了与当时尚未成气候的柬埔寨共产党（柬共）合作，即后来的“红色高棉”。
在“独立之父”西哈努克的号召下，柬埔寨民众逐渐认同并开始支持红色高棉。在1970年到1975年间，正是支持西哈努克的农民们不断加入红色高棉领导的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1975年，红色高棉才最终推翻了朗诺政权，进入金边。 红色高棉信奉“最纯洁”的其产主义，对任何有异议的人士都进行毫不留情的清洗迫害。在中国《党史文汇》中记载，“西方谴责波尔布特说。在民柬执政期间，被处死或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人达200万之众。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为恐怖和杀戮的代名词，而其领导下的民柬社会则被称作‘杀戮之地’。”
“我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
与红色高棉的合作，令西哈努克饱受诟病。而西哈努克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则体现他解决意识形态与身份问题的柔软手法与随机应变。
据外交部亚洲司原工作人员张青回忆，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西哈努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亲切交谈。毛泽东说：“我喜欢您的讲话，内容坦率，思想真诚，您好像有共产党党员的资格！”西哈努克哈哈大笑地说道：“毛主席！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我可以同国内共产党联合，共同抗击外国侵略！”
上世纪60年代，当西哈努克决计仿照缅甸总理吴努，在柬埔寨实行“佛教社会主义”时，在他发表的一篇长文中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和佛教要融合到一起是如此困难”。
1975年。推翻了朗诺政权的红色高棉邀西哈努克回国重新担任国家元首，但他随即被软禁，几度性命难保，他的5名子女、14名孙子女也在流放途中遭到虐杀。
1979年1月，红色高棉（民柬）政权陷落，越南攻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目的地仍然是“老朋友”中国。
此后的岁月，西哈努克的足迹遍布全中国。西哈努克访问西安时，西安方面为了给吉都“争个面子”，事事按照最高标准接待，还准备了特制的冰棍，当时冰棍厂的工人戏称为“努克冰棍”。在上海，为了让西哈努克品尝纯正的鸡鸭血汤，饭店厨师杀了108只鸡。
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西哈努克毫不吝啬对中国的赞扬与感激：“中国人如此慷慨大方，我到承认西哈努克的国家去旅行需要两架飞机，一架供我和30名随行人员乘坐，另一架载运我的行李，他们都答应了，给我提供了一架总统级的飞机伊柳辛62和另一架四引擎飞机伊柳辛18。机组人员都是中国人。”
直到越南撤离后，1993年，西哈努克再次成为国王，才正式回到金边。2004年，他再次退位，将王位授予他最宠爱的儿子西哈莫尼。成为柬埔寨“太皇”后，西哈努克每年仍会回北京疗养几个月。
为表达对中国的热爱，西哈努克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怀念中国》、《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等歌曲。那个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很多中国人，至今还能哼唱几句。这位半生流亡的小国国君，将生命的最后时刻留在了中国。
对柬埔寨这个东南亚小国来说，西哈努克一生的命运浮沉，也是柬埔寨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的国运缩影。
1941年的一个上午，柬埔寨19岁的年轻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在佛教高僧、宫廷贵胄的见证下，点燃了象征胜利的蜡烛。按照王室规矩，这支蜡烛应燃烧三天三夜不灭才会预示吉祥。然而，夜晚，一场大风吹灭了烛火。人们开始恐慌，纷纷预言灾难将降临到这位国王和他的子民身上。
多年后，回忆起初登大位的那一夜，西哈努克自问：“难道我真的是一个不幸的君主吗？”
在此后的60多年政治生涯中，西哈努克经历了两次即位、一次让位、一次被废黜，后半生遭遇软禁又流亡他国，5名子女、14名孙子女遭到虐杀……他动荡的一生，似乎印证了那个烛光骤熄的夜晚，命运为他安排好的谶言。
“最愉快的年代”
从1863年开始就沦为法国“保护国”的柬埔寨，二战后期已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家独立问题开始提上柬埔寨的议程，但法国试图继续控制它。
对西哈努克来说，挑战法国势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自己之所以能登上王位，就是法国干预的结果。他的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去世后，国内的高棉民族主义者主张应由诺罗敦家族的后人继承王位，以彰显民族独立之决心；而法国则更倾向于西哈努克的外祖父所代表的西索瓦家族，这是更亲法的一个王族。
西哈努克的体内，恰好流淌着两大家族的血液，是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妥协人选。身为莫尼旺国王的外孙，他在14岁时（1936年）就被送进了位于越南西贡（后改名为“胡志明市”）的寄宿学校沙士鲁·罗巴中学，接受良好的法式教育。
在西哈努克寄宿西贡的五年间，柬埔寨受到泰国的侵略威胁。受到法国“保护”的越南印支军队准备经西贡进入柬埔寨抗击泰国。在学校里，西哈努克目送他的校长与老师们身穿漂亮的军队制服，脚踏锃亮的皮靴奔赴柬埔寨前线。
“那时西贡最显赫的人物是贝朗热海军上将。他的巡洋舰机智地把泰国的大部分战舰引诱到逞罗湾的戈张港湾后，用火炮一艘接一艘地把它击沉。”戈张港湾的这一场胜利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激起了无法形容的喜悦”。贝朗热上将也成为少年西哈努克心中不可磨灭的英雄人物。多年后，当西哈努克成为柬埔寨国王，他决定把柬埔寨王国大十字勋章授予这位英勇的海军上将。
然而，由于日本对泰国的暗中支持，加上法国的软弱，柬埔寨被迫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归还”给泰国。这一片国土，就是后来被西哈努克称为“我们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柬埔寨粮仓。如果说西哈努克是个民族主义者，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情绪早在西贡时期就开始萌芽了。
西贡的少年时光，也为西哈努克一生的生活方式打下了底色。他钟爱法式菜肴，重视享乐，勇敢地向美丽的中学老师表白，与教室里的前排女生暗送秋波……直到19岁时，外祖父的离世和突如其来的王位，结束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年代”。
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里认为，恰恰是这段受过法式教育的少年经历，使他成为法国人早已选定的王位继承人，因为“这样一个听话的中学生，一定会成为一个能为法国效劳的驯服君主”。
恋权的“独立之父”
然而，正是这位从即位就受到法国掣肘的小国国王，却最终争取到了国家独立。
1945年日本撤离柬埔寨后。西哈努克认为，法国无法再起到“保护”柬埔寨作用，于是开始寻求独立。1949年，法国开始跟西哈努克私下讨论与柬埔寨独立有关的法柬条约。但在两年后，法柬条约遭到柬埔寨国内反对君主制的民主党议会的抵制，柬埔寨独立事业也因此受阻。
为扫清独立障碍，1952年6月15日，西哈努克发表《告柬埔寨人民书》，宣布解散以民主党为主的议会，同时发誓在三年之内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并承诺届时将重新进行民主选举。
此后，西哈努克开始了一系列争取独立的外交斡旋。
1953年4月19日，西哈努克在访美期间，尽管遭到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冷遇，但却赢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支持。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西哈努克摸准了西方阵营对共产主义怀有的恐怖与抵制情绪。要求法国尽快实现柬埔寨的完全独立。《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詹姆斯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危险。”
那一年，他还访问了日本和泰国。尽管碍于法国情面，日本与泰国的王室、政界要员都不便与他谈论政治话题，但西哈努克还是成功地利用国际新闻界造势，配合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独立呼声，最终于1953年11月9日，实现了柬埔寨的完全独立。这位时年31岁的“独立之父”受到柬埔寨万民拥戴。
1955年，兑现民主选举的时间到了，但西哈努克不甘心在民选后做一位只会享乐的国王。为挽留手中的权力，他以退为进，做了个惊人的决定——让位给他的父亲。
自降为亲王的西哈努克旋即组党参选并成为首相。1960年3月，他的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在王位空缺的情况下，西哈努克又就任新设的“国家元首”之职，成为柬埔寨的最高政治领袖。
为此，反对者痛批他专制、恋权。他坦承回应：“的确，我曾是一个专制国家的元首。更确切地说，我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致力于民族独立斗争，曾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和埃及纳塞尔（埃及的第二任总统）的混合体。”
摇摆的中立外交
柬埔寨以佛教为国教，西哈努克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称为“佛教社会主义”：在佛教的保护和君主制的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式的政策。佛教社会主义的实行，让西哈努克和他的官员对治下“子民”抱持慈悲心怀。佛教的许多教义也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用来教化“子民”。 矛盾的是，尽管西哈努克对“子民”提倡节欲，他自己却不愿受信仰的约束。他一生中共迎娶过两位夫人：第一夫人诺丽亚与第二夫人莫尼克·伊吉。同时还有多位嫔妃。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西哈努克表示，他的祖父有60位嫔妃，曾祖父有300位嫔妃，“与他们相比，我有5个妃子不算多。”
1949年，西哈努克访问老挝，在一场集体舞会上，他爱上了年仅15岁的女学生玛尼婉·帕尼旺。在他的坚持下，柬埔寨王室为他们举行了象征性的婚礼。可惜好景不长，因嫉妒西哈努克对第二夫人莫尼克的宠爱，玛尼婉在1970年气愤地投奔了废黜西哈努克的朗诺集团。
在一次访问法国时，西哈努克邀一位美丽的法国女摄影师其进晚餐。按西哈努克的说法，如果这位摄影师“不是已经离过婚。没有当过家庭主妇的话，她完全可以成为令人陶醉的柬博寨王后”。这场“艳遇”既引发了“后宫”的争风吃醋。又被风波中的女主角辗转披露给新闻界。结果，在对法国的访问尚未结束时，《巴黎晚报》就发表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标题是：“柬埔寨国王将和一个法国情人结婚”。
在对内实行佛教社会主义同时，西哈努克对外奉行小国中立。其实他的政策是内在统一的。佛教社会主义的治国论述，既将柬埔寨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又区别于基督教文明国家，保持了柬埔寨理论建设上的相对中立。
某种程度上说，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在当时冷战愈演愈烈的国际情势下，柬埔寨也得以同时获得东西两阵营的经济援助，并在邻国越南和老挝都陷入内战时，维持了国内的稳定。
西哈努克奉行的“中立”。充满了嬗变和摇摆。在1965年的一次会议上，他这样阐述“中立”概念：
“柬埔寨是中立国家，但我们不能在侵略者（美国）和被侵略者（越南）之间保持中立。因为被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所承认的越南国家统一的权利，已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所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保持中立。”
但这场决心与美国对立的讲话，很快就被西哈努克自己用行动否认了。
“文革”开始后，西哈努克对中国极左势力的影响极为警惕。1967年9月，为不得罪中国方面又能防止中国“文革”输出至柬埔寨，西哈努克下令关闭了包括柬中友协在肉的所有双边友好协会。
在对中国板超脸后，西哈努克又寻求与美国缓和关系。1967年10月，他邀请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来访；1968年，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鲍尔斯访问金边。这位大使说。西哈努克对他表示：“如果你们为追捕越共而进入偏远的、不会惊扰百姓的地区，他将‘闭上自己的双眼’。”
在全世界的新闻界与政界看来，疏离中国而“投入”美国的“怀抱”，无疑再次印证了西哈努克的“嬗变”名声。对此，《纽约时报》另一位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在1980年1月3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评论说：“直到1970年，管理柬埔寨的是这么一个人，他所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逻辑的问题，而是他的人民在多灾多难的世界里的生存问题。在越南战争期间。西哈努克亲王根据具体情况，或站在这边或站在那边，保持左右均衡……但是，这种不完全的中立，已被证实是对柬埔寨有利的。后来，1970年3月的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柬埔寨从此陷入了苦难。一个有余粮的富有国家，变成了饿殍遍野的地方。”
滞留中国
1970年3月，趁西哈努克出国访问，柬埔寨时任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将军和副首相施里玛达殿下（西哈努克的表兄弟）发动政变，议会解任了西哈努克国家元首的职位，决议废止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高棉共和国。朗诺就任总统，并判处西哈努克死刑。
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访问法国、苏联期间，并将路过中国返回金边。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苏联领导人将柬埔寨发生政变的消息告诉了他。西哈努克极为悲痛，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失声痛哭。
于是，西哈努克颠沛的后半生。多数时间留在了中国。
西哈努克与中国的缘分，始于日内瓦会议期间。在一些西方记者的笔下，西哈努克被年长他24岁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父爱般”的关怀感动，1956年，西哈努克与周恩来实现了互访。
1970年，被废的西哈努克滞留中国。曾作为清朝时期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东交民巷15号迎来了新主人，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北漂生活。
西哈努克钟情西餐，中国外交部特意从上海衡山宾馆选调了西餐厨师，同时从北京饭店等几家单位精选了中餐厨师。西哈努克官邸的服务员则由国管局及北京饭店服务员组成。
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西哈努克曾透露，爱好电影的他要求中国为他放映电影。“开始他们只给我放映中国的革命影片，现在他们也给我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影片。”
让西哈努克没有想到的是，他与莫尼克这对流亡夫妻，竟在保守年代的中国里开启了一代人的审美观念。
“这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少年时期，西哈努克和宾努（柬埔寨首相，1967—1969）的两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吸引了我，”作家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她们在以后的国庆纪录片中每一次出现，都让我感到是找到了纪录片的主题。而白天的游行和夜晚的礼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西哈努克和宾努（柬埔寨首相，1967-1969）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让我羡慕的两个男人。”
历史学者雷颐也在一篇文章中称，莫尼克在电影里不断变换的美丽服装，是那个年代里爱美女孩子的最初启蒙，以至于在那个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女性，审美中多少都有些“莫尼克情结”。
为推翻朗诺政权，西哈努克被迫选择了与当时尚未成气候的柬埔寨共产党（柬共）合作，即后来的“红色高棉”。
在“独立之父”西哈努克的号召下，柬埔寨民众逐渐认同并开始支持红色高棉。在1970年到1975年间，正是支持西哈努克的农民们不断加入红色高棉领导的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1975年，红色高棉才最终推翻了朗诺政权，进入金边。 红色高棉信奉“最纯洁”的其产主义，对任何有异议的人士都进行毫不留情的清洗迫害。在中国《党史文汇》中记载，“西方谴责波尔布特说。在民柬执政期间，被处死或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人达200万之众。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为恐怖和杀戮的代名词，而其领导下的民柬社会则被称作‘杀戮之地’。”
“我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
与红色高棉的合作，令西哈努克饱受诟病。而西哈努克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则体现他解决意识形态与身份问题的柔软手法与随机应变。
据外交部亚洲司原工作人员张青回忆，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西哈努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亲切交谈。毛泽东说：“我喜欢您的讲话，内容坦率，思想真诚，您好像有共产党党员的资格！”西哈努克哈哈大笑地说道：“毛主席！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我可以同国内共产党联合，共同抗击外国侵略！”
上世纪60年代，当西哈努克决计仿照缅甸总理吴努，在柬埔寨实行“佛教社会主义”时，在他发表的一篇长文中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和佛教要融合到一起是如此困难”。
1975年。推翻了朗诺政权的红色高棉邀西哈努克回国重新担任国家元首，但他随即被软禁，几度性命难保，他的5名子女、14名孙子女也在流放途中遭到虐杀。
1979年1月，红色高棉（民柬）政权陷落，越南攻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目的地仍然是“老朋友”中国。
此后的岁月，西哈努克的足迹遍布全中国。西哈努克访问西安时，西安方面为了给吉都“争个面子”，事事按照最高标准接待，还准备了特制的冰棍，当时冰棍厂的工人戏称为“努克冰棍”。在上海，为了让西哈努克品尝纯正的鸡鸭血汤，饭店厨师杀了108只鸡。
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西哈努克毫不吝啬对中国的赞扬与感激：“中国人如此慷慨大方，我到承认西哈努克的国家去旅行需要两架飞机，一架供我和30名随行人员乘坐，另一架载运我的行李，他们都答应了，给我提供了一架总统级的飞机伊柳辛62和另一架四引擎飞机伊柳辛18。机组人员都是中国人。”
直到越南撤离后，1993年，西哈努克再次成为国王，才正式回到金边。2004年，他再次退位，将王位授予他最宠爱的儿子西哈莫尼。成为柬埔寨“太皇”后，西哈努克每年仍会回北京疗养几个月。
为表达对中国的热爱，西哈努克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怀念中国》、《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等歌曲。那个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很多中国人，至今还能哼唱几句。这位半生流亡的小国国君，将生命的最后时刻留在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