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迎来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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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索非亚总理府同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举行会谈。会谈前,鲍里索夫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广场为李克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最近中欧之间的互动异常频繁。7月5日至1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先后访问保加利亚和德国,出席在索菲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16 1合作”),以及在柏林举行的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7月16日至17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
  大国外交、欧盟外交、欧洲次区域外交“三位一体”,是中国对欧外交的突出特点。也就是说,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中国整体上完成了一轮对欧外交实践。而且,近期中欧密集的互动,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刻—美国对中国和欧盟同时发起了贸易战。欧盟、美国、中国作为世界排名前三的贸易、经济体,贸易战会如何影响三者间政策走向上的“排列组合”?
  从中欧双边层面看,2018年是有着节点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也是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0周年。在这个特殊年份,在目前特殊的国际背景下,中欧关系能否更上层楼?

历史契机


  中欧关系的发展和调整,总是与历史的节拍高度吻合。1975年,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大背景是中美关系缓和,消除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发展的政治障碍。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第二年,欧共体委員会主席罗伊·詹金斯首次率团访华,中欧开始搭建制度性的交流、合作平台,随后中欧关系尤其是经贸合作驶入快车道。
  冷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经历短暂的观望,认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改革开放的路线。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欧盟在1995年出台《中欧关系长期发展政策》报告,提出与中国“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中欧关系向纵深拓展,1998年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应运而生。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年,欧盟发表首份对华政策文件,明确对华接触政策。2003年,中欧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是一个历史节点。彼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欧盟的1/3,双边贸易额已超过4000亿美元。欧盟在强调中国合作者与竞争者双重角色的同时,也更加凸显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战略伙伴角色。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突出在中欧关系上的塑造意愿。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诞生,标志着中国“三位一体”的对欧外交成型。对中国和欧盟来说,政策的调整都是应对中欧关系复杂、多维特点的需要。
  在这轮调整还未最终定型之时,英国脱欧了,特朗普当选了。现在已经没人还会以为这些现象只是历史的插曲了。英国脱欧的影响、特朗普外交的冲击,预示着世界格局将经历深度重构。对于欧盟来说,不仅继续推进一体化承压,跨大西洋关系也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出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历史的节点再次出现。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中欧在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方面有广泛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中欧在面对单边主义时的做法也有共同点,即努力争取避免贸易战,同时坚定面对相关挑战。”默克尔与李克强共同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时表示,贸易战冲击所有国家,损害各国利益。“德方愿同中方一道,发出共同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欧盟同时发起贸易战,但中欧的合作不会局限于危机应对,更可能是双边关系整体上的转型升级。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欧盟同时发起贸易战,但中欧的合作不会局限于危机应对,更可能是双边关系整体上的转型升级。在“特朗普冲击”出现之前,欧盟对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在合作者与挑战者之间摇摆,甚至更倾向于挑战者的认定。特朗普对国际规则的挑战,让中国这个“挑战者”角色相形见绌。对于欧盟来说,中欧合作很可能成为一种“战略特需”。

前景可期


  为什么可能成为“战略特需”?目前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全球化如何走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欧洲与美国的根本分歧,恰好就是与中国的最大共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康斯坦泽·施特珍慕勒今年2月撰文称,对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态度上的对立,跟此前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分歧不同,而是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性质上的根本分歧。“这是可能导致美国与欧洲渐行渐远的楔子。”
  根据施特珍慕勒的分析,“美国例外主义”是切实存在的。在她看来,世界大国中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天然屏障、战略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研发创新能力、人口再生能力等诸多优势,有底气威胁甚至践行与世界秩序脱钩但仍能确保自给自足,那就是美国。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让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下“沉睡”多年的“例外主义”苏醒,并将其视为战略筹码。
  这样的“苏醒”让欧盟后怕,因为美国的“例外优势”正是欧洲的“脆弱天性”。理论上说, 美国可以退回到美洲大陆,但欧洲无路可退。碎片化的欧洲政治版图,重回国境需要军队把守的时代,即便不是噩梦,也是不可想象。对全球化的支持,是欧盟内部一体化的逻辑延伸。反之,全球化进程受阻,欧盟一体化也会承压。
  中国崛起正处于关键阶段,依然需要全球化来赋能,而欧洲是必须争取的对象。与美国一样,欧洲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问题上也对中国有抱怨。担心美欧在这些问题上联手对付中国也属正常。但更可能的结果是,中欧之间解决这些问题,要比跟美国更顺畅也更快。7月16日至17日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中欧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极大,至少是部分突破。
  原因何在?往大处说,中欧与中美战略疑虑的程度上不在一个层面。虽然中国努力弱化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但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在亚太存在战略竞争是事实,但美国的做法却在强化双方的战略疑虑。欧盟虽然对中国崛起也有疑虑,但欧盟国家在亚太既没有政治军事同盟,也没想着要在中国周边部署反导系统。地缘政治上没有根本性冲突,战略疑虑就存在管控的可能性。   战略疑虑的程度不一样,妥协或让步的风险和收益就不一样,结果就是政策的灵活性不一样。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只会让中国在对美妥协或让步上更为谨慎。李克强访问德国期间,中德双方同意宝马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持股超过50%,巴斯夫集团将在广东湛江建重化工厂。李克强称这些都是外企在中国的“第一例”。中国把这些“第一”给予欧盟国家而不是美国并非巧合。今后欧盟国家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第一”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从中国的崛起中,美国看到的是大国战略竞争,欧盟看到的是世界格局变化。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于尔基·卡泰宁6月底访华时对媒体说:“我确实感觉到我们在取得进展,中国和欧盟都相信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和欧盟都认可用协商、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分歧和矛盾。在对华政策上,欧美“道不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罗马尼亚亚太研究中心学者安德烈·朗古,在2017年8月的一篇题为《新的G2:中国和欧盟?》的文章中称,中国与欧盟有了一个建立“中欧G2”框架的机会。他从国际现状、中欧合作空间和战略信任水平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为何“中欧G2”比当年的“中美G2”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在他看来,“中欧G2”框架能否形成,主要取决于中欧领导人的政治意志。
  欧洲安全问题研究所学者尼古拉·卡萨利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欧盟与美国分歧越来越大,可能意味着全球政治中新的“中欧轴心”的开始。不过卡萨利尼认为,这个轴心可能更多的是“权宜婚姻”而非牢固伙伴,能否持久那要看英国脱欧与美国政策的动态变化。“中欧G2”“中欧轴心”或许还很远,但中欧更紧密的合作绝对可期。

不为干扰所困


  李克强总理这次欧洲之行,在行程安排上有一个细节,他是在参加完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后,从索菲亚直飞德国柏林。有分析称,这样的行程安排表明,中国注意到并在有意打消欧盟的政策疑虑。在中国的对欧外交中,中东欧长期以来都是一块短板。2012年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以来,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也引发了布鲁塞尔的疑虑。
欧盟虽然对中国崛起也有疑虑,但欧盟国家在亚太既没有政治军事同盟,也没想着要在中国周边部署反导系统。地缘政治上没有根本性冲突,战略疑虑就存在管控的可能性。

  “中国正在分化欧盟”,这样的声音在欧盟国家中有一定的市场。德国前外长齐格玛·加布里尔2017年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推行统一的对华战略,那么中国将成功地分化欧盟。”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要求中国遵循“一个欧洲”原则。路透社7月4日的一篇报道提到,今年年初一个由德国和法国外交官组成的代表團前往布达佩斯,劝匈牙利与中国保持距离,但遭到了拒绝。
  今年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期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媒体说:“‘16 1合作’给中东欧国家和整个欧洲大陆都带来了极大利益。完全可以说,这个合作是一个真正符合欧盟和欧洲利益的平台。”这次会议的东道国保加利亚的总理鲍里索夫也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会帮助一些发展较慢的国家加快发展进程,追上其他欧洲国家的脚步。”“我们合作项目的开展也有利于欧盟发展。‘16 1合作’绝非要分化欧洲,恰恰相反,而是要加强欧洲。”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学者汉斯·毛尔在《欧盟政治: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指出,中国能推行统一的对欧政策,但欧盟却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使欧盟在中欧外交中天然处于弱势。但事实的另一面是,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也给中国造成了困扰。合作顺畅时,欧盟国家倾向于走双边渠道。出现了矛盾和分歧,更愿意将其上升到欧盟层面,让中国面临一个庞大的欧盟。最近布鲁塞尔正在考虑制定覆盖欧盟的投资审查机制,中国没有理由不担忧。
  不过,这种不对称的存在,不太可能对中欧关系转型升级造成实质上的冲击。冲击更可能来自美国,布鲁塞尔是否愿意或者能否顶住特朗普政府联手施压中国的要求,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会更大。
  李克强总理7月9日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时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德签署技术合作协定40周年。“中国先哲孔子说过,四十而不惑。意思是一个人年过四十,思想更加成熟,处事更加稳健,不为外界干扰因素所困,不为各种杂音所惑。”这话也适用于整个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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