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与启下: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的历史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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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际政治学术史尤其是理论史叙事中,除了修昔底德之外,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无疑是学科"史前史"——20世纪之前的思想传统——中最常被提及的两位人物。尽管相距近两百年,但这两位分别来自意大利和英国的思想家往往共同被视为近代国际政治观念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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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银行业的兴起,是银行税实施的行业基础,但税制的推行仍需要合适的政治及市场机制.晚清度支部曾关注银行"余利税"和"发行税",但未进入政策层面.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财政部官员拟订了发行税草案,辅助实施旧币整理,未能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颁布了新的银行收益税及发行税法案.该收益税属于营业税体系,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代表的银行业接受此税之成立,但要求降低税率.发行税属于政府以特许发行权而获得的税收收入,蕴含着实施钞券发行管理的货币政策目标.银行公会认为两税同征,存在重复征税,且中外不能一律,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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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无论西东,都是对普遍真理和价值的求索.所以,各个不同文化背景里的史学研究虽然路数不尽一致,但差异主要体现在深度和高度上,并上升到学理层次.影响甚久的"西方中心论"源于近代以来欧美领引世界文明进步的霸权角色和话语,而包括史观在内的现代理论体系多由"西方"学者从西方历史经验提炼而来,兼具普遍的适用性和难以覆盖各个时空的局限性.所以对其的挑战不能陷入非此即彼逻辑,而更应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相互观察与比较的参照系.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始于西学东渐,所以无法置身于生生不息的世界学术共同体之外.一个优秀历史学
"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说法,自2001年提出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的某些方面还需做些说明与补充.研究中所谓的"死"与"活",并非相互排斥:研究对象是"活"的,我们的观察思路也要活;就研究的基础而言,只有下足"死"功夫,才能让研究"活"起来.就中国古代制度而言,有"制"有"度",具备恒常标准,而现实情况则复杂多变.稳定的制度,可能"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开发"出多端的解决问题途径.制度初衷与现实折中的张力,二者矛盾带来的"空间",是制度史研究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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