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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4～25日，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在屏息等待北京对话的结果。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广度和深度上前所未有，显示了中美关系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名副其实的21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同样表明，解决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分歧和差异，远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但只要不偏离正确轨道，中美合作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全球战略意义。
气势磅礴的对话团队
首先，参与对话的团队先声夺人，规模空前，此轮高级对话的美国代表团。约有200名政府官员参加，是美国派往海外的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之一，“从某些方面讲，也预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未来走势。”
其次，美国代表团不仅阵容浩大，而且规格超高。代表团的领导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美国前第一夫人、联邦参议员：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除奥巴马内阁的这两位杰出成员外，另有15名内阁成员以及国防部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主要官员，几乎涵盖美国政府所有部门。执掌外交、财政、能源、商务，贸易、金融、科技、交通、卫生等部门的部长级阁僚，尽数囊括，其中包括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海军上将罗伯特·威拉德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等显赫的名字。
再者，姿态积极，力避摩擦。围绕对话精细营造的氛围，彰显美国“回头是岸”的策略和气度，以及中国在管理公共形象方面变得更加成熟。5月24日，在北京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地发表致辞，感谢中国代表团盛情主办今年的会议，申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其重要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双边关系。我们共同着手构建积极、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并且承诺通过合作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他再次强调，“美国乐见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国际社会成员。”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努力推动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致辞。
第四，奠定了中美交往的新模式。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争议与协作俨然不可分离。在某些问题上的对抗，与在其它一些问题上的合作，完全不是无关紧要。一切负面的言辞、事件和倾向，都会影响中美两国的民间舆论和政府决策。正因如此，希拉里在结束她的开场白时说道：“中国有个成语，殊途同归。我们行进在不同的道路上，但共有的未来是我们共同的目的地和责任所在，归根结底也是这场对话的目的。”盖特纳在接下来的发言中，用中文再次呼吁美中“风雨同舟”。他们的表态，在经过去年12月至今年4月中美关系过山车一般从高温到跳水的戏剧性颠簸之后，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感，凸显两国关系出现了朝向平等合作伙伴转型的根本变化。进而言之，北京对话标志着美国已经熟悉并且认可了中国的战略文化。
可见，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又有和风细雨的磨合。总之，耳目一新，史无前例。毫不夸张地讲，当今世界上，只有中美两国能够承载和消受这样的阵势；这种盛况空前的中美互动，必将深刻地影响世界面貌和人类未来。
成果丰富的对话内容
通过建立两国间的合作模式，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围绕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就事关两国合作的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了重要共识。
正如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所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讨论一切问题的场所，从台湾问题到普遍人权。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国务卿克林顿在5月25日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认为，“这种形式的对话是为全世界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关系之一建立的主要论坛。”她深有感触地总结道：“今年早些时候，我们的关系面临不确定性，许多人质疑我们推进的方向。如果是在过去的年代。我们可能会经历持续的挫折。但是。这种对话机制和由此建立的合作模式，以及由此建立的信心，帮助我们迅速回到积极的轨道上。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反映了双方关系的成熟度、持久性和强度。因此，过去几天我们广泛讨论了最复杂的双边、区域和全球性挑战。”
同以往一样，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分为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两个部分。在战略对话中，中美双方讨论了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重大问题。对话期间。两国主管部门还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与执法及其他问题举行了对口磋商和会见。对话取得26项具体成果。
在经济对话中，双方重申将继续履行2009年7月27—2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作承诺，继续深化经济合作，促进强劲、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双方还顺理成章地达成三项意义深远的共识，即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我们还发现，北京对话产生了的明显的地缘政治意义。关于这次举世瞩目的对话，欧洲媒体基本上未置臧否，因为真的是自顾不暇。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美之间的对话，竟情不自禁地长时间额外讨论了欧洲的局势。
不过，日本和俄罗斯显然充分注意到了北京对话的弦外之音。日本《朝日新闻》5月25日说，美中两国都在努力体现协调姿态。日本《东京新闻》5月26日发表社论，认定“美国有意同本年内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构建积极的双边关系”，告诫“日本不应误判美中间的多重关系”，还说“与表面客套不同，美中关系的态势可以用希拉里国务卿引用的‘风雨同舟’这个成语来形容”，因而强调“日本最好认清这种复杂关系，开动脑筋。与美中乘上同一条船。”
俄新社5月25日发表该社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元、人民币、市场、技术：什么都可以谈》，其评论独到超然，入木三分，“美中两国在北京举行了战略与经济问题对话，这次对话的结果很难说得清楚。问题在于，这不是外交谈判，不是制定协议，而是头脑风暴、角力和交换意见。这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将导致两个世界主要大国的功能重置。”科瑟列夫的意见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和中国已经化解了去年冬天的紧张关系——互联网自由问题、谷歌事件、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等等。”所以，结论是“无论如何，意识形态正在逐步退出国际关系，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国在北京的对话就是证明这一点的好例子。”
年度对话的演进效应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是多年来两国领导人和无数相关人士披荆斩棘的奋斗结果，也是有关人员密切合作，长期智慧和耐心的结晶。
众所周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双方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而进行的战略对话。2009年7月27日至7月28日，首轮中美战略 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取得了积极成果。2010年5月24日至5月251t，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情况已如前所述。
必须要区别“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建立在此前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大机制的基础上。
2005年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此后，作为定期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中美间轮流举行，到2008年12月15日，一共已举行T6次。
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2008年12月4日，至5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中国北京举行。两年内，中美举行了五次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个机制，美方似乎有点半推半就，他们习惯上宁愿称其为“高级对话”。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S&ED)两项机制自确立以来，中美在事关两国关系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加强合作和沟通显得尤为必要。在这种背景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应运而生。同此前的机制相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层次更高，而且内容更丰富。
中美从原先的“战略经济对话”，变成今天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多了一个“与”字。这个“与”的含义相当丰富，过去这是两场对话，一个是战略对话，一个是战略经济对话，现在合二为一，把两个对话的级别大大提高了。按照中国公开的官方文件说法，它有三个含义一经济对话过去是部长级的，战略对话是副总理级的，现在合二为一，就是把两个对话都提高到副总理级，这是一；第二个含义，效率大大提高了，过去这两场对话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分别举行，现在合二为一以后，就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两国的领导人可以一次性参与到这两场重要的对话之中，这个对提高效率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含义，战略性的比重加大了，战略性的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结合也更加密切了，在过去，经济对话往往会拘泥一些具体的问题，两国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等问题，一些战略性的对话是在比较大的宏观问题上，不涉及具体问题，现在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互相弥补，经济对话在具体问题，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分析、对话，战略性的问题也要涉及具体的问题，两者结合起来以后，战略性的比重加大，具体的问题上升到战略的角度来加以处理，所以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很有价值，意义也很重大。
2010年5月24日至25日的第二轮北京对话，尤其值得肯定之处，在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上将参加，从而使中美之间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也进入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更加名至实归。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美方代表团两位领导人希拉里和盖特纳接受香港凤凰卫视刘鲁豫的专访。《鲁豫有约》的专业水准，令人振奋，打破了中央电视台仅此一家的垄断但缺乏专业训练、从而浪费宝贵资源的历史。
“主要论坛”的未来展望
希拉里离京之前，已经正式表态，“王副总理和戴国务委员，我们期待着明年在华盛顿接待你们，进行第三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关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意义，我们不妨用两位美国现任政治家的话作为启示：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真正的全面关系不能局限于政府之间，它还必须存在于两国人民之间。”
希拉里则进一步阐述，她说。“我们的美中关系必须走出政府的办公大楼，走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商业和我们的学校”，“着眼未来，我们的工作是把我们的共同利益转变成共同行动。进而将这种行动转化为改善两国人民生活，促进全球进步的结果。从长远来看，这些结果是衡量我们关系的标准。”因为说到底，“美中关系的成功最终将以我们为我们人民提供的实惠来衡量。我们的对话和合作能否产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并有助于全球进步的变化?这既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的责任。”
若干年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机制还会与时俱进，但历史学家们会众口一词地同意，对于国际安全和两国关系来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厥功至伟。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广度和深度上前所未有，显示了中美关系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名副其实的21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同样表明，解决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分歧和差异，远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但只要不偏离正确轨道，中美合作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全球战略意义。
气势磅礴的对话团队
首先，参与对话的团队先声夺人，规模空前，此轮高级对话的美国代表团。约有200名政府官员参加，是美国派往海外的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之一，“从某些方面讲，也预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未来走势。”
其次，美国代表团不仅阵容浩大，而且规格超高。代表团的领导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美国前第一夫人、联邦参议员：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除奥巴马内阁的这两位杰出成员外，另有15名内阁成员以及国防部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主要官员，几乎涵盖美国政府所有部门。执掌外交、财政、能源、商务，贸易、金融、科技、交通、卫生等部门的部长级阁僚，尽数囊括，其中包括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海军上将罗伯特·威拉德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等显赫的名字。
再者，姿态积极，力避摩擦。围绕对话精细营造的氛围，彰显美国“回头是岸”的策略和气度，以及中国在管理公共形象方面变得更加成熟。5月24日，在北京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地发表致辞，感谢中国代表团盛情主办今年的会议，申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其重要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双边关系。我们共同着手构建积极、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并且承诺通过合作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他再次强调，“美国乐见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国际社会成员。”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努力推动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致辞。
第四，奠定了中美交往的新模式。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争议与协作俨然不可分离。在某些问题上的对抗，与在其它一些问题上的合作，完全不是无关紧要。一切负面的言辞、事件和倾向，都会影响中美两国的民间舆论和政府决策。正因如此，希拉里在结束她的开场白时说道：“中国有个成语，殊途同归。我们行进在不同的道路上，但共有的未来是我们共同的目的地和责任所在，归根结底也是这场对话的目的。”盖特纳在接下来的发言中，用中文再次呼吁美中“风雨同舟”。他们的表态，在经过去年12月至今年4月中美关系过山车一般从高温到跳水的戏剧性颠簸之后，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感，凸显两国关系出现了朝向平等合作伙伴转型的根本变化。进而言之，北京对话标志着美国已经熟悉并且认可了中国的战略文化。
可见，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又有和风细雨的磨合。总之，耳目一新，史无前例。毫不夸张地讲，当今世界上，只有中美两国能够承载和消受这样的阵势；这种盛况空前的中美互动，必将深刻地影响世界面貌和人类未来。
成果丰富的对话内容
通过建立两国间的合作模式，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围绕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就事关两国合作的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了重要共识。
正如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所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讨论一切问题的场所，从台湾问题到普遍人权。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国务卿克林顿在5月25日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认为，“这种形式的对话是为全世界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关系之一建立的主要论坛。”她深有感触地总结道：“今年早些时候，我们的关系面临不确定性，许多人质疑我们推进的方向。如果是在过去的年代。我们可能会经历持续的挫折。但是。这种对话机制和由此建立的合作模式，以及由此建立的信心，帮助我们迅速回到积极的轨道上。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反映了双方关系的成熟度、持久性和强度。因此，过去几天我们广泛讨论了最复杂的双边、区域和全球性挑战。”
同以往一样，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分为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两个部分。在战略对话中，中美双方讨论了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重大问题。对话期间。两国主管部门还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与执法及其他问题举行了对口磋商和会见。对话取得26项具体成果。
在经济对话中，双方重申将继续履行2009年7月27—2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作承诺，继续深化经济合作，促进强劲、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双方还顺理成章地达成三项意义深远的共识，即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我们还发现，北京对话产生了的明显的地缘政治意义。关于这次举世瞩目的对话，欧洲媒体基本上未置臧否，因为真的是自顾不暇。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美之间的对话，竟情不自禁地长时间额外讨论了欧洲的局势。
不过，日本和俄罗斯显然充分注意到了北京对话的弦外之音。日本《朝日新闻》5月25日说，美中两国都在努力体现协调姿态。日本《东京新闻》5月26日发表社论，认定“美国有意同本年内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构建积极的双边关系”，告诫“日本不应误判美中间的多重关系”，还说“与表面客套不同，美中关系的态势可以用希拉里国务卿引用的‘风雨同舟’这个成语来形容”，因而强调“日本最好认清这种复杂关系，开动脑筋。与美中乘上同一条船。”
俄新社5月25日发表该社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元、人民币、市场、技术：什么都可以谈》，其评论独到超然，入木三分，“美中两国在北京举行了战略与经济问题对话，这次对话的结果很难说得清楚。问题在于，这不是外交谈判，不是制定协议，而是头脑风暴、角力和交换意见。这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将导致两个世界主要大国的功能重置。”科瑟列夫的意见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和中国已经化解了去年冬天的紧张关系——互联网自由问题、谷歌事件、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等等。”所以，结论是“无论如何，意识形态正在逐步退出国际关系，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国在北京的对话就是证明这一点的好例子。”
年度对话的演进效应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是多年来两国领导人和无数相关人士披荆斩棘的奋斗结果，也是有关人员密切合作，长期智慧和耐心的结晶。
众所周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双方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而进行的战略对话。2009年7月27日至7月28日，首轮中美战略 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取得了积极成果。2010年5月24日至5月251t，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情况已如前所述。
必须要区别“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建立在此前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大机制的基础上。
2005年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此后，作为定期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中美间轮流举行，到2008年12月15日，一共已举行T6次。
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2008年12月4日，至5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中国北京举行。两年内，中美举行了五次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个机制，美方似乎有点半推半就，他们习惯上宁愿称其为“高级对话”。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S&ED)两项机制自确立以来，中美在事关两国关系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加强合作和沟通显得尤为必要。在这种背景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应运而生。同此前的机制相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层次更高，而且内容更丰富。
中美从原先的“战略经济对话”，变成今天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多了一个“与”字。这个“与”的含义相当丰富，过去这是两场对话，一个是战略对话，一个是战略经济对话，现在合二为一，把两个对话的级别大大提高了。按照中国公开的官方文件说法，它有三个含义一经济对话过去是部长级的，战略对话是副总理级的，现在合二为一，就是把两个对话都提高到副总理级，这是一；第二个含义，效率大大提高了，过去这两场对话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分别举行，现在合二为一以后，就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两国的领导人可以一次性参与到这两场重要的对话之中，这个对提高效率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含义，战略性的比重加大了，战略性的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结合也更加密切了，在过去，经济对话往往会拘泥一些具体的问题，两国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等问题，一些战略性的对话是在比较大的宏观问题上，不涉及具体问题，现在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互相弥补，经济对话在具体问题，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分析、对话，战略性的问题也要涉及具体的问题，两者结合起来以后，战略性的比重加大，具体的问题上升到战略的角度来加以处理，所以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很有价值，意义也很重大。
2010年5月24日至25日的第二轮北京对话，尤其值得肯定之处，在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上将参加，从而使中美之间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也进入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更加名至实归。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美方代表团两位领导人希拉里和盖特纳接受香港凤凰卫视刘鲁豫的专访。《鲁豫有约》的专业水准，令人振奋，打破了中央电视台仅此一家的垄断但缺乏专业训练、从而浪费宝贵资源的历史。
“主要论坛”的未来展望
希拉里离京之前，已经正式表态，“王副总理和戴国务委员，我们期待着明年在华盛顿接待你们，进行第三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关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意义，我们不妨用两位美国现任政治家的话作为启示：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真正的全面关系不能局限于政府之间，它还必须存在于两国人民之间。”
希拉里则进一步阐述，她说。“我们的美中关系必须走出政府的办公大楼，走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商业和我们的学校”，“着眼未来，我们的工作是把我们的共同利益转变成共同行动。进而将这种行动转化为改善两国人民生活，促进全球进步的结果。从长远来看，这些结果是衡量我们关系的标准。”因为说到底，“美中关系的成功最终将以我们为我们人民提供的实惠来衡量。我们的对话和合作能否产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并有助于全球进步的变化?这既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的责任。”
若干年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机制还会与时俱进，但历史学家们会众口一词地同意，对于国际安全和两国关系来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厥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