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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抗战老兵、老新闻工作者，年届95岁的丁柯最近特别忙。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曾经在抗战时期，任浙东游击纵队《战斗报》主编的老人，成为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对于那段历史，那些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我们挖掘的太少，宣传的太少”。为了在有生之年留下亲历的历史，丁老一直借助笔记史料和回忆，笔耕不止。
丁老自称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所以，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他谈的最多的就是新闻工作应该如何发扬一些好的传统，深入基层，反映民生，办成读者喜闻乐见的报刊。
用“红色报人”来称呼丁老，似乎非常贴切。军报出身的丁柯解放初期参与了上海《解放日报》的创刊，并担任了编委；上世纪50年代，他在担任《支部生活》主编的同时，又奉命创办了上海市委主办的《党的工作》，成立名噪一时的“党刊”编辑部。
记者的访谈就是从“党刊”的创办开始的。
记者：丁老，您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了，提到您的名字，老报人们都会将您与党刊联系在一起，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党刊”的背景。
丁柯：好的。党的新闻工作曾经是我党非常重视的一项宣传工作。解放后，作为编委，我参与了上海《解放日报》的创刊，并分管理论和党的工作宣传这块出版报道。
当时华东局接管城市以后，党的宣传工作抓得很紧，后来学了苏联《真理报》的经验，专门将报纸的第二版辟为“党的生活”栏，以加强党的宣传。当时的《解放日报》平时只有四个版面，重要的时候才出六个版。
1956年6月，我突然接到市委办公厅的通知，要正式调我到市委去，而且不仅是调我一个人，连《解放日报》的“党的生活”组整个班子都要一同调去，这是非常大的动作。我事后了解到，这是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重大决策。
记者：您最后带了多少人马离开解放日报社去了市委报到？
丁柯：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报社的年轻人不像现在那样喜欢往机关挤。我们大多数同志都不愿意去市委，认为到了市委不自由、很严肃。我呢，很犹豫。因为正值《解放日报》领导班子改组之际，我是副总编的合适人选。为此，《解放日报》的总编杨勇直特意找我谈话。我说我是部队出来的，部队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既然上面要我，我当然去咯。个别同志鬧情绪虽然不对，但，下面的实际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因为党的宣传是《解放日报》党报的一大重要任务，将这部分编辑记者连根拔去了，就没有人能接上去了。我建议留几个人下来，倒不是因为他们闹情绪，而是考虑《解放日报》的后续发展，我能够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走。
我的这个建议，得到了《解放日报》编委们的支持，也很快得到了市委的同意。
最后，1956年的6月，我带了七个人去了市委筹备“党刊”。
记者：一个单位的创立离不开人、财、物，党刊的筹备阶段您碰到什么困难吗？
丁柯：因为市委的重视，党刊的筹备工作出乎意料地顺利。记得我去报到那天，市委秘书长张静涛、副秘书长马万杰接待了我，他们说柯老到北京去参加党的八大，临行前，特别关照他们接待我一下，落实办公场所及其他后勤保障工作，《支部生活》还是按原来的标准先出，我们还有啥意见，等他回来再讲，办公厅先把前面的工作落实下来。
当时的市委是在华山路28号，现在的贵都宾馆的原址上，对面有一片六幢小洋楼，有农业局等市委下属的机构在那里办公。我到市委后，秘书处专门给我们安排了一幢三层楼房，我们当时还只有七个人，而且马上给我配了辆车子。
这也说明当时市委对我们这些做新闻工作人员的尊重，不仅是口头上的。
记者：柯老从北京参加八大回来后是否马上接见了您，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丁柯：“八大”是我们党的转折点，开始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抓经济工作了，邓小平在八大上作了一个党的工作报告，至今我党对八大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文革”是对八大的反动。
1956年10月，柯庆施开完会从北京回来，还没完全传达会议精神，他就接见我了。
柯庆施的办公地当时在延安西路33号，原来是德国人的一个俱乐部，小洋楼。他住在四楼，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外面有个很小的衣帽间，供秘书办公用。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和两个沙发，一个茶几，非常简单朴素。
记得柯老与我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站在桌子前面的沙发边，很随和的样子，问了我许多具体的问题。我和柯老要相差20岁了，他个子比我还高点，要一米八十多，但他背有点驼的样子，看上去跟我就一样高了。我在杨勇直那里听说“我们背后都叫他‘柯大鼻子’”，他鼻子长得比较大，到了市委后，普遍都叫他“柯老”了。
他说现在市委要开会贯彻“八大”精神，决定要办一份刊物，这个刊物由市委直接管，你考虑下，这个刊物究竟该怎么办好，等市委讨论好了以后，我再找你谈。
他把秘书长找来，说丁柯现在调来了，那么办公厅要成立一个机构，叫什么机构呢，你们办公厅去考虑，丁柯是这个机构的头。
那天，从柯老办公室出来后，秘书长叫住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但以后要注意把你这双鞋子换掉。我当时穿了一双军用皮鞋，就是那种大头皮鞋。在《解放日报》我们也都是穿皮鞋的，但在市委不妥。秘书长意思是你以后经常要出入柯老这里，你穿这皮鞋声音“咔咔咔”的不行。
记者：丁老，您记得当时“党刊”的读者是怎样定位的？
丁柯：其实，为什么要办《党的工作》这份党刊呢？当时上海市委是有设想的。市委那时已经有个刊物叫《上海工作》，专门登中央的文件和市委的文件，没有其他文章的，这是党内的，它有一定的规格。我们党内看文件当时规格很严，哪一级能看哪些文件都有规定，一般科级以上的干部都能看《上海工作》。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份《支部生活》，是面向大众的宣传物。 柯老说，我们现在要办份党刊，也可叫中级党刊，是对干部的，目的是上传下达，我们现在市委领导听不到下面的直接声音，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不能直接反映到市里面，要通过层层会议，我们市委的许多意见也不能直达，要通过系统传达，变成了城市里的“新疆”。所以，希望这个刊物既不能泄密，又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传达到下面去。柯老对我说，现在我们上海的党的工作一定要抓得紧，上海是个繁华的城市，党员干部容易受到腐蚀。所以，党的思想教育一定要抓得紧。党内一定要严格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希望办个党刊就是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批评不要变成沙发椅子，软绵绵的，要有棱角。
当时的读者定位是，《党的工作》以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为主要对象，基层单位限于车间支部书记、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还有应工作需要的市、区领导机关的党员干部。《支部生活》的读者对象是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是群众性的，以培养先进分子入党为主要宣传对象，要变成“不开口的支部书记”。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重，说是地富反坏不能订《支部生活》，但后来调查发现恰恰是地富反坏的子女特别要订，因为订了以后，让人觉得他们也是先进的，腰杆子就好像硬了许多。
当时我们有意将《支部生活》做成32开的小开本，因为流行穿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支部生活》刚巧可以放在下面一个口袋里，口袋外正好露出“支部生活”四个字。所以，在工厂里，有的人会将一本《支部生活》一直插在那个口袋里，让人感觉他是先进分子。
记者：“党刊”的发行靠红头文件吗？
丁柯：当时市委领导提出用党费来征订党刊，但我说我不主张党刊用党费来办，我们可以自费发行。我算了一下，加上印刷费和内部机要渠道的发行费，《党的工作》如果能发行到5万份左右就能保本了，10万份左右的话，是有盈余的，没必要用党费来支撑。
我的这个提议，引起了柯庆施极大的兴趣。他兴致很高的样子，让我具体说说。我说，党刊如果用党费订阅发下去，办得好与不好没有一个检验标准。如果是自费的，一旦读者不认可，他就可以不订，这样我们办刊就会有压力，这是一种鞭策。
柯庆施非常欣赏我的提议，后来，为这件事书记处还专门作为新生事物来加以表扬和肯定。
记者：听说当时市委“党刊”编辑部名气很响，规模很大，口碑又特别好，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下？
丁柯：呵呵。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现在看也没有期刊能做到。比如，为了激励大家办好党刊，《党的工作》从第一期开始就将发行数印刷量打在刊物上，这样也便于市领导及时掌握发行情况。我跟柯老汇报说，您不用问党刊发行情况的，您每一期只要看封底下面印的发行数就知道最新的发行量了。《党的工作》发行第一期就达到了5万多份，以后一直在上升，最后发行到10多万份，上海的科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册。后来，《支部生活》也采取自费订阅，向支部申请，由支部开名单到邮局订阅。
我们最多时有在编人员66人，除了五名后勤人员，其余都是党员。党刊之所以后来影响很大，我想，一是市委领导的支持、力挺；二是信息渠道畅通，作者、通讯员队伍来自各行各业，非常庞大。我们有几千个通讯员，遍布各区，信息很快。因为信息渠道畅通，所以党刊逐渐成为市委的“第二信访部”，我有当时保留的原始材料，可以提供一些数据来佐证。编辑部收到的来信来搞和接待读者的来访的数量，除个别年份外，逐年增长：1957年，1.48万件；1958年，1.93万件；1959年，4.83万件；1960年，5.27万件；1961年，7.36萬件；1962年，6.35万件，1963年，9.11万件。之后，更是平均一个月要处理来信来访1万多件。这是现在的党报党刊无法想象的，可以说是当时的“大数据”了。
记者：在这些枯燥的数据后，一定藏着许多生动的例子。
丁柯：那例子是很多的。我记得有位汤生皮鞋厂的工人，吃了领导的批评，思想上想不通，半夜四点钟，就来坐在我们编辑部的门口等开门上访。从那以后，我们就规定编辑部有人住宿，定出了日夜接待的制度。我们还在徐家汇特约了一个旅馆，当天谈不完的，就帮他们安排住宿，一般为自费。这在一般的新闻单位是很难做到的。上世纪80年代，我在《民主与法制》社当社长时，也这样规定过。
记者：党刊要让读者自费掏腰包，吸引读者的报道恐怕必不可少。
丁柯：是的，党刊每一期都有热点问题的报道和讨论。我最近一直在回忆，那个时候，我们党有很多不足，但是，也有许多好东西正是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
柯庆施认为记者就是要“脚头勤”，人家休息放假，记者不能有这个概念。有一年春节，柯庆施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次。我们当时上班和住的地方都在康平路上，很近，我家也有红机，我放下电话就跑到他的办公室，他一脸严肃地问我，你在家里做什么啊？春节你们都蹲在家里干什么啊？你手下那些人呢？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白不了他的意图，直接回答说春节放假了呀。
他有点光火了，说你党刊不是要联系群众的吗？春节是最好的时机嘛！我听懂了。回去后连忙电话把下面的同志找来了，布置任务。我们当时的同志纪律性都非常好，部队作风，我让他们到各个区去联系通讯员和值班的人，把了解的情况出了份情况书给柯庆施，他这才表示满意。
第二年春节，我们有了经验，有意识地安排了一些活动。我组织了静安寺街道能够弹弹唱唱的小青年们，由我们编辑记者带队，送戏下乡，来到金山永久大队茶馆店演出，走群众路线，走基层。
记者：这不就是现在文化宣传领域提倡的“走、转、改”嘛，没想到，“文艺下乡”党刊当时就搞了。
丁柯：刊物的生命力根植于基层，根植于群众。
现在我们强调的一套，其实就是要恢复传统的那套贴近群众的工作作风。记得市委搬到海阁饭店（音）后，就是现在的华山路口，静安面包房那里的转弯处。这个地方当时每天停满了等客人的三轮车，50年代马路上都是人力三轮车接客的。柯庆施早上上班经过这里，看见大门口都是三轮车等在那里，车夫们没事都在打扑克，他关心起我们的党刊宣传作用了。
那天一上班，柯老就让秘书把我叫下去，那时柯的办公室在五楼，我在九楼，到他办公室后，他就问我，你看见门口的三轮车吗？我说看到的。他又问你注意到他们都在做什么吗？我说没有。他说他们都在打扑克，你不是说《支部生活》发行量很大吗，为什么不叫他们看《支部生活》呢？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说我真还没想到这点，怎么将《支部生活》推销给这些三轮车夫们看。他说，那你们快去抓抓看，如果都是在看《支部生活》，那就比打扑克好。
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讲，这就是如何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如何抢占各个领域的制高点的问题。
那时，有个三轮车行业的党总支部，我们与他们取得联系后就过去了解情况，问三轮车工人中有没有《支部生活》的读者，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那类人。他们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叫程德旺的三轮车工人，说他不是《支部生活》的读者，但表现很好，属于先进模范类的，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去采访他一下？
派记者下去采访后，发现这个人身上果然有不少闪光点，我们将他的先进事迹登在《支部生活》上，这个人很快出了名，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这件事在三轮车行业里反响很大，由此《支部生活》成为三轮车总支推荐的读物，党刊的宣传就这样慢慢渗入进去了
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很多劳动模范、先进个人都是通过党刊宣传出去的。
记者：党刊的政治地位显而易见。作为党刊社的总编，您有没有设计过一些活动，开展编读方面的业务培训和学习，让党刊成为一块“磁铁”？
丁柯：那时《支部生活》影响很大，我们就想出一个点子，开个《支部生活》读者讲座，放在陕西南路上的文化广场，为期一周，请市委领导到这个会上去作报告。那时候，文化广场是上海最大的会场，可容纳1万多人。
听的人不是凭级别发的入场券，而是按《支部生活》的读者身份来领票子。结果票子全部发完，全场坐得满满的。请谁呢，请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来讲形势。
那时公安部门还来警告我们，说你们这样大规模组织活动，如果有坏分子搞破坏怎么办，有治安问题存在。那我说你们要管好的呀，要保证交通通畅。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预防工作。来参加会议的读者都是兴高采烈的，能够来听市委的报告，看到市委的主要领导，有些区委书记可能都没见过陈丕显，而这些读者却有机会见到，非常兴奋。
丁老自称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所以，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他谈的最多的就是新闻工作应该如何发扬一些好的传统，深入基层，反映民生，办成读者喜闻乐见的报刊。
用“红色报人”来称呼丁老，似乎非常贴切。军报出身的丁柯解放初期参与了上海《解放日报》的创刊，并担任了编委；上世纪50年代，他在担任《支部生活》主编的同时，又奉命创办了上海市委主办的《党的工作》，成立名噪一时的“党刊”编辑部。
记者的访谈就是从“党刊”的创办开始的。
记者：丁老，您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了，提到您的名字，老报人们都会将您与党刊联系在一起，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党刊”的背景。
丁柯：好的。党的新闻工作曾经是我党非常重视的一项宣传工作。解放后，作为编委，我参与了上海《解放日报》的创刊，并分管理论和党的工作宣传这块出版报道。
当时华东局接管城市以后，党的宣传工作抓得很紧，后来学了苏联《真理报》的经验，专门将报纸的第二版辟为“党的生活”栏，以加强党的宣传。当时的《解放日报》平时只有四个版面，重要的时候才出六个版。
1956年6月，我突然接到市委办公厅的通知，要正式调我到市委去，而且不仅是调我一个人，连《解放日报》的“党的生活”组整个班子都要一同调去，这是非常大的动作。我事后了解到，这是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重大决策。
记者：您最后带了多少人马离开解放日报社去了市委报到？
丁柯：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报社的年轻人不像现在那样喜欢往机关挤。我们大多数同志都不愿意去市委，认为到了市委不自由、很严肃。我呢，很犹豫。因为正值《解放日报》领导班子改组之际，我是副总编的合适人选。为此，《解放日报》的总编杨勇直特意找我谈话。我说我是部队出来的，部队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既然上面要我，我当然去咯。个别同志鬧情绪虽然不对，但，下面的实际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因为党的宣传是《解放日报》党报的一大重要任务，将这部分编辑记者连根拔去了，就没有人能接上去了。我建议留几个人下来，倒不是因为他们闹情绪，而是考虑《解放日报》的后续发展，我能够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走。
我的这个建议，得到了《解放日报》编委们的支持，也很快得到了市委的同意。
最后，1956年的6月，我带了七个人去了市委筹备“党刊”。
记者：一个单位的创立离不开人、财、物，党刊的筹备阶段您碰到什么困难吗？
丁柯：因为市委的重视，党刊的筹备工作出乎意料地顺利。记得我去报到那天，市委秘书长张静涛、副秘书长马万杰接待了我，他们说柯老到北京去参加党的八大，临行前，特别关照他们接待我一下，落实办公场所及其他后勤保障工作，《支部生活》还是按原来的标准先出，我们还有啥意见，等他回来再讲，办公厅先把前面的工作落实下来。
当时的市委是在华山路28号，现在的贵都宾馆的原址上，对面有一片六幢小洋楼，有农业局等市委下属的机构在那里办公。我到市委后，秘书处专门给我们安排了一幢三层楼房，我们当时还只有七个人，而且马上给我配了辆车子。
这也说明当时市委对我们这些做新闻工作人员的尊重，不仅是口头上的。
记者：柯老从北京参加八大回来后是否马上接见了您，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丁柯：“八大”是我们党的转折点，开始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抓经济工作了，邓小平在八大上作了一个党的工作报告，至今我党对八大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文革”是对八大的反动。
1956年10月，柯庆施开完会从北京回来，还没完全传达会议精神，他就接见我了。
柯庆施的办公地当时在延安西路33号，原来是德国人的一个俱乐部，小洋楼。他住在四楼，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外面有个很小的衣帽间，供秘书办公用。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和两个沙发，一个茶几，非常简单朴素。
记得柯老与我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站在桌子前面的沙发边，很随和的样子，问了我许多具体的问题。我和柯老要相差20岁了，他个子比我还高点，要一米八十多，但他背有点驼的样子，看上去跟我就一样高了。我在杨勇直那里听说“我们背后都叫他‘柯大鼻子’”，他鼻子长得比较大，到了市委后，普遍都叫他“柯老”了。
他说现在市委要开会贯彻“八大”精神，决定要办一份刊物，这个刊物由市委直接管，你考虑下，这个刊物究竟该怎么办好，等市委讨论好了以后，我再找你谈。
他把秘书长找来，说丁柯现在调来了，那么办公厅要成立一个机构，叫什么机构呢，你们办公厅去考虑，丁柯是这个机构的头。
那天，从柯老办公室出来后，秘书长叫住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但以后要注意把你这双鞋子换掉。我当时穿了一双军用皮鞋，就是那种大头皮鞋。在《解放日报》我们也都是穿皮鞋的，但在市委不妥。秘书长意思是你以后经常要出入柯老这里，你穿这皮鞋声音“咔咔咔”的不行。
记者：丁老，您记得当时“党刊”的读者是怎样定位的？
丁柯：其实，为什么要办《党的工作》这份党刊呢？当时上海市委是有设想的。市委那时已经有个刊物叫《上海工作》，专门登中央的文件和市委的文件，没有其他文章的，这是党内的，它有一定的规格。我们党内看文件当时规格很严，哪一级能看哪些文件都有规定，一般科级以上的干部都能看《上海工作》。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份《支部生活》，是面向大众的宣传物。 柯老说，我们现在要办份党刊，也可叫中级党刊，是对干部的，目的是上传下达，我们现在市委领导听不到下面的直接声音，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不能直接反映到市里面，要通过层层会议，我们市委的许多意见也不能直达，要通过系统传达，变成了城市里的“新疆”。所以，希望这个刊物既不能泄密，又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传达到下面去。柯老对我说，现在我们上海的党的工作一定要抓得紧，上海是个繁华的城市，党员干部容易受到腐蚀。所以，党的思想教育一定要抓得紧。党内一定要严格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希望办个党刊就是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批评不要变成沙发椅子，软绵绵的，要有棱角。
当时的读者定位是，《党的工作》以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为主要对象，基层单位限于车间支部书记、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还有应工作需要的市、区领导机关的党员干部。《支部生活》的读者对象是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是群众性的，以培养先进分子入党为主要宣传对象，要变成“不开口的支部书记”。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重，说是地富反坏不能订《支部生活》，但后来调查发现恰恰是地富反坏的子女特别要订，因为订了以后，让人觉得他们也是先进的，腰杆子就好像硬了许多。
当时我们有意将《支部生活》做成32开的小开本，因为流行穿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支部生活》刚巧可以放在下面一个口袋里，口袋外正好露出“支部生活”四个字。所以，在工厂里，有的人会将一本《支部生活》一直插在那个口袋里，让人感觉他是先进分子。
记者：“党刊”的发行靠红头文件吗？
丁柯：当时市委领导提出用党费来征订党刊，但我说我不主张党刊用党费来办，我们可以自费发行。我算了一下，加上印刷费和内部机要渠道的发行费，《党的工作》如果能发行到5万份左右就能保本了，10万份左右的话，是有盈余的，没必要用党费来支撑。
我的这个提议，引起了柯庆施极大的兴趣。他兴致很高的样子，让我具体说说。我说，党刊如果用党费订阅发下去，办得好与不好没有一个检验标准。如果是自费的，一旦读者不认可，他就可以不订，这样我们办刊就会有压力，这是一种鞭策。
柯庆施非常欣赏我的提议，后来，为这件事书记处还专门作为新生事物来加以表扬和肯定。
记者：听说当时市委“党刊”编辑部名气很响，规模很大，口碑又特别好，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下？
丁柯：呵呵。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现在看也没有期刊能做到。比如，为了激励大家办好党刊，《党的工作》从第一期开始就将发行数印刷量打在刊物上，这样也便于市领导及时掌握发行情况。我跟柯老汇报说，您不用问党刊发行情况的，您每一期只要看封底下面印的发行数就知道最新的发行量了。《党的工作》发行第一期就达到了5万多份，以后一直在上升，最后发行到10多万份，上海的科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册。后来，《支部生活》也采取自费订阅，向支部申请，由支部开名单到邮局订阅。
我们最多时有在编人员66人，除了五名后勤人员，其余都是党员。党刊之所以后来影响很大，我想，一是市委领导的支持、力挺；二是信息渠道畅通，作者、通讯员队伍来自各行各业，非常庞大。我们有几千个通讯员，遍布各区，信息很快。因为信息渠道畅通，所以党刊逐渐成为市委的“第二信访部”，我有当时保留的原始材料，可以提供一些数据来佐证。编辑部收到的来信来搞和接待读者的来访的数量，除个别年份外，逐年增长：1957年，1.48万件；1958年，1.93万件；1959年，4.83万件；1960年，5.27万件；1961年，7.36萬件；1962年，6.35万件，1963年，9.11万件。之后，更是平均一个月要处理来信来访1万多件。这是现在的党报党刊无法想象的，可以说是当时的“大数据”了。
记者：在这些枯燥的数据后，一定藏着许多生动的例子。
丁柯：那例子是很多的。我记得有位汤生皮鞋厂的工人，吃了领导的批评，思想上想不通，半夜四点钟，就来坐在我们编辑部的门口等开门上访。从那以后，我们就规定编辑部有人住宿，定出了日夜接待的制度。我们还在徐家汇特约了一个旅馆，当天谈不完的，就帮他们安排住宿，一般为自费。这在一般的新闻单位是很难做到的。上世纪80年代，我在《民主与法制》社当社长时，也这样规定过。
记者：党刊要让读者自费掏腰包，吸引读者的报道恐怕必不可少。
丁柯：是的，党刊每一期都有热点问题的报道和讨论。我最近一直在回忆，那个时候，我们党有很多不足，但是，也有许多好东西正是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
柯庆施认为记者就是要“脚头勤”，人家休息放假，记者不能有这个概念。有一年春节，柯庆施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次。我们当时上班和住的地方都在康平路上，很近，我家也有红机，我放下电话就跑到他的办公室，他一脸严肃地问我，你在家里做什么啊？春节你们都蹲在家里干什么啊？你手下那些人呢？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白不了他的意图，直接回答说春节放假了呀。
他有点光火了，说你党刊不是要联系群众的吗？春节是最好的时机嘛！我听懂了。回去后连忙电话把下面的同志找来了，布置任务。我们当时的同志纪律性都非常好，部队作风，我让他们到各个区去联系通讯员和值班的人，把了解的情况出了份情况书给柯庆施，他这才表示满意。
第二年春节，我们有了经验，有意识地安排了一些活动。我组织了静安寺街道能够弹弹唱唱的小青年们，由我们编辑记者带队，送戏下乡，来到金山永久大队茶馆店演出，走群众路线，走基层。
记者：这不就是现在文化宣传领域提倡的“走、转、改”嘛，没想到，“文艺下乡”党刊当时就搞了。
丁柯：刊物的生命力根植于基层，根植于群众。
现在我们强调的一套，其实就是要恢复传统的那套贴近群众的工作作风。记得市委搬到海阁饭店（音）后，就是现在的华山路口，静安面包房那里的转弯处。这个地方当时每天停满了等客人的三轮车，50年代马路上都是人力三轮车接客的。柯庆施早上上班经过这里，看见大门口都是三轮车等在那里，车夫们没事都在打扑克，他关心起我们的党刊宣传作用了。
那天一上班，柯老就让秘书把我叫下去，那时柯的办公室在五楼，我在九楼，到他办公室后，他就问我，你看见门口的三轮车吗？我说看到的。他又问你注意到他们都在做什么吗？我说没有。他说他们都在打扑克，你不是说《支部生活》发行量很大吗，为什么不叫他们看《支部生活》呢？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说我真还没想到这点，怎么将《支部生活》推销给这些三轮车夫们看。他说，那你们快去抓抓看，如果都是在看《支部生活》，那就比打扑克好。
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讲，这就是如何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如何抢占各个领域的制高点的问题。
那时，有个三轮车行业的党总支部，我们与他们取得联系后就过去了解情况，问三轮车工人中有没有《支部生活》的读者，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那类人。他们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叫程德旺的三轮车工人，说他不是《支部生活》的读者，但表现很好，属于先进模范类的，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去采访他一下？
派记者下去采访后，发现这个人身上果然有不少闪光点，我们将他的先进事迹登在《支部生活》上，这个人很快出了名，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这件事在三轮车行业里反响很大，由此《支部生活》成为三轮车总支推荐的读物，党刊的宣传就这样慢慢渗入进去了
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很多劳动模范、先进个人都是通过党刊宣传出去的。
记者：党刊的政治地位显而易见。作为党刊社的总编，您有没有设计过一些活动，开展编读方面的业务培训和学习，让党刊成为一块“磁铁”？
丁柯：那时《支部生活》影响很大，我们就想出一个点子，开个《支部生活》读者讲座，放在陕西南路上的文化广场，为期一周，请市委领导到这个会上去作报告。那时候，文化广场是上海最大的会场，可容纳1万多人。
听的人不是凭级别发的入场券，而是按《支部生活》的读者身份来领票子。结果票子全部发完，全场坐得满满的。请谁呢，请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来讲形势。
那时公安部门还来警告我们，说你们这样大规模组织活动，如果有坏分子搞破坏怎么办，有治安问题存在。那我说你们要管好的呀，要保证交通通畅。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预防工作。来参加会议的读者都是兴高采烈的，能够来听市委的报告，看到市委的主要领导，有些区委书记可能都没见过陈丕显，而这些读者却有机会见到，非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