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荣:能战善谋,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好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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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10日,笔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的某干休所,采访了王允刚少将。王允刚系开国中将王尚荣的长子,退休之前是海军装备部副部长、海军纪委委员。他出生于1940年8月,1998年退休。退休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王尚荣军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他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走长征路,重寻父亲战斗过的每一个战场,重新梳理父亲留下的笔记、讲话稿和文章,多次采访与父亲一起战斗、生活过的老同志,从而对父亲有了更全面更深刻更清晰的了解。就王尚荣在战争岁月的军事指挥特点、在和平年代主管作战工作的经历,笔者与他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笔者:王部长,我曾经在1997年写作《百战将星王尚荣》一书,多次采访过您,您给了我写作上很多支持和帮助。2015年5月王尚荣将军诞辰100周年时,我看到你们为举办纪念活动而出版的有关资料,如《王尚荣画传》及《王尚荣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里面有不少新的观点和材料是我20多年前没有采访到的。比如,有的军史专家说,王尚荣是真正的“百战将星”,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战将,是“终身作战部长”等,诸如这些观点,您是如何理解的?

  王允刚(以下简称王):我父亲1915年5月28日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5岁那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岁时,任红3军司令部侦察科长,在执行任务中与敌遭遇右腿负伤。20岁时,任红5师15团参谋长,率部冲锋时腹部受伤。21岁时,参加长征,任红5师参谋长、师长和红32军96师师长。22岁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团长。23岁时,在庄河战斗中左肺受贯穿伤。24岁时,任120师独1旅副旅长,30岁时任该旅旅长。33岁时,在荔北战役中颈部受伤。34岁时,先后任步兵2师师长、1军副军长兼青海军区副司令员。37岁时,先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38岁时,赴朝鲜参战,任46军副军长。40岁时,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41岁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51岁至58岁,在“文革”中被监禁8年。59岁时,任副总参谋长。62岁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67岁时,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73岁时,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在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邓小平、杨得志等7任总参谋长或代总参谋长的领导下,在总参谋部工作48年,其中在总参作战部工作22年。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也是分管作战工作,因此有的军史专家称王尚荣是“终身作战部长”。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父亲逝世后,时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傅全有上将,在2000年8月14日《解放军报》上发表题为《能战善谋留英名品德高尚昭后人——深切怀念王尚荣同志》的文章。在文章中,傅总长说,王尚荣是我军著名的将领,“他的一生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主要是在作战部队带兵打仗,为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出生入死,始终战斗在枪林弹雨第一线,是一名能征善战的虎将;建国后,主要是在军事领率机关工作,为军队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呕心沥血,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好参谋”。
  笔者:在长征时期,王尚荣表现出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21岁就升任红军师长。您了解他这段战斗经历吗?
  王:我父亲作战非常勇敢,在任何时候都从不顾及自己的生死。在湘东南的瓦屋塘这个地方,我军陷入敌陶广纵队的包围之中。红5师立即转为前卫,负责掩护红4师转移。突围作战中,机枪手牺牲,我父亲纵身跳过去,端起机枪对敌人扫射。敌兵开始后退。红15团正要冲锋时,一梭子子弹飞来,贺炳炎师长躲闪不及,右臂中弹,血流如注,倒在地上。我父亲跑过去,为师长进行包扎。包扎之后,他回头一看,敌人一挺机枪还在“嗒嗒嗒”地响着。他憋足力气,扔出10多颗手榴弹,敌机枪变成了“哑巴”。接着,他又冲了上去,就在这时,从他的左侧后冷不丁飞来一颗子弹。他感觉腹部隐隐作痛,捂着肚子,下令部队阻击敌军。卫生员来不及包扎,背起他就跑,随着主力一起突围。跑到安全地方后,卫生员打开急救包包扎,结果,发现子弹不偏不倚正击中他系在腰间的两块光洋。这两块光洋是我奶奶在我父亲离开家时,送给我父亲的。我父亲在转战中,一直带在身上。这次光洋救了他。光洋被打穿了一个洞,子弹头打进了肚皮,弹尾在血肉模糊中还隐约可见。我父亲一看,忍住疼痛,憋足力气,用卫生员手上的钳子把伤口翻开,猛一用力,将带血的子弹头拔了出来。鲜血如注,卫生员赶紧包扎。瓦屋塘激战,我父亲活下来了,而贺炳炎师长丢了一条胳膊,从此成为独臂将军。
  1936年4月,我父亲升任第5师参谋长。在配合红2、红6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作战行动中,第5师一举击溃围追堵截的滇军龚顺壁部,为红军主力北上会师作出了贡献。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原红2军团第5师编入第32军,改番号为第96师,我父亲出任师长。这一年,他刚满21岁。
  在长征穿越草地期间,我父亲率部担负后卫任务。这项任务并不轻松,一方面要随时准备阻击尾追之敌以掩护主力转移,另一方面还要收容掉队的伤病员。尤其严峻的是,部队十分缺粮,而沿途凡是能吃的野菜和野草都已被前面的部队一扫而光。他带领大家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胜利走出草地。


  笔者:在抗战时期,王尚榮就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何其芳为体验抗敌斗争生活,来到了大青山,写下了《七一五团在大青山》。在这篇文章中,他诗意地赞扬您父亲这个八路军“年轻漂亮的团长”;陈庄一战毙伤日伪军近1300人,因指挥艺术精湛,您父亲被大伙儿尊称为“王大帅”。您了解这段历史吗?对这些评价您是如何理解的?   王:这些称呼和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父亲在战争中的指挥才能和战斗作风。当然,也反映了广大官兵和文艺工作者对战斗指挥员的充分肯定。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性抗战由此开始。抗大学员提前毕业归建,我父亲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团长。9月2日,在陕西富平县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次日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此时,日军已侵占大同,太原岌岌可危。我父亲出席了贺龙主持的第120师军政会议,研究对日军的作战部署。之后,他率部参加同蒲铁路破袭战,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忻口战役,并袭击日军辎重部队和出扰分队,歼敌100余人,取得初战胜利。
  1938年2月,我父亲指挥部队在忻县黄岭村伏击日军军用列车,歼敌50余人。随后,在阳曲与日军遭遇,经过激战击溃了该股日军,歼敌100余人。我父亲在前线指挥战斗时,日军一颗子弹从他的左锁骨下穿透肺部,贯通后背,顿时肺气从前胸和后背外泄,血流不止,加之正患重感冒,一咳嗽就大出血,但他仍顽强地坚守指挥岗位,直到将日军击退。
  1938年4月,毛泽东作出了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以我父亲率领的715团为主组建的大青山支队,在358旅政委李井泉带领下,向绥东大青山挺进。刚进入大青山地区,我父亲即带领715团两个营,连续奇袭陶林城、乌兰花两镇,两战皆捷,歼敌200余人,引起日军的惊恐。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四子王旗的王爷不同日军、伪政府合流,不与抗日武装敌对,我父亲派人和四子王旗的代表谈判,争取到四子王旗的合作。在初入大青山地区之际,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还赢得了团结蒙古族人民、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的胜利。日军趁八路军在大青山立足未稳,迅速调兵围攻大青山支队主力所在的绥东,我父亲率部顺势向绥西发展,开辟新的游击区。
  进入绥东不到4个月,他又率部穿越长城,跨过平绥铁路,再挥师绥西,横扫阴山,并粉碎了日军的冬季“扫荡”攻势,先后经历上百次战斗,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我父亲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广泛发动各界群众,在大青山地区先后开辟了绥中、绥南和绥西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不久,刚刚从国统区到延安的诗人、文学家何其芳,为体验根据地的抗敌斗争生活,来到了大青山。他和715团的指战员一起生活了一星期。我父亲和八路军将士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以及大青山人民的抗敌气概,引发了何其芳内心澎湃的激情,《七一五团在大青山》长篇散文,遂从他笔端流出。在这篇散文中,他叙述了和我父亲的初次相识:
  我想起了你,王尚荣同志。你这个二十四岁的团长,你开始献身革命的时候还是一个小鬼,你还要别人把你抱到马背去。现在你却有着高大的个子,洪亮的声音,充满了健康的血色的脸面。我很奇怪,为什么残酷的战斗和艰苦的物质生活都一点儿不妨碍你的生长,你的发育,你的青春的开放。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团长,假若把你放在法国的爱情小说里面,放在华丽的宴会中间,你一定要引起许多贵妇人的倾心呢。
  如此描绘一位八路军战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那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独特的、别致的。接下来何其芳笔锋一转,写道:“然而,我们不是活在那些无聊的小说里面,而是活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
  1939年1月,第120师主力在贺龙、关向应的率领下到达冀中,执行中央下达的巩固冀中、帮助第3纵队和扩大自己力量三项任务。3月,根据形势需要,我父亲所在的第715团与冀中军区独立第4支队合编为独立1旅。旅长是高士一,地主出身的爱国人士;我父亲任副旅长,但实际负责全旅军事工作。在粉碎日伪军对冀中根据地的第五次围攻之后,我父亲还组织指挥了数次歼灭战,不仅对日军给予沉重打击,还对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予以严厉惩罚。
  120师回师冀西后,陈庄歼灭战是继齐会战斗之后我父亲参与指挥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战斗。这年9月,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一部及伪军共1500余人,企图进犯八路军第120师和晋察冀边区后方机关所在的陈庄地区。120师师长贺龙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决定,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这股猖狂之敌。我父亲指挥部队依托有利地形对敌层层阻击。这一战共毙伤日伪军近1300人,缴获一批重武器,取得陈庄大捷。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我军取得的一次重要的山区歼灭战胜利,八路军总部给予表彰,国民党方面也致电表示祝贺。我父亲在这次战斗中指挥果断有力,临机处置得当,展示了指挥方面的杰出才华,官兵们钦佩地称他为“王大帅”。


  笔者:您前不久采访过八路军老战士袁剑将军,他从抗大分配到独1旅后,就一直与您父亲在一起工作。在您的采访中,他是如何向您介绍陕北的“三战三捷”的?您能具体谈谈吗?
  王:袁剑将军是1921年出生的,山西省万荣县人。1938年初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40年初被分配到八路军120师独1旅工作。他到独1旅时,我父亲是副旅长,他是作战参谋。袁剑将军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离休前是第二炮兵科技部副部长。离休后参加了八路军120师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的编写工作。我经常去看望他。关于“三战三捷”,袁剑将军曾经与我详细讲过。
  陕北的“三战三捷”,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军企图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驱逐出陕北的狂妄计划,是我西北野战军粉碎敌人对陕北重点进攻取得胜利的开端,为之后争取更大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我父亲所率的独1旅,作为此役中的一支主力,其作用可用以下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是“牵牛”到安塞。1947年3月19日,参加保卫延安作战的部队主动放弃延安,国民党军占领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胡宗南却大肆吹嘘他的所谓“胜利”,胡说什么“共军不堪一击”“共军已成流寇”。21日晚,我父亲接到彭德怀电话:“尚荣同志,你们离敌人最近,定要好好隐蔽。敌人还未发现我军的行踪,急于寻找我军决战。告诉同志们,一定要耐心地隐蔽好,白天不许烧饭冒烟,绝对不能暴露,要认真执行;同时,要派出侦察警戒,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还要你旅完成一个任务——要你们靠近延安的那个团去‘牵牛’。是哪个团啊?”我父亲回答说:“2团。”彭总继续说:“好,就要2团派一个营,在延安以北与敌军保持接触,并设法引诱敌人,若敌向我进攻,则节节抗击,使敌人误认为是我軍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以迷惑敌人,目的是把敌人的主力引向安塞方向。敌人不是急于寻找我军决战吗?就要利用敌人的这个心理,把敌人主力调到安塞去,以便我主力在这里隐蔽待机歼敌。一定要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把敌人主力调向北边。‘牵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我军就主动了。”我父亲回答道:“请彭老总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放下电话,我父亲就给2团团长杨一中打电话,转达了彭总的指令,并要求2营在完成“牵牛”任务的过程中要多想些办法。例如,派人在延塞大道两旁挖些炊灶,在大道上扔些破烂,伪装成部队刚离开这里向北去了的样子。他还说:“要2营开个诸葛亮会嘛!他们会想出办法来的,张济堂这个营长还是会用脑子的。你们团上也要抓紧这个任务。千方百计要完成彭老总的这个‘牵牛’计划。这关系到西北我军撤出延安后的行动问题。只要把蒋介石整编第1军的5个旅牵到安塞,就完成任务了。”2营的指战员们照计行事。
  23日,我父亲又接到彭总的电话:“告诉你一个确实的消息,敌第31旅旅部率一个团将于3月24日到青化砭。敌人送上门来了,这是打伏击的好地方,担任主攻的部队已经按指定地点隐蔽在大道两侧的山区,进入了阵地。你们旅是野战军的总预备队,向延安安塞方向派出警戒,以防不测。”24日,敌整编第1军终于被2团2营牵到了安塞。25日,国民党军第31旅旅部率一个团,在青化砭进入我伏击圈。我军即按预定计划,拦头断尾,东西夹击,南北堵截,经1小时40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敌2900余人,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团长谢养民等就擒。
  第二句是羊马河“虎口拔牙”。国民党军在青化砭遭到伏击后,主力从安塞掉头向东,在延长、延川、清涧等地辗转求战。4月8日,返回延安东北的蟠龙、青化砭地区。彭总利用敌军急于决战的心理,决心歼敌第135旅于运动中。然而,歼敌135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阻住敌人援兵,二是速战速决。于是彭总决定把阻援的任务交给独1旅。战斗打响后,彭总对我父亲说:“尚荣同志,你们今天的任务是艰巨的,又是光荣的,告诉各级指挥员要从全局出发。”“你们要把董钊、刘戡的鼻子牵住,牵得越长越死,我们胜利的把握越大!你们如果能把29军阻击在羊马河以南,这次歼灭敌135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
  独1旅阻击敌29军4个旅进攻的战斗打响后,敌人像蝗虫般满山遍野地拥上来,但一经与我交火就乱成一团。我父亲沉着镇定地指挥部队。为了迷惑敌人,我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工事顽强阻击,反复争夺每个山头。由于我父亲指挥部队以机动防御顽强阻击,敌人更误以为遇到共军主力而死死抓住不放,并命令瓦窑堡之135旅迅速南下,致使该敌于4月14日进入我羊马河伏击圈,我预伏主力部队向敌135旅突然发起猛攻。中午刚过,羊马河方向的炮声已大为减弱,估计敌人很快要全军覆没了。这时,我父亲提议他与政治部主任杨琪良、参谋长李书茂一起去看望彭老总,因彭老总就在附近背后的山脚下,离此不到200米。到了山后的一座小庙,见到彭老总,他一人正在耍扑克牌哩!彭总笑着说:“东边的战斗就要结束了,尚荣同志,你们的阻击功劳很大呀。”稍停了一下又说:“大概你们弹药更加困难了,随后我要他们从缴获的弹药中拨给你旅一部分,好吗?”我父亲说:“我们可不是向老总来要弹药的,我们是想提议请老总的指挥位置再向后一些,敌人的炮弹有时乱飞,我们真为老总的安全担心!”彭总哈哈笑了,说:“我就是要紧跟在你们屁股后面,我不走,你们就不敢动,敌人也就靠不拢,你们看,是吧!”说着又笑了一阵。
  下午4时多,接到野司通报,敌135旅4700余人已被我军全部歼灭,代旅长麦宗禹及404团团长成跃煌、405团团长陈简等被俘。该敌被歼时,援军近在咫尺,只隔一道山梁,在独1旅的顽强阻击下却无法靠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135旅被全歼。毛主席高兴地致电祝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指挥所的参谋们立即把胜利消息通报了各团,部队的士气更加高涨,普遍反映:“彭老总真是用兵如神啊!羊马河一战真是虎口拔牙!”
  第三句是蟠龙攻坚。1947年4月的羊马河伏击战后,国民党军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已转至绥德,遂以9个旅的兵力由蟠龙、青化砭地区向绥德疾进,以驻榆林的第22军和28旅南下,企图寻找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只由蒋介石嫡系整编第1师主力167旅,率一个团及地方团队一个总队,守备延安东北之蟠龙镇这个重要补给点。这样,蟠龙就成了咸榆公路上的一个孤点。彭总决定利用敌军错觉和后方空虚,一举攻克蟠龙。然而,守备蟠龙的167旅是胡宗南部的精锐,装备精良,加之蟠龙周围有很多碉堡工事,形成交叉火网,有交通壕、外壕连接,阵地之间可以互相支援,各种火器都有着精密的射击计划,所以这一仗是个攻坚硬仗。正如彭总所说:“如果说青化砭、羊马河之战是吃了两块肥肉,那么打蟠龙就准备啃骨头了。”
  1947年5月,我父亲率独1旅参加蟠龙战斗并担任主攻。受领任务后,他召集各团领导开会,传达了彭总关于打蟠龍的意图和要求,并根据本旅分担的攻击任务,作出了具体部署和周密安排。5月2日,我军从蟠龙四周发起攻击,各路部队经过一夜的猛攻,相继攻占各自的预定目标。为尽快拿下敌主要防御阵地,各攻击部队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改进攻坚战术,防止敌人突围。我父亲前往2团指挥所,与大家一起共同研究怎样攻打磨盘山,如何把突击火力、爆破组织好,搞好密切配合,决定以一个营从西面进攻,东南由8团一个营配合攻击。5月4日拂晓,我父亲在阵地指挥部队,抓紧以对壕作业迫近磨盘山敌碉堡,一边以爆破扫除障碍,一边发动干部战士研究战术动作。中午,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部队群策群力,一鼓作气,采取佯攻、迂回等多种战法攻坚克难,一举拿下磨盘山核心阵地。19时许,野战军首长发出了总攻命令,在隆隆大炮声中我军各部居高临下直捣蟠龙镇街区。战至20时,蟠龙镇内敌人全部被歼灭。此役,经过两天三夜激烈战斗,全歼167旅等部,活捉了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少将旅长李昆岗,毙伤俘敌67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
  为了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5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真武洞(今安塞县城)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西北野战军祝贺“三战三捷”胜利,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留在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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