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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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娜奥米·克莱恩 著 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1月出版 关于为什么气候危机要求我们放弃“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构全球经济，乃至重塑我们的政治体系，这本书给出了睿智的解答。无论是我们自己主动做出改变，还是等待世界自己发生剧变，都意味着現状已不再是一个选项。克莱恩认为，要人性化地应对气候危机，首先应当修复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一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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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娜奥米·克莱恩 著
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1月出版
关于为什么气候危机要求我们放弃“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构全球经济，乃至重塑我们的政治体系，这本书给出了睿智的解答。无论是我们自己主动做出改变，还是等待世界自己发生剧变，都意味着現状已不再是一个选项。克莱恩认为，要人性化地应对气候危机，首先应当修复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一种严峻的惩罚，而应当被视作一种礼物，一种实现经济与文化转变的催化剂，以此治愈长期以来的历史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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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多年前的1895年，刚刚过完元宵节，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派大臣张荫恒等人赴日和谈。没想到，日方借口中方代表的授权书里没有写明“全权”二字，拒绝谈判，即使张荫恒说可以把新的授权书寄来也不行。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还看似随意地问使团随员伍廷芳：“清朝政府怎么不派恭亲王奕或是我的老朋友李鸿章来呢？” 倒霉的“全权”大臣 “罪臣”李鸿章一下子成了清政府的救命稻草。为了让伊藤博文相信议和的
1928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有了秘书。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是谭政，末任秘书是张玉凤。从1928年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这48年间，毛泽东先后任用了35位秘书。 在毛泽东的众多的秘书之中，有的秘书兼做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也有的秘书有所分工，诸如陈伯达、胡乔木这样专门为他起草文件的政治秘书，有江青这样的生活秘书，有高智、罗光禄、徐业夫这样的机要秘书，也有郭化若这样的军事秘书，林
要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吗？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吗？请先从不拘一格、尊严激励开始吧。 近年来，国内企业常常为招工难发愁，劳动力短缺似乎已成常态化、普遍化。即便招到了人，企业又困惑于该如何打造一支富有战斗力且忠诚的团队。该怎么办呢？先请看中外历史上的两个故事。 刀闲的奴隶 西汉时期的齐国人把奴隶看成贱民，尤其是看上去比较狡猾、心眼多或者脾气暴躁的奴隶，人们都像防贼一样躲着他们。 齐国的大盐商
“长安大街上都快传遍了，贺知章居然用官凭换酒豪饮！”高力士尖着嗓门儿对唐玄宗说道。 “这个贺知章仗着会写几首歪诗，就……朕要当面问问他哪来这么大胆子。” “长安新来了一位大诗人，此人身材伟岸、气宇轩昂，臣与他在一家酒肆谋面，有幸读了他的诗作，实可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雄豪之极！奇特之极！灵异之极！绝妙之极！以致臣一时激动竟做出糊涂之事。” 听完贺知章的话，唐玄宗不但不恼，反倒让多日来
现在人们用的“做官”一词源自更早的“作官”，直至当下也被混用，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似乎“做”更具动态属性，而“作”相对抽象些罢了。做官的人所掌权力及于的范围越大、层级越高，就权力越大、官位越高。 历史和现实中，许多人都误解了读书的目的，误以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其实，读书是为了明理，为了能更好地体现和实现人生价值。 做官的目的是金钱？显然不是。与做官相比，其他挣钱的工作多得多。总体上说，经商做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受感染人数逾千万，经济损失难以统计。这次疫情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近百年未有。一时间，全球化成了众矢之的。全球化真的是当前诸多问题之源吗？疫情过后全球化如何发展？如何应对疫情后全球化的新变化？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回头审视全球化 《领导文萃》：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全球化继中美贸易战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有一个梦想——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但最近这个梦想遭遇到了重大挫折——由于美国制裁等原因，国内经济出现货币贬值、债务恶化、资本外逃等。帝国的光荣尚存在梦想之中。 几年前的一个场景，人们仍然印象深刻。2015年1月，刚上任不久的埃尔多安总统在迎接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刻意安排16人打扮成不同时期的古代战士，列队站在总统府的楼梯上迎宾，声称代表土耳其历史上16个帝国。对于这样
表态多调门高而行动少落实差、不重工作实效而重“美化材料” ，这类官僚主义“新变种”应列为本轮整治的重点。 因循守旧、脱离现实的作风往往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呈现出来。本轮病毒性流感来势汹汹，三甲医院发热门诊和儿科门诊人满为患，大批患者并未经过基层医疗机构诊治。直接原因竟是“非典”时期卫生部门下发的一纸通知，规定基层医疗机构遇到发热达到一定度数的病人应该转诊至有发热门诊的二三级医院。这本是彼时公共卫
读中国历史，尤其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我们总会有这样一种印象，皇帝的位置不好坐，每时每刻都有人惦记着你的龙椅。作为一国之君主，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他人掌中之傀儡。这个“他人”就很多了，包括宦官、权臣，乃至于后宫。 但是话也说回来了，无论宦官和权臣有多大能耐，只要皇帝本人不是酒囊饭袋，就总有办法将其各个击破。 但是，有一种势力对于皇帝的影响，是任何皇帝都难以克服的，这就是太后——皇帝的母亲。当然，
弗雷德里克·桑格坚持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 智商一般，成绩普通，学生时期没拿过奖学金;靠不拿工资的条件才找到了一份科研工作，实验台紧挨着养小白鼠的籠子;一辈子只做了两三个课题，没怎么发表论文;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甚至连个教授都不是。 就是如此普通的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两次。一个富二代的选择 1939年，21岁的桑格本科毕业，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问出了那个年纪所有人都困惑的问题：“我将来应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