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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很流行“实录”或者“树洞”那样的词语,人们往往都有相似的故事,有心人会特别记录下来,和大家一起共享人世间的这种普世情感,而蒋雯丽的这部电影正好也起了这个作用。
5年前蒋雯丽打算写剧本时,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想法,“我和姥爷的感情特别深,我一直想把故事写出来,后来当了演员就想用影像表达出来”。2010年4月,她的这股冲动瓜熟蒂落了,一部近年来少见的细腻之作《我们天上见》公映。
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她在拍一部讲述个人经历的电影,但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么简单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安徽小镇上,一个父母在边疆劳教的“留守”孩子和姥爷相依为命。在电影里,你找不到公众熟悉的任何一个大明星的痕迹,有的只是一个渺小而伟大的老人,一个自卑甚至有点自闭的小孩,一个风雨飘摇的真实世界,一个温情的内心世界。
很多女导演不喜欢听到女性电影这个说法,好像这是在贬低她们的职业能力,但蒋雯丽好几次主动提了这个词,她说这部电影给了很多朋友特别女性的感觉,可能女人在观察上会更细腻一点,而男导演通常都更社会化和宏大一点。蒋雯丽没有回避别人对她导演能力的质疑:“第一次创作一定是有感而发,我不是专业导演,没有天生的那种对电影的狂热,更没有所谓的导演情结,我对导演手法知道得也不多,我就是真情实感。其实我在演戏时也这样,技巧什么的并不重要。”
影片投资不大,负担不起商业大片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模式,但又必须让电影院感受到自己的诚意和观众可能的热情,所以蒋雯丽独自一人在各个城市行走,在和大众的直接交流中,慢慢梳理自己可能还混乱着的思绪,体会着大众对于情感电影的真实感受。蒋雯丽有机会让影像直接为自己立传,但她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起过把瘾,真正的享受一回电影。
关注个人体验
那一年的12个月里,蒋雯丽有10个月是在片场拍戏中度过的。她给自己放了个长假,然后有了拍自己和姥爷的故事的念头,她去找一直和顾长卫合作的电影投资人董平。董平二话没说,“他就问我,你要多少,我回去想想。第二天他告诉我,可以。”蒋雯丽和董平合作过《立春》,董平还投资过顾长卫的《孔雀》,姜文的《鬼子来了》和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国内著名的文艺电影。“他做事一向这样,他不太看我们的剧本,不管具体的事情,他说,不需要了解那么多,我就看你这个人,我知道你不会拿这个来开玩笑的。”
蒋雯丽拿着摄像机回了趟老家,找到了姥爷当年的朋友,走访了邻居,和小时候呆过的体操房,“当时我的生活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想念儿时生活的那种宁静,吃的东西都是绿色的,雨水接了可以直接来淘米,生活很艰苦,一个月吃上一顿红烧肉就已经是奢侈了,但那时人们的幸福感更强烈些。今天我们的生活好像优越了一点,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正因为在生活中太急躁,有种迷茫感,所以特别想回去。”
《我们天上见》号称有70%的内容是蒋雯丽的亲身经历,比如小女孩痛恨姓蒋,因为和蒋介石一个姓,所以同学们辱骂她排斥她;去体操房练习,想当世界冠军来扬眉吐气,但因为是“业余”身份而一直被排挤;做了错事,姥爷拿戒尺来打手惩罚。电影里所有的室外场景总是在下雨,不是瓢泼大雨,而是微微的细雨,这也和她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经历有关,“老家在我的记忆里总是阴雨绵绵的,路上都是泥泞,当时觉得特别不好。前几天在北京一个活动上碰到了徐帆,结果我们俩都说,越来越想念家乡,特别怀念老家的雨,可能北京真的是太干了。”
电影里的这些细节很特别,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是我们在其他电影里很难找到的那种直接而私密的味道。这几年很流行“实录”或者“树洞”那样的词语,人们往往都有相似的故事,有心人会特别记录下来,和大家一起共享人世间的这种普世情感,而蒋雯丽的这部电影正好也起了这个作用。
一部完全关注个人体验的电影是否能得到大众的认可,这是新导演最迫切想知道的答案。《我们天上见》直到2009年11月才做完后期,甚至来不及在北京给亲近的朋友们放一场,就去了韩国参加釜山电影节。电影放完后,一个不到30岁的韩国年轻人站起来说,他没想到一个中国导演能拍出他的经历,他小时候的故事和电影里完全一样。釜山电影节最后把“最受观众喜欢大奖”给了《我们天上见》,蒋雯丽说:“最佳导演的作品不一定是观众最喜欢的,但在釜山,这是观众们买票进场,然后从300多部电影里选出来的最喜欢的电影。”
还有一位观众的感受让蒋雯丽惊讶。“昨天深圳有个阿姨读懂了我的电影,她说,蒋雯丽,你在用这个小女孩的眼睛来看世界,那里有一个内心世界,也有一个外部世界。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外部世界,我们都经历过,但在这个孩子心中,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姥爷把所有可能避开的不好的东西都避开了,留给孩子的只有温情和爱,看到的是花和哈密瓜。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则是她对父母的渴望,她对当世界冠军的渴望,她对死亡的恐惧。”蒋雯丽越说越兴奋。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独在异乡,白天忙碌不堪,晚上就更会质疑自己的价值,于是蒋雯丽的《我们天上见》更被认可,“听到他们说喜欢的时候,太激动了,再累也值得”。
现在的蒋雯丽总是光彩照人,但她在内心深处可能还是无法摆脱从小的那种自卑感。蒋雯丽曾说过,她从小很自卑,转过很多次学,总受人欺负,童年很不愉快,而且她很敏感,往往别人一个眼神,她就会觉得对方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在找小演员时,不是要她们和我长得像,而是气质上的像。我要找的是那种爱幻想的,多愁善感,有点自闭的孩子,我要找一个眼睛里能表达出这些内容的孩子。”很巧合,蒋雯丽最后找到的扮演童年和少女时代的两个女孩很像,而且和她本人也很像。
让自己“爽一把”?
或许是外表和角色的印象,蒋雯丽总给人一种强势的味道,事业上和生活上可能都如此,但蒋雯丽至今不习惯剧组里的人叫她“导演”,她说:“其实就是偶尔为之的,还是叫雯丽比较好。”她害怕别人把她的家庭和事业想成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即使在拍摄时她的力求完美会让摄影师都要小小地抱怨一番,但她已经明白,完美未必就是好事,有点瑕疵也未必就不好,“《我们天上见》也不是完美的作品,只是我用心在拍。
她不赞同一种说法——这部作品是因为她要“爽一把”。但她不得不承认,“当导演特别辛苦,除非将来像现在这样,已经梦想了很长时间,再不做就怕热情消失了,否则不会轻易再当导演。演员和导演是不一样的,演员特别感性,到了现场要把所有的事情忘掉,到了一个无人境地,表演得更自如。但導演不是,他需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要考虑好,而我是个喜欢生活更简单一点的人。”她说,当导演不是女人该干的活。
可能是她的导演能力超乎了别人的想象,如今人们看了电影后反而有了另外一种质疑,从蒋雯丽的电影里能轻易地找到顾长卫的影子。可能真的是夫妻间的“志同道合”,《我们天上见》在画面和质感上像极了顾长卫在《孔雀》和《立春》里呈现出的味道,蒋雯丽在选景时看到了一个炮楼,所以就让小女孩呆在炮楼顶上做各种幻想,而这个炮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彩玲在《立春》里穿着礼服的纵身一跳。
蒋雯丽本来想过让顾长卫给自己当摄影师,“我喜欢他电影里的那种质感,而且我们两个在美学上也有共同的爱好。但他拒绝了,向我推荐了现在的摄影林良忠,他怕到时大家就更会觉得那是他的作品了。”不难想象,虽然《立春》和《孔雀》都给顾长卫带来了美誉,但票房上的败走仍是遗憾,所以顾长卫现在筹备的新戏《魔术时代》就是一部商业大片。
拍这样小众电影的导演越来越少,所以客串的蒋雯丽带给大家的更是一份惊喜。北京一个朋友特地劝她好好做宣传,也许真的可能带来情感电影的回归:“时代变了,人们吃了太多的燕窝鱼翅,现在需要一些清新的蔬菜。”
5年前蒋雯丽打算写剧本时,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想法,“我和姥爷的感情特别深,我一直想把故事写出来,后来当了演员就想用影像表达出来”。2010年4月,她的这股冲动瓜熟蒂落了,一部近年来少见的细腻之作《我们天上见》公映。
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她在拍一部讲述个人经历的电影,但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么简单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安徽小镇上,一个父母在边疆劳教的“留守”孩子和姥爷相依为命。在电影里,你找不到公众熟悉的任何一个大明星的痕迹,有的只是一个渺小而伟大的老人,一个自卑甚至有点自闭的小孩,一个风雨飘摇的真实世界,一个温情的内心世界。
很多女导演不喜欢听到女性电影这个说法,好像这是在贬低她们的职业能力,但蒋雯丽好几次主动提了这个词,她说这部电影给了很多朋友特别女性的感觉,可能女人在观察上会更细腻一点,而男导演通常都更社会化和宏大一点。蒋雯丽没有回避别人对她导演能力的质疑:“第一次创作一定是有感而发,我不是专业导演,没有天生的那种对电影的狂热,更没有所谓的导演情结,我对导演手法知道得也不多,我就是真情实感。其实我在演戏时也这样,技巧什么的并不重要。”
影片投资不大,负担不起商业大片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模式,但又必须让电影院感受到自己的诚意和观众可能的热情,所以蒋雯丽独自一人在各个城市行走,在和大众的直接交流中,慢慢梳理自己可能还混乱着的思绪,体会着大众对于情感电影的真实感受。蒋雯丽有机会让影像直接为自己立传,但她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起过把瘾,真正的享受一回电影。
关注个人体验
那一年的12个月里,蒋雯丽有10个月是在片场拍戏中度过的。她给自己放了个长假,然后有了拍自己和姥爷的故事的念头,她去找一直和顾长卫合作的电影投资人董平。董平二话没说,“他就问我,你要多少,我回去想想。第二天他告诉我,可以。”蒋雯丽和董平合作过《立春》,董平还投资过顾长卫的《孔雀》,姜文的《鬼子来了》和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国内著名的文艺电影。“他做事一向这样,他不太看我们的剧本,不管具体的事情,他说,不需要了解那么多,我就看你这个人,我知道你不会拿这个来开玩笑的。”
蒋雯丽拿着摄像机回了趟老家,找到了姥爷当年的朋友,走访了邻居,和小时候呆过的体操房,“当时我的生活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想念儿时生活的那种宁静,吃的东西都是绿色的,雨水接了可以直接来淘米,生活很艰苦,一个月吃上一顿红烧肉就已经是奢侈了,但那时人们的幸福感更强烈些。今天我们的生活好像优越了一点,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正因为在生活中太急躁,有种迷茫感,所以特别想回去。”
《我们天上见》号称有70%的内容是蒋雯丽的亲身经历,比如小女孩痛恨姓蒋,因为和蒋介石一个姓,所以同学们辱骂她排斥她;去体操房练习,想当世界冠军来扬眉吐气,但因为是“业余”身份而一直被排挤;做了错事,姥爷拿戒尺来打手惩罚。电影里所有的室外场景总是在下雨,不是瓢泼大雨,而是微微的细雨,这也和她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经历有关,“老家在我的记忆里总是阴雨绵绵的,路上都是泥泞,当时觉得特别不好。前几天在北京一个活动上碰到了徐帆,结果我们俩都说,越来越想念家乡,特别怀念老家的雨,可能北京真的是太干了。”
电影里的这些细节很特别,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是我们在其他电影里很难找到的那种直接而私密的味道。这几年很流行“实录”或者“树洞”那样的词语,人们往往都有相似的故事,有心人会特别记录下来,和大家一起共享人世间的这种普世情感,而蒋雯丽的这部电影正好也起了这个作用。
一部完全关注个人体验的电影是否能得到大众的认可,这是新导演最迫切想知道的答案。《我们天上见》直到2009年11月才做完后期,甚至来不及在北京给亲近的朋友们放一场,就去了韩国参加釜山电影节。电影放完后,一个不到30岁的韩国年轻人站起来说,他没想到一个中国导演能拍出他的经历,他小时候的故事和电影里完全一样。釜山电影节最后把“最受观众喜欢大奖”给了《我们天上见》,蒋雯丽说:“最佳导演的作品不一定是观众最喜欢的,但在釜山,这是观众们买票进场,然后从300多部电影里选出来的最喜欢的电影。”
还有一位观众的感受让蒋雯丽惊讶。“昨天深圳有个阿姨读懂了我的电影,她说,蒋雯丽,你在用这个小女孩的眼睛来看世界,那里有一个内心世界,也有一个外部世界。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外部世界,我们都经历过,但在这个孩子心中,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姥爷把所有可能避开的不好的东西都避开了,留给孩子的只有温情和爱,看到的是花和哈密瓜。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则是她对父母的渴望,她对当世界冠军的渴望,她对死亡的恐惧。”蒋雯丽越说越兴奋。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独在异乡,白天忙碌不堪,晚上就更会质疑自己的价值,于是蒋雯丽的《我们天上见》更被认可,“听到他们说喜欢的时候,太激动了,再累也值得”。
现在的蒋雯丽总是光彩照人,但她在内心深处可能还是无法摆脱从小的那种自卑感。蒋雯丽曾说过,她从小很自卑,转过很多次学,总受人欺负,童年很不愉快,而且她很敏感,往往别人一个眼神,她就会觉得对方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在找小演员时,不是要她们和我长得像,而是气质上的像。我要找的是那种爱幻想的,多愁善感,有点自闭的孩子,我要找一个眼睛里能表达出这些内容的孩子。”很巧合,蒋雯丽最后找到的扮演童年和少女时代的两个女孩很像,而且和她本人也很像。
让自己“爽一把”?
或许是外表和角色的印象,蒋雯丽总给人一种强势的味道,事业上和生活上可能都如此,但蒋雯丽至今不习惯剧组里的人叫她“导演”,她说:“其实就是偶尔为之的,还是叫雯丽比较好。”她害怕别人把她的家庭和事业想成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即使在拍摄时她的力求完美会让摄影师都要小小地抱怨一番,但她已经明白,完美未必就是好事,有点瑕疵也未必就不好,“《我们天上见》也不是完美的作品,只是我用心在拍。
她不赞同一种说法——这部作品是因为她要“爽一把”。但她不得不承认,“当导演特别辛苦,除非将来像现在这样,已经梦想了很长时间,再不做就怕热情消失了,否则不会轻易再当导演。演员和导演是不一样的,演员特别感性,到了现场要把所有的事情忘掉,到了一个无人境地,表演得更自如。但導演不是,他需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要考虑好,而我是个喜欢生活更简单一点的人。”她说,当导演不是女人该干的活。
可能是她的导演能力超乎了别人的想象,如今人们看了电影后反而有了另外一种质疑,从蒋雯丽的电影里能轻易地找到顾长卫的影子。可能真的是夫妻间的“志同道合”,《我们天上见》在画面和质感上像极了顾长卫在《孔雀》和《立春》里呈现出的味道,蒋雯丽在选景时看到了一个炮楼,所以就让小女孩呆在炮楼顶上做各种幻想,而这个炮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彩玲在《立春》里穿着礼服的纵身一跳。
蒋雯丽本来想过让顾长卫给自己当摄影师,“我喜欢他电影里的那种质感,而且我们两个在美学上也有共同的爱好。但他拒绝了,向我推荐了现在的摄影林良忠,他怕到时大家就更会觉得那是他的作品了。”不难想象,虽然《立春》和《孔雀》都给顾长卫带来了美誉,但票房上的败走仍是遗憾,所以顾长卫现在筹备的新戏《魔术时代》就是一部商业大片。
拍这样小众电影的导演越来越少,所以客串的蒋雯丽带给大家的更是一份惊喜。北京一个朋友特地劝她好好做宣传,也许真的可能带来情感电影的回归:“时代变了,人们吃了太多的燕窝鱼翅,现在需要一些清新的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