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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3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像梅娘、袁犀、萧艾都是当时的青年作家，还有新起作家张爱玲，这些作家的作品到今日有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而且取得了不凡的研究成果。而同样作为沦陷区作家的高深可以说是一位被遗忘的作家，在研究沦陷区作品或者研究沦陷区作家时会时常忽略这一位作家。相对于高深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去了解高深的作品以及他的生平的学者甚少。目前，能找到的有关高深的资料只有小说集《兼差》，姜德明《余时书话》中《描写饥饿的作家》一篇，张泉的《污浊与贫病中的抗争》，以及冯昊、史育婷的论文《论民族意识对沦陷区作家心态的影响》中的寥寥数语。高深是不幸的，在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一直在同贫困的生活与疾病作斗争，未等得及亲眼看到自己的小说集出版就与世长辞。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高深留下的每一篇作品里，都暗含着高深本人的经历，同时也是沦陷区人民生活的缩影。高深是一个被时代埋没的作家，他的文章以平淡的言语讽刺着当时平民百姓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向世人展现着日本的虚伪，同样向世人展现着沦陷时期平民的真实的生活画卷。在高深的作品中我们能体会到作者的民族意识。无论是高深的小说，诗歌，还是杂文都是他的意识的体现，在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深受病魔困扰的高深对生的渴望，以及对生活的热情。
一、《兼差》：贫穷与耻辱
中篇小说《兼差》可以说是最能够反映高深的文学成就的一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小职员白宗礼在沦陷初期的坎坷遭际。纯真年少的女儿背着父亲，在别无良策的母亲的默许下，跳进卖淫的火坑，还诚心感谢引诱和盘剥她的中间人王太太。在失业后好不容易找到小书记差使的白宗礼被食不果腹的生活所迫，瞒着办事员和门警在夜间拉洋车，然而共同的兼差打破了他们之间的隔膜与界限，使这个长衫阶级与劳力者有了共同的语言，同样使这个长衫阶级放下了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高傲，向现实低头。深夜借酒消乏之时，无意中发现女儿卖淫的秘密。之后的白宗礼疯狂了，门警变着法儿的逗白宗礼，可是都无济于事，白宗礼只是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不认识她啊！”小说的最后一个段落是：夜深了。痛苦紧抓着每个人的心。寥寥数语，便结束了这篇中篇小说，但留给读者的是久久不能消散的压抑的感觉。
小说中对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城的描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高深选择的词语以及句子的构成都在讽刺着日本军，揭露日本的虚伪，暴露日本进军北京城以达到控制的真正目的。路过北新华街口时，主人公白宗礼眼中的“日本军入城式”是下面的一番景致：
那黄色的兵车开着一点五里的速度，慢慢地但是不断地往前走，车上装满着臃肿的兵士，冲着街的两旁的中国人笑，机关枪口也朝着这些闲人示威，枪尾上还坐着一个精神饱满的士兵，做出预备放的姿势。
当那些小型的指挥官的汽车经过时，日本的居留民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发狂地欢呼，有的竟把帽子扔得多高，而掉下来的时候恰恰落在一泡泥潭里。他们的居留民虽然不多，但是旗子不少，满街只有太阳旗飘动，商店门口也悬了日本国旗，仿佛一夜的工夫，中国人通通变成日本人了。[1]
通过文章里对日本军队的描写，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日本军的讽刺。作者选择使用“臃肿”，“装满”等具有贬义意义的词语来形容日本军。由此可见，虽然作者没有直接又明显地表现出抗日情绪，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作者高深对日本军的讽刺。精神饱满的士兵坐在机关枪尾时刻准备放的样子与日本兵的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了日本的虚伪，也证明了日本的所谓的“共存共荣”政策只不过是可以更加容易控制中国的一种手段而已。一些居留民为了表示对日本进城的欢呼，将帽子高高抛起，却掉入泥潭，这讽刺日本的侵略也如泥潭一般沾满污秽。日本努力营造出所有人都欢迎日本军进城的氛围，以上引用的选段的最后一句话却无情揭露了这一假象，其实只有少数日本居留民在欢呼。
而白宗礼看到的“烧旗礼”，更是对北京沦陷区现实的真实反映。白宗礼流下的眼泪既是为了自己失业而掉，更是为失去的国家而掉。作者通过白宗礼的心理，将作者的意识暗含其中。热剌剌的心血，掉下的眼泪不只是白宗礼的心绪，更是作者对日军进军北京城，北京城沦陷的悲哀。白宗礼可以说是小知识分子的代表，有着自己的傲气，却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饿到像麻柴棍似的小狗，拿着房东王先生家的剩饭也填不饱肚子的一家人，交不起电费而漆黑一片的屋子，这都是当时被日本军占领后的北京城的最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下面摘抄的文章中的句子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沦陷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钱比命贵，对底层人民來说沦陷了的北京城真可谓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世道。
没有法子，只有忍着，不忍就拿出钱来，钱，钱就是命，命就是钱，不信那算你没有见识。[2]
而更加真实反映北京沦陷区的人民的生活的莫过于惠英的辍学与卖淫，还有就是放下作为小知识分子的骄傲去兼差的白宗礼。高深描写的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胡科长一家的对话。胡科长的女儿跳一场舞就要百十块钱，而白宗礼一家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高深并没有将白宗礼一家的穷困以及胡科长一家的对话进行直接的对比，然而达到的效果却比直接对比更加讽刺。在白宗礼一家挣扎在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时，胡科长一家以及因为阿谀奉承而与胡科长的女儿有关系的杨科员却已经在享受生活。这种对比不仅仅在北京城，在沦陷区比比皆是。日本向世人宣告同中国“共荣共存”，实际上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底层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虽然不能通过白宗礼一家的生活代表所有底层人民，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一二。
小说的高潮在惠英踏入卖淫的火坑之后，留给人最深刻印象的也是这一部分。王太太几番劝说，只为了把惠英拐入火坑，从而在中间得到更多的金钱。给了惠英母女一些小恩小惠，就把惠英拐入了卖淫的行列，而惠英母女却还要真心感谢中间的盘剥人王太太。惠英与另一位出卖自己肉体的韩小姐的对话让我们更加明白地看到生活的压迫，贫穷、饥寒都压在女子身上，在现实面前不得不走向一条被世人唾弃的路。高深的平淡的描述，更加增添了讽刺的效果，讽刺这个盘剥人王太太，更加讽刺的是这个让人失望，让人悲愤的社会。而惠英大概也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可是却无可奈何，因为在贫穷面前，在随时会饿死的现实面前，惠英没有其他选择。而在日军控制的沦陷区，这种情况无时不在上演。 高深的这篇《兼差》，可以说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高深在小说里毫不避讳地反映沦陷区人民的真实生活，这在当时被日军控制的沦陷区中是难能可贵的。而且高深并没有使用特别的手法，在淡然的叙述中流露出讽刺。《兼差》描绘着贫穷给人带来的苦难与屈辱，讽刺着日军的伪善。
二、《孔庙里》：虚伪与封建
高深的小说《孔庙里》虽然只是一篇短篇，但是一个具有多种讽刺和象征意义的短篇。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小的三等县城，却有“宏丽伟大”的孔庙建筑，其样式和材料居然完全和北京的三大殿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显示出，在中国，孔孟之道源远流长，恩光渥泽。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个陈列着孔夫子、孟子、七十二大贤塑像，以及当地历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牌位的圣地，却成了十个被称作“遗老”的大龄高年级学生的戏谑之地，甚至在那里奸污了县太爷的太太。孔庙的庄严神圣，以及在这样的地方发生的违背祖训，违背道德的禽兽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本身便是一种讽刺。然而事情还远不止于此。通过叙事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年过半百的新任县长的太太叶淑芳只有十八九岁，而事情发生后，对“遗老”学生的首领李荫的处罚只有无关痛痒打手心而已，甚至于因为有钱人的求情，连退学措施都没有被采取。在二十多年后，李荫对于他早年禽兽行为的受害者也已经只有模糊的印象了。这种种都进一步强化了小说讽刺的效果。小说讽刺着孔孟之道的虚伪，讽刺着达官贵人的道貌岸然与厚颜无耻，以及讽刺着在一个封建主义仍然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里年轻妇女身体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讽刺着世人的愚昧，毫不留情地揭露着社会的肮脏与虚伪。
小说刚开始就花了很大一部分笔墨描述着这个小小的三等县里的孔庙建筑，庄严、静穆、肃静的形象跃然纸上，为之后所要发生的故事奠定了背景基础。通过叙事者对孔庙建筑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也是有讽刺在的。叙事者对孔庙建筑的格局的比喻中可见一斑。“正殿是头等病房，两庑是二等病房，大家一个挨着一个，倒也挺热闹，我想要说话或无聊的时候互相开开玩笑也很方便。”受世人尊重，供世人拜谒的圣人，却被比喻成病房，其中的讽刺意味可谓再明显不过。之后，就是对李荫的人物介绍，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家里又有钱”的事实。新县长上任时，带着太太和校长一起参观了孔庙，而校长却在第二天偷偷在孔庙里上香，请求至圣先师饶恕叶淑芳亵渎了神圣的殿堂。或许可以说校长敬重先贤圣人，可是事发后从校长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个拜谒圣人的虚伪与道貌岸然。
孔庙是历来供奉圣贤，以及历代杰出人才的地方，而李荫等人却公然藐视这神圣之地，在庄严肃穆之地行禽兽之行为，可见孔孟之道的可有可无。而校长在得知这一切后，却说“我们都是斯文一派按理妇女就无权在孔庙里进出，你要知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现在竟然做出这样的丑事，就不能单怪我的学生不好，我的管束不严，这我自知有罪，你放任妇女，亵渎圣地，该当何罪呀？”而之后对李荫等人的处罚也只是无关痛痒，因为其家里的金钱只是记了一次大过。说是处罚但是叙事者的“其实李荫早已记大过四次了。”这样一句话直接揭露了校长表面上公正无私，实际却是贪图金钱的小人面目。而且校长的这一番话，看起来是维护孔孟之道，实则露出了本质。校长藐视妇女的权利，看不起妇女，作为一所学校的校长，理应深明大义，可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而真正的受害者不仅被玷污了，还要背上亵渎神圣之地的臭名，可见当时封建思想残留的严重，以及对妇女权利的毫无保障。事情发生后，没有一个人去同情叶淑芳怎么样了，从校长开始想的确实为自己的学生乃至为自己开脱，充分显露出这些所谓达官贵人或者知识分子的道貌岸人以及虚伪。在这种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下，叶淑芳是最不幸的。先是为了金钱被自己的父亲卖到了年过半百的老头子身边，再是被奸污，然而却没有人为之感到同情，更没有人为她打抱不平。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妇女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只能受人摆布，甚至于受尽屈辱。在十几二十年后，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连被自己玷污的那个妇女的名字都已经记不清了，而可笑的这样一个做尽坏事，蔑视孔孟之道的人居然成了乡绅，而一句“记不清了”就盖过了过去的种种，可悲可叹的社会。
高深的《孔庙里》的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神圣不可亵渎之地发生了奸污之事，行了禽兽之行的人成了乡绅，饱受伤害的叶淑芳再次成为男人的附属。文章的结构加强了讽刺的效果。小说从“局外人”的视角去叙述故事，使得故事的发展过程既淡远又清晰。小说直接揭露了孔孟之道的衰败，叶淑芳一人的受害，活画出了假道学的丑恶面目，以及在封建礼教的壓迫和禁锢之下，妇女低微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
三、结论
高深的小说在主题和题材层面，始终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尤其可以揭露丑类和展示黑暗面；在叙事和表现手法的层面上，作品总是在一种淡然处之的语气中流泻出讽刺。[3]在小说《兼差》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日本进军北京城，北京沦为沦陷区之后，知识分子只能艰难求生，读圣贤书不仅不能带来更高的地位，甚至不能支撑基本的生活，只要像胡课长、杨科员一样攀富结贵，阿谀奉承才能奢侈地享受生活。在做车夫的工作时，起初白宗礼还可以保持着身为知识分子的骄傲与清高，可是既然做了劳动者，就免不了劳动者的待遇，被骂，被鞭子抽，带给白宗礼的比起痛苦更加是耻辱，这种耻辱来源于他身为知识分子的斯文，来源于他现实中的贫穷。当他看到女儿沦为暗娼时，这种耻辱已经无法抑制，身为一个父亲，还有何尊严可言，即使是酒精也无法麻痹他痛苦的心。小说《孔庙里》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备受推崇的孔孟之道的衰弱，校长的道貌岸然，妇女低微的地位，被封建思想的毒害。
高深的小说没有“犀利地批判”、“无情地揭露”，只有在日常平淡的生活里描摹出的小知识分子的生活窘况，只有在细节方面体现的小知识分子敏感脆弱的自尊，只有在文章结构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讽刺。高深的小说没有犀利地言辞，没有慷慨激昂的叙述，只有平淡的文字，却描绘出了一幅心酸又悲凉画面，留给后人很长的余韵。
注释：
[1]高深，《兼差》，沈阳出版社.
[2]同上.
[3]张泉，《污浊与贫病中的反讽与抗争》.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3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像梅娘、袁犀、萧艾都是当时的青年作家，还有新起作家张爱玲，这些作家的作品到今日有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而且取得了不凡的研究成果。而同样作为沦陷区作家的高深可以说是一位被遗忘的作家，在研究沦陷区作品或者研究沦陷区作家时会时常忽略这一位作家。相对于高深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去了解高深的作品以及他的生平的学者甚少。目前，能找到的有关高深的资料只有小说集《兼差》，姜德明《余时书话》中《描写饥饿的作家》一篇，张泉的《污浊与贫病中的抗争》，以及冯昊、史育婷的论文《论民族意识对沦陷区作家心态的影响》中的寥寥数语。高深是不幸的，在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一直在同贫困的生活与疾病作斗争，未等得及亲眼看到自己的小说集出版就与世长辞。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高深留下的每一篇作品里，都暗含着高深本人的经历，同时也是沦陷区人民生活的缩影。高深是一个被时代埋没的作家，他的文章以平淡的言语讽刺着当时平民百姓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向世人展现着日本的虚伪，同样向世人展现着沦陷时期平民的真实的生活画卷。在高深的作品中我们能体会到作者的民族意识。无论是高深的小说，诗歌，还是杂文都是他的意识的体现，在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深受病魔困扰的高深对生的渴望，以及对生活的热情。
一、《兼差》：贫穷与耻辱
中篇小说《兼差》可以说是最能够反映高深的文学成就的一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小职员白宗礼在沦陷初期的坎坷遭际。纯真年少的女儿背着父亲，在别无良策的母亲的默许下，跳进卖淫的火坑，还诚心感谢引诱和盘剥她的中间人王太太。在失业后好不容易找到小书记差使的白宗礼被食不果腹的生活所迫，瞒着办事员和门警在夜间拉洋车，然而共同的兼差打破了他们之间的隔膜与界限，使这个长衫阶级与劳力者有了共同的语言，同样使这个长衫阶级放下了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高傲，向现实低头。深夜借酒消乏之时，无意中发现女儿卖淫的秘密。之后的白宗礼疯狂了，门警变着法儿的逗白宗礼，可是都无济于事，白宗礼只是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不认识她啊！”小说的最后一个段落是：夜深了。痛苦紧抓着每个人的心。寥寥数语，便结束了这篇中篇小说，但留给读者的是久久不能消散的压抑的感觉。
小说中对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城的描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高深选择的词语以及句子的构成都在讽刺着日本军，揭露日本的虚伪，暴露日本进军北京城以达到控制的真正目的。路过北新华街口时，主人公白宗礼眼中的“日本军入城式”是下面的一番景致：
那黄色的兵车开着一点五里的速度，慢慢地但是不断地往前走，车上装满着臃肿的兵士，冲着街的两旁的中国人笑，机关枪口也朝着这些闲人示威，枪尾上还坐着一个精神饱满的士兵，做出预备放的姿势。
当那些小型的指挥官的汽车经过时，日本的居留民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发狂地欢呼，有的竟把帽子扔得多高，而掉下来的时候恰恰落在一泡泥潭里。他们的居留民虽然不多，但是旗子不少，满街只有太阳旗飘动，商店门口也悬了日本国旗，仿佛一夜的工夫，中国人通通变成日本人了。[1]
通过文章里对日本军队的描写，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日本军的讽刺。作者选择使用“臃肿”，“装满”等具有贬义意义的词语来形容日本军。由此可见，虽然作者没有直接又明显地表现出抗日情绪，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作者高深对日本军的讽刺。精神饱满的士兵坐在机关枪尾时刻准备放的样子与日本兵的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了日本的虚伪，也证明了日本的所谓的“共存共荣”政策只不过是可以更加容易控制中国的一种手段而已。一些居留民为了表示对日本进城的欢呼，将帽子高高抛起，却掉入泥潭，这讽刺日本的侵略也如泥潭一般沾满污秽。日本努力营造出所有人都欢迎日本军进城的氛围，以上引用的选段的最后一句话却无情揭露了这一假象，其实只有少数日本居留民在欢呼。
而白宗礼看到的“烧旗礼”，更是对北京沦陷区现实的真实反映。白宗礼流下的眼泪既是为了自己失业而掉，更是为失去的国家而掉。作者通过白宗礼的心理，将作者的意识暗含其中。热剌剌的心血，掉下的眼泪不只是白宗礼的心绪，更是作者对日军进军北京城，北京城沦陷的悲哀。白宗礼可以说是小知识分子的代表，有着自己的傲气，却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饿到像麻柴棍似的小狗，拿着房东王先生家的剩饭也填不饱肚子的一家人，交不起电费而漆黑一片的屋子，这都是当时被日本军占领后的北京城的最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下面摘抄的文章中的句子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沦陷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钱比命贵，对底层人民來说沦陷了的北京城真可谓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世道。
没有法子，只有忍着，不忍就拿出钱来，钱，钱就是命，命就是钱，不信那算你没有见识。[2]
而更加真实反映北京沦陷区的人民的生活的莫过于惠英的辍学与卖淫，还有就是放下作为小知识分子的骄傲去兼差的白宗礼。高深描写的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胡科长一家的对话。胡科长的女儿跳一场舞就要百十块钱，而白宗礼一家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高深并没有将白宗礼一家的穷困以及胡科长一家的对话进行直接的对比，然而达到的效果却比直接对比更加讽刺。在白宗礼一家挣扎在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时，胡科长一家以及因为阿谀奉承而与胡科长的女儿有关系的杨科员却已经在享受生活。这种对比不仅仅在北京城，在沦陷区比比皆是。日本向世人宣告同中国“共荣共存”，实际上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底层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虽然不能通过白宗礼一家的生活代表所有底层人民，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一二。
小说的高潮在惠英踏入卖淫的火坑之后，留给人最深刻印象的也是这一部分。王太太几番劝说，只为了把惠英拐入火坑，从而在中间得到更多的金钱。给了惠英母女一些小恩小惠，就把惠英拐入了卖淫的行列，而惠英母女却还要真心感谢中间的盘剥人王太太。惠英与另一位出卖自己肉体的韩小姐的对话让我们更加明白地看到生活的压迫，贫穷、饥寒都压在女子身上，在现实面前不得不走向一条被世人唾弃的路。高深的平淡的描述，更加增添了讽刺的效果，讽刺这个盘剥人王太太，更加讽刺的是这个让人失望，让人悲愤的社会。而惠英大概也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可是却无可奈何，因为在贫穷面前，在随时会饿死的现实面前，惠英没有其他选择。而在日军控制的沦陷区，这种情况无时不在上演。 高深的这篇《兼差》，可以说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高深在小说里毫不避讳地反映沦陷区人民的真实生活，这在当时被日军控制的沦陷区中是难能可贵的。而且高深并没有使用特别的手法，在淡然的叙述中流露出讽刺。《兼差》描绘着贫穷给人带来的苦难与屈辱，讽刺着日军的伪善。
二、《孔庙里》：虚伪与封建
高深的小说《孔庙里》虽然只是一篇短篇，但是一个具有多种讽刺和象征意义的短篇。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小的三等县城，却有“宏丽伟大”的孔庙建筑，其样式和材料居然完全和北京的三大殿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显示出，在中国，孔孟之道源远流长，恩光渥泽。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个陈列着孔夫子、孟子、七十二大贤塑像，以及当地历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牌位的圣地，却成了十个被称作“遗老”的大龄高年级学生的戏谑之地，甚至在那里奸污了县太爷的太太。孔庙的庄严神圣，以及在这样的地方发生的违背祖训，违背道德的禽兽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本身便是一种讽刺。然而事情还远不止于此。通过叙事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年过半百的新任县长的太太叶淑芳只有十八九岁，而事情发生后，对“遗老”学生的首领李荫的处罚只有无关痛痒打手心而已，甚至于因为有钱人的求情，连退学措施都没有被采取。在二十多年后，李荫对于他早年禽兽行为的受害者也已经只有模糊的印象了。这种种都进一步强化了小说讽刺的效果。小说讽刺着孔孟之道的虚伪，讽刺着达官贵人的道貌岸然与厚颜无耻，以及讽刺着在一个封建主义仍然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里年轻妇女身体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讽刺着世人的愚昧，毫不留情地揭露着社会的肮脏与虚伪。
小说刚开始就花了很大一部分笔墨描述着这个小小的三等县里的孔庙建筑，庄严、静穆、肃静的形象跃然纸上，为之后所要发生的故事奠定了背景基础。通过叙事者对孔庙建筑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也是有讽刺在的。叙事者对孔庙建筑的格局的比喻中可见一斑。“正殿是头等病房，两庑是二等病房，大家一个挨着一个，倒也挺热闹，我想要说话或无聊的时候互相开开玩笑也很方便。”受世人尊重，供世人拜谒的圣人，却被比喻成病房，其中的讽刺意味可谓再明显不过。之后，就是对李荫的人物介绍，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家里又有钱”的事实。新县长上任时，带着太太和校长一起参观了孔庙，而校长却在第二天偷偷在孔庙里上香，请求至圣先师饶恕叶淑芳亵渎了神圣的殿堂。或许可以说校长敬重先贤圣人，可是事发后从校长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个拜谒圣人的虚伪与道貌岸然。
孔庙是历来供奉圣贤，以及历代杰出人才的地方，而李荫等人却公然藐视这神圣之地，在庄严肃穆之地行禽兽之行为，可见孔孟之道的可有可无。而校长在得知这一切后，却说“我们都是斯文一派按理妇女就无权在孔庙里进出，你要知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现在竟然做出这样的丑事，就不能单怪我的学生不好，我的管束不严，这我自知有罪，你放任妇女，亵渎圣地，该当何罪呀？”而之后对李荫等人的处罚也只是无关痛痒，因为其家里的金钱只是记了一次大过。说是处罚但是叙事者的“其实李荫早已记大过四次了。”这样一句话直接揭露了校长表面上公正无私，实际却是贪图金钱的小人面目。而且校长的这一番话，看起来是维护孔孟之道，实则露出了本质。校长藐视妇女的权利，看不起妇女，作为一所学校的校长，理应深明大义，可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而真正的受害者不仅被玷污了，还要背上亵渎神圣之地的臭名，可见当时封建思想残留的严重，以及对妇女权利的毫无保障。事情发生后，没有一个人去同情叶淑芳怎么样了，从校长开始想的确实为自己的学生乃至为自己开脱，充分显露出这些所谓达官贵人或者知识分子的道貌岸人以及虚伪。在这种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下，叶淑芳是最不幸的。先是为了金钱被自己的父亲卖到了年过半百的老头子身边，再是被奸污，然而却没有人为之感到同情，更没有人为她打抱不平。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妇女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只能受人摆布，甚至于受尽屈辱。在十几二十年后，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连被自己玷污的那个妇女的名字都已经记不清了，而可笑的这样一个做尽坏事，蔑视孔孟之道的人居然成了乡绅，而一句“记不清了”就盖过了过去的种种，可悲可叹的社会。
高深的《孔庙里》的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神圣不可亵渎之地发生了奸污之事，行了禽兽之行的人成了乡绅，饱受伤害的叶淑芳再次成为男人的附属。文章的结构加强了讽刺的效果。小说从“局外人”的视角去叙述故事，使得故事的发展过程既淡远又清晰。小说直接揭露了孔孟之道的衰败，叶淑芳一人的受害，活画出了假道学的丑恶面目，以及在封建礼教的壓迫和禁锢之下，妇女低微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
三、结论
高深的小说在主题和题材层面，始终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尤其可以揭露丑类和展示黑暗面；在叙事和表现手法的层面上，作品总是在一种淡然处之的语气中流泻出讽刺。[3]在小说《兼差》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日本进军北京城，北京沦为沦陷区之后，知识分子只能艰难求生，读圣贤书不仅不能带来更高的地位，甚至不能支撑基本的生活，只要像胡课长、杨科员一样攀富结贵，阿谀奉承才能奢侈地享受生活。在做车夫的工作时，起初白宗礼还可以保持着身为知识分子的骄傲与清高，可是既然做了劳动者，就免不了劳动者的待遇，被骂，被鞭子抽，带给白宗礼的比起痛苦更加是耻辱，这种耻辱来源于他身为知识分子的斯文，来源于他现实中的贫穷。当他看到女儿沦为暗娼时，这种耻辱已经无法抑制，身为一个父亲，还有何尊严可言，即使是酒精也无法麻痹他痛苦的心。小说《孔庙里》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备受推崇的孔孟之道的衰弱，校长的道貌岸然，妇女低微的地位，被封建思想的毒害。
高深的小说没有“犀利地批判”、“无情地揭露”，只有在日常平淡的生活里描摹出的小知识分子的生活窘况，只有在细节方面体现的小知识分子敏感脆弱的自尊，只有在文章结构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讽刺。高深的小说没有犀利地言辞，没有慷慨激昂的叙述，只有平淡的文字，却描绘出了一幅心酸又悲凉画面，留给后人很长的余韵。
注释：
[1]高深，《兼差》，沈阳出版社.
[2]同上.
[3]张泉，《污浊与贫病中的反讽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