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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0日是俄罗斯最著名的间谍机构——俄联邦对外情报局成立100周年纪念日。当天，俄总统普京视察了该局总部，并向位于该局总部大院内的俄情报人员纪念碑敬献鲜花，以纪念不同时期的俄罗斯情报人员。俄对外情报局成立100年间，情报人员执行了无数次秘密任务，其中获得的一些情报甚至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苏俄对外情报局的成立，是建立在惨痛的教训上。1918年底，协约国纠合俄国白卫势力夹击新成立的苏俄，此前主要针对国内反动势力的苏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却缺乏对外情报搜集和秘密战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缺失，苏俄在1920年反击波兰侵略时吃了大亏，间谍扎布洛茨基竟打入红军高层，弄到名将图哈切夫斯基进攻华沙的详细计划，导致红军功败垂成。
这次挫折促使当年9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措辞严厉地指出：“我们盲目地向华沙进军，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必须将我們情报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只有严肃、摆正位置的情报工作，才能使我们摆脱盲目的意外行动。”
1920年12月20日，根据决议精神，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签署第169号命令，在原契卡特别局对外处基础上组建对外情报局，并规定契卡各局及外交人民委员会、外贸人民委员会、中央后送站、共产国际常设局的一切对外工作联系，都必须经对外情报局进行。1922年年底苏联成立后，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对外情报局也随之纳入格别乌的秘密行动部，规模从最早的70人迅速扩充到122人，到1930年前夕，它就安排了62名驻外情报员，基本覆盖苏联所有邻国及战略对手国，建立初步的人力情报网。
当时苏联在国外的每个外交和贸易使团中都设有情报人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有关在国外的反革命白卫军组织及其代理人颠覆活动的信息。对外情报局的负责人米哈伊尔·特里利谢尔非常精明，他让旧沙俄军官出身的谢尔盖·韦列热夫、雅科夫·明斯克尔、阿列克谢·米勒等情报员虚构了一个“中俄罗斯保皇派同盟”，并在白卫分子云集的华沙、布加勒斯特、巴黎等地散布假消息称，“同盟”已经渗入苏联政权和红军各个角落，“外面只需派来得力领袖振臂一呼，即可复辟”。1924年，前临时政府副军事部长、曾多次暗杀列宁未果的白卫头目萨文科夫中计，偷越苏联边境时当了格别乌的阶下囚，而他的联络人、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前身）特工西德尼·莱利也在一年后重蹈覆辙，应子虚乌有的“同盟”之邀从芬兰潜入苏联，被格别乌特工逮个正着。
1934年7月10日，对外情报局被编入新成立的苏联国家安全总局，依然统领对外情报收集。后来名噪一时的“剑桥五杰”就是这一时期加入对外情报局的。这五名来自剑桥大学的间谍虽然出身英国贵族，但却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他们提供的情报在“二战”和冷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可惜的是，当20世纪30年代后期纳粹德国渐成气候时，正该充当“国家耳目”的苏联情报系统却受到国内“大肃反”冲击。当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并挑起“二战”时，苏联在德情报机构只剩下两人，也无人领导。匆忙提拔起来填补情报空缺的新人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信息杂乱无章地传递到莫斯科，无法反映出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可靠结论，导致1939年6月22日苏军一溃千里的开局。
但苏联情报人员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就在德国入侵当天，已被德国警察和盖世太保包围的苏联驻柏林大使馆里，仅存的情报站长亚历山大·科罗特科夫与外交一秘瓦连京·别列日科夫抓住被遣返回国的最后时间，争取到监督苏联外交使节撤离的武装党卫队军官海涅曼，由他将一个塞满女性用品的皮箱送给别列日科夫的德籍女友。粗心的海涅曼万万没想到，箱子下面是一部交给德国抵抗运动“红色乐团”的新式电台。据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女军官佐娅回忆，“红色乐队”后来提供了德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乃至斯大林格勒的主要作战意图和细节情报，帮助苏军挺过最艰难的时刻。
当苏联大片国土沦陷后，对外情报局的特工们打入纳粹内部继续战斗。1942年夏，在沦陷的基辅秘密侦察的苏联情报员伊万·古德林察觉被盖世太保盯上，于是他提前将记录绝密信息的笔记本转交女助手。古德林果真遇难后，女助手又秘密将笔记本转交给另一名潜伏情报员索伯列夫，不久他也意识到敌人即将找到自己，于是他在笔记本的内页上写了几句：“发现这本笔记本的苏联爱国者，请务必小心保存它。当您有机会时，请将它转交给苏军。我和我们的祖国会感谢您。当您读到这几句话时，我已经死在德国人手上。索伯列夫。”得到笔记本的盖世太保还来不及处理，基辅就被苏军解放了，苏军从笔记本上发现87名潜伏苏联境内的纳粹间谍信息，迅速铲除了这些隐患。
“二战”期间，对外情报局潜伏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情报人员也通过不同渠道送回关于纳粹的关键信息。1943年5月，英国情报机构破译了德国密电，发现德军准备在库尔斯克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势，以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但英国政府却试图隐瞒该情报，希望借德国之手消磨苏军实力。此时已打入英国政府高层的“剑桥五杰”获得这个绝密情报后，及时向苏联通风报信。苏军才得以预先组织了强大的防御，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取得战略性胜利。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解密档案材料还披露，1945年英美曾准备与纳粹德国达成协议，为防止欧洲落入苏联手中，德军将为英美军队敞开战线，但继续抵抗红军。该情报由苏联对外情报局驻英国化名为“鲍勃”的情报人员于1945年4月通过加密电报从伦敦传给莫斯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获悉后亲自向英美施压，才阻止了这个阴谋。
“二战”结束后，西方迅速对苏联翻脸，美国还动辄挥舞核大棒进行威胁。为此，苏联政府决定加快核武器的研发工作，苏联情报人员也加强在西方搜集这方面的科技情报信息。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出生在英国的间谍威廉·菲舍尔，他以“阿贝尔”的化名于1948年打入美国，并成功招募数名间谍，让他们从美国核武器项目的直接参与者手中搜集绝密情报。“菲舍尔是个理想的侦察员，知道如何在险恶条件下完成任务，获取什么东西。他善于锁定信息，做出结论，只报告最急需的东西。他不仅懂得用收音机、铝箔、火柴盒和口香糖制作掩藏点，还知道如何隐藏情报站长及其招募的间谍。”如果不是1957年苏联间谍海哈年的叛变，菲舍尔很可能在美国顺利地工作到冷战结束。 苏联核工业创始人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院士承认，苏联情报人员获得的关键信息让苏联科学家在比预期短得多的时间内解决了原子弹研发的技术问题。1949年8月24日，在“二战”中遭受巨大人员和物资损失的苏联就成功试验了本国的首枚原子弹，从而打破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
1954年，为了将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工作整合起来，苏联成立专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它下辖四个主要的总局、七个独立管理局和六个独立部，最重要的就是专门负责对外谍报活动的第一总局。该局在冷战期间战绩显赫，累计获取了喷气和高速航空技術装备、雷达、特种化学、生物防御器材、药物学、核动力等领域数以千计的成套秘密材料，并向苏联领导人提供了苏美导弹核均势等国际安全领域的关键情报，堪称“战略帮助”。
克格勃第一总局参与的情报工作至今仍有很多尚未解密，只有通过少数被曝光的间谍经历才能略知一二。冷战后才暴露身份的苏联间谍尤里·舍夫琴科曾孤身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长期主持工作，获得大量北约情报。20世纪70年代，西葡两国都未与苏联建交，克格勃无法依托外交机构设立合法情报站，可这两个国家积极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协助美国干涉中东和非洲事务，对苏联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此时，以“法国画家”身份为掩护的舍夫琴科为搞清美国驻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的情况，特意带着画架到美国军人每天必经的街道上去作画，伺机搭讪。这招果然奏效，他很快借机与两名美国军官交上朋友。缺乏警惕心的“新朋友”甚至邀请他去基地。大喜过望的舍夫琴科特意挑起早就准备好的话题，说所有报纸都报道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反对将军事基地继续租给美国。美国军官答复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黑格刚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基地前途。舍夫琴科马上套取会议细节，从对方口里获悉美军将续租罗塔基地、具体租借条件、今后将如何使用等一手情报，这些内容都和西班牙媒体公开报道的相反。事后，他迅速赶回莫斯科，亲手将情报交给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后者既亲手送上礼物，却又同时签发处分命令，因为舍夫琴科未经请示就擅入美军基地。舍夫琴科回忆：“应该说，我服役期间受过两次处分，而且每次处分都和安德罗波夫送礼相伴。”
克格勃虽然战功赫赫，但当自己依托的苏联在1991年轰然倒塌后，也进入收缩阶段。1991年12月18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签署命令，将克格勃第一总局等对外部门改名为俄联邦对外情报局，此后，俄对外情报局关闭海外30多个情报站，驻外机构的人员也减少近一半，许多秘派特工面临人生抉择。
安德烈·别兹鲁科夫和叶莲娜·瓦维洛娃就是这一“大历史”中的尘埃。他们本是苏联托木斯克的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被克格勃派入加拿大潜伏，并伺机渗透美国。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他们的苦日子来了，安德烈说：“我们在美国布法罗的酒店里看着电视转播，当苏联国旗降下的那一刻，我们痛哭流涕。”从此失去国家经费支持的两人不得不艰难求职度日。1993年，从混乱中重生的俄对外情报局将安德烈两人重新招至麾下，经过一番运作，6年后，他们正式移居美国。然而好景不长，还是因为内部间谍叛逃，2010年6月2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10名深度潜伏的俄罗斯特工，安德烈两人和“美女特工”安娜·查普曼一起被捕，后被遣返回俄罗斯。他们不得不再次学习生活，毕竟他们出国时还是苏联，而现在却是俄罗斯。
如今俄对外情报局的领导人由俄罗斯总统直接指挥和任免，总统亲自确定该机构情报活动的任务及该局人员编成，但具体人员数量出于保密原因并没有对外透露。该局局长纳雷什金近日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目前俄对外情报局在与包括西方情报部门在内的外国情报机构合作中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他同时表示，2020年该局情报人员因其对确保国家安全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获得政府最高奖。但由于情报安全方面的特殊性，“现在无法介绍这些出色的情报人员及其所取得的成果”。
（摘自2020年12月31日《环球时报》。作者均为该报记者）
因情报战的惨败而诞生
苏俄对外情报局的成立，是建立在惨痛的教训上。1918年底，协约国纠合俄国白卫势力夹击新成立的苏俄，此前主要针对国内反动势力的苏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却缺乏对外情报搜集和秘密战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缺失，苏俄在1920年反击波兰侵略时吃了大亏，间谍扎布洛茨基竟打入红军高层，弄到名将图哈切夫斯基进攻华沙的详细计划，导致红军功败垂成。
这次挫折促使当年9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措辞严厉地指出：“我们盲目地向华沙进军，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必须将我們情报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只有严肃、摆正位置的情报工作，才能使我们摆脱盲目的意外行动。”
1920年12月20日，根据决议精神，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签署第169号命令，在原契卡特别局对外处基础上组建对外情报局，并规定契卡各局及外交人民委员会、外贸人民委员会、中央后送站、共产国际常设局的一切对外工作联系，都必须经对外情报局进行。1922年年底苏联成立后，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对外情报局也随之纳入格别乌的秘密行动部，规模从最早的70人迅速扩充到122人，到1930年前夕，它就安排了62名驻外情报员，基本覆盖苏联所有邻国及战略对手国，建立初步的人力情报网。
当时苏联在国外的每个外交和贸易使团中都设有情报人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有关在国外的反革命白卫军组织及其代理人颠覆活动的信息。对外情报局的负责人米哈伊尔·特里利谢尔非常精明，他让旧沙俄军官出身的谢尔盖·韦列热夫、雅科夫·明斯克尔、阿列克谢·米勒等情报员虚构了一个“中俄罗斯保皇派同盟”，并在白卫分子云集的华沙、布加勒斯特、巴黎等地散布假消息称，“同盟”已经渗入苏联政权和红军各个角落，“外面只需派来得力领袖振臂一呼，即可复辟”。1924年，前临时政府副军事部长、曾多次暗杀列宁未果的白卫头目萨文科夫中计，偷越苏联边境时当了格别乌的阶下囚，而他的联络人、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前身）特工西德尼·莱利也在一年后重蹈覆辙，应子虚乌有的“同盟”之邀从芬兰潜入苏联，被格别乌特工逮个正着。
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
1934年7月10日，对外情报局被编入新成立的苏联国家安全总局，依然统领对外情报收集。后来名噪一时的“剑桥五杰”就是这一时期加入对外情报局的。这五名来自剑桥大学的间谍虽然出身英国贵族，但却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他们提供的情报在“二战”和冷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可惜的是，当20世纪30年代后期纳粹德国渐成气候时，正该充当“国家耳目”的苏联情报系统却受到国内“大肃反”冲击。当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并挑起“二战”时，苏联在德情报机构只剩下两人，也无人领导。匆忙提拔起来填补情报空缺的新人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信息杂乱无章地传递到莫斯科，无法反映出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可靠结论，导致1939年6月22日苏军一溃千里的开局。
但苏联情报人员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就在德国入侵当天，已被德国警察和盖世太保包围的苏联驻柏林大使馆里，仅存的情报站长亚历山大·科罗特科夫与外交一秘瓦连京·别列日科夫抓住被遣返回国的最后时间，争取到监督苏联外交使节撤离的武装党卫队军官海涅曼，由他将一个塞满女性用品的皮箱送给别列日科夫的德籍女友。粗心的海涅曼万万没想到，箱子下面是一部交给德国抵抗运动“红色乐团”的新式电台。据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女军官佐娅回忆，“红色乐队”后来提供了德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乃至斯大林格勒的主要作战意图和细节情报，帮助苏军挺过最艰难的时刻。
当苏联大片国土沦陷后，对外情报局的特工们打入纳粹内部继续战斗。1942年夏，在沦陷的基辅秘密侦察的苏联情报员伊万·古德林察觉被盖世太保盯上，于是他提前将记录绝密信息的笔记本转交女助手。古德林果真遇难后，女助手又秘密将笔记本转交给另一名潜伏情报员索伯列夫，不久他也意识到敌人即将找到自己，于是他在笔记本的内页上写了几句：“发现这本笔记本的苏联爱国者，请务必小心保存它。当您有机会时，请将它转交给苏军。我和我们的祖国会感谢您。当您读到这几句话时，我已经死在德国人手上。索伯列夫。”得到笔记本的盖世太保还来不及处理，基辅就被苏军解放了，苏军从笔记本上发现87名潜伏苏联境内的纳粹间谍信息，迅速铲除了这些隐患。
“二战”期间，对外情报局潜伏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情报人员也通过不同渠道送回关于纳粹的关键信息。1943年5月，英国情报机构破译了德国密电，发现德军准备在库尔斯克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势，以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但英国政府却试图隐瞒该情报，希望借德国之手消磨苏军实力。此时已打入英国政府高层的“剑桥五杰”获得这个绝密情报后，及时向苏联通风报信。苏军才得以预先组织了强大的防御，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取得战略性胜利。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解密档案材料还披露，1945年英美曾准备与纳粹德国达成协议，为防止欧洲落入苏联手中，德军将为英美军队敞开战线，但继续抵抗红军。该情报由苏联对外情报局驻英国化名为“鲍勃”的情报人员于1945年4月通过加密电报从伦敦传给莫斯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获悉后亲自向英美施压，才阻止了这个阴谋。
冷战期间迎来高光时刻
“二战”结束后，西方迅速对苏联翻脸，美国还动辄挥舞核大棒进行威胁。为此，苏联政府决定加快核武器的研发工作，苏联情报人员也加强在西方搜集这方面的科技情报信息。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出生在英国的间谍威廉·菲舍尔，他以“阿贝尔”的化名于1948年打入美国，并成功招募数名间谍，让他们从美国核武器项目的直接参与者手中搜集绝密情报。“菲舍尔是个理想的侦察员，知道如何在险恶条件下完成任务，获取什么东西。他善于锁定信息，做出结论，只报告最急需的东西。他不仅懂得用收音机、铝箔、火柴盒和口香糖制作掩藏点，还知道如何隐藏情报站长及其招募的间谍。”如果不是1957年苏联间谍海哈年的叛变，菲舍尔很可能在美国顺利地工作到冷战结束。 苏联核工业创始人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院士承认，苏联情报人员获得的关键信息让苏联科学家在比预期短得多的时间内解决了原子弹研发的技术问题。1949年8月24日，在“二战”中遭受巨大人员和物资损失的苏联就成功试验了本国的首枚原子弹，从而打破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
1954年，为了将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工作整合起来，苏联成立专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它下辖四个主要的总局、七个独立管理局和六个独立部，最重要的就是专门负责对外谍报活动的第一总局。该局在冷战期间战绩显赫，累计获取了喷气和高速航空技術装备、雷达、特种化学、生物防御器材、药物学、核动力等领域数以千计的成套秘密材料，并向苏联领导人提供了苏美导弹核均势等国际安全领域的关键情报，堪称“战略帮助”。
克格勃第一总局参与的情报工作至今仍有很多尚未解密，只有通过少数被曝光的间谍经历才能略知一二。冷战后才暴露身份的苏联间谍尤里·舍夫琴科曾孤身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长期主持工作，获得大量北约情报。20世纪70年代，西葡两国都未与苏联建交，克格勃无法依托外交机构设立合法情报站，可这两个国家积极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协助美国干涉中东和非洲事务，对苏联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此时，以“法国画家”身份为掩护的舍夫琴科为搞清美国驻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的情况，特意带着画架到美国军人每天必经的街道上去作画，伺机搭讪。这招果然奏效，他很快借机与两名美国军官交上朋友。缺乏警惕心的“新朋友”甚至邀请他去基地。大喜过望的舍夫琴科特意挑起早就准备好的话题，说所有报纸都报道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反对将军事基地继续租给美国。美国军官答复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黑格刚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基地前途。舍夫琴科马上套取会议细节，从对方口里获悉美军将续租罗塔基地、具体租借条件、今后将如何使用等一手情报，这些内容都和西班牙媒体公开报道的相反。事后，他迅速赶回莫斯科，亲手将情报交给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后者既亲手送上礼物，却又同时签发处分命令，因为舍夫琴科未经请示就擅入美军基地。舍夫琴科回忆：“应该说，我服役期间受过两次处分，而且每次处分都和安德罗波夫送礼相伴。”
经历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
克格勃虽然战功赫赫，但当自己依托的苏联在1991年轰然倒塌后，也进入收缩阶段。1991年12月18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签署命令，将克格勃第一总局等对外部门改名为俄联邦对外情报局，此后，俄对外情报局关闭海外30多个情报站，驻外机构的人员也减少近一半，许多秘派特工面临人生抉择。
安德烈·别兹鲁科夫和叶莲娜·瓦维洛娃就是这一“大历史”中的尘埃。他们本是苏联托木斯克的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被克格勃派入加拿大潜伏，并伺机渗透美国。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他们的苦日子来了，安德烈说：“我们在美国布法罗的酒店里看着电视转播，当苏联国旗降下的那一刻，我们痛哭流涕。”从此失去国家经费支持的两人不得不艰难求职度日。1993年，从混乱中重生的俄对外情报局将安德烈两人重新招至麾下，经过一番运作，6年后，他们正式移居美国。然而好景不长，还是因为内部间谍叛逃，2010年6月2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10名深度潜伏的俄罗斯特工，安德烈两人和“美女特工”安娜·查普曼一起被捕，后被遣返回俄罗斯。他们不得不再次学习生活，毕竟他们出国时还是苏联，而现在却是俄罗斯。
如今俄对外情报局的领导人由俄罗斯总统直接指挥和任免，总统亲自确定该机构情报活动的任务及该局人员编成，但具体人员数量出于保密原因并没有对外透露。该局局长纳雷什金近日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目前俄对外情报局在与包括西方情报部门在内的外国情报机构合作中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他同时表示，2020年该局情报人员因其对确保国家安全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获得政府最高奖。但由于情报安全方面的特殊性，“现在无法介绍这些出色的情报人员及其所取得的成果”。
（摘自2020年12月31日《环球时报》。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