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审视，至少有四大障碍影响和制约着重庆文化大发展。
　　一是新旧机制胶着。一些国有文化单位虽已进行了事转企体制改革，但普遍没有建立起责权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的结构功能、经理层的运作机制、监事会的约束职能还不规范，劳动、人事、分配等制度改革还远未到位，新旧机制的胶着，让国有文化单位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步履艰难。
　　二是文化产业开放度不高。我市对文化产业的部分领域仍未完全放开，受行政干预的色彩较浓，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很低，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只能在外围层和相关层寻找机会，导致经济领域里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和较为成熟的管理模式，不能在文化产业中发挥作用。
　　三是产业配套政策滞后。目前重庆文化企业沿用的优惠政策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西部大开发倾斜政策，二是文化体制改革中给予转制企业和新办文化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重庆市针对文化产业和民营文化企业制定的扶持政策。其中西部大开发政策是普遍适用，文化体制改革政策在2008年底就已到期，而市里制定的政策在土地、税收、融资等关键问题上没有重大突破。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外部资本对进入利润率相对较低的文化产业缺乏积极性。
　　四是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单一。沿袭至今的传统体制使政府成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主体，这不仅使政府陷入由于财力不足而难解大众对公共文化产品需求的杯水车薪之困，也制约了公共文化产品生产渠道的多元化和形式多样化的发展，使人们不能享受到丰富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重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必须尽快突破这四大制度性障碍，唱响文化体制改革“三部曲”。
　　一是扩大开放，降低门槛。首先是向文化系统内部开放，尽快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条块分割的状态，允许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相关经营性资产通过市场手段，如股份制、有限责任制等形式进行整合，打破按系统划分的格局，真正实现资源要素的整合；其次向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开放，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资本结构多元化；最后是向外资开放，国家文化管理部门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如《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重庆可以据此大胆尝试，吸引、鼓励国内外各类资本广泛参与重庆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等产业的发展，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社会化程度，并通过股份制改造，真正形成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经营模式，形成在西部乃至全国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团。
　　二是出台一揽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我市已确定通过大项目带动，大力推进园区和基地建设的文化发展战略，目前已有视美动漫、传媒创意中心等十大产业项目和重庆国家动画产业基地、黄桷坪艺术园区等六大产业基地，但由于文化发展涉及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等诸多特殊性，这些项目和基地的建设，需要政府在土地、税收、融资等关键问题上，给予较一般项目、园区更优惠的政策和条件。同时，应建立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和投融资平台，推进文化产业和资本市场的融合。
　　三是完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形成多元化的公共文化供给渠道，是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所在。为缓解政府供给不足的矛盾，应尽快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除政府直接生产、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外，还应当通过产业政策扶持、政府采购、委托生产、特许经营、公共文化项目外包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參与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包括乡镇文化站、社区文化中心、各种专题博物馆、产业博物馆等，均可采取这一机制。
　　（作者单位：重庆社科院文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