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被誉为“图书交易的朝圣地”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展。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它的真正复兴，是自1949年开始，然而它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法兰克福书展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书展，如今四分之三的参展单位都为德国以外的出版机构，只有四分之一的单位是本国的。它引来了世界各地书展的效仿借鉴，比如伦敦书展、北京书展或者波隆纳书展的组织模式，都多少取法于它。如今每年10月，来自世界各国的出版人在法兰克福汇聚一堂，他们不仅在这里寻求版权交易的商机或者其它合作的可能，而且还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他们紧紧凝聚在一起，以书之名来共同朝拜这个图书出版业的圣地。
　　法兰克福书展的历史能够上溯至1370年，而1450年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提高了印刷的效率，是书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从1454年到1764年，法兰克福图书交易事业发展壮大，图书集市对于当时欧洲的所有图书从业人员而言，是每年不可或缺的定期集会。来自荷兰、瑞士、法国、意大利、波兰、英国及德国本土的许多印刷业者参与其中，除了书商，国内外大学的教授、图书馆馆员、诗人、档案室管理员、数学家等等，都在此出没、彼此交流，比任何一个图书馆所能给的知识经验都不知丰富多少倍，法兰克福书展逐渐成为欧洲的知识中心。
　　比如巴塞尔的法学家布兰特出版了《愚人船》，成为1494年书展的首部“畅销书”；1523年拉伯雷撰写的《巨人传》问世，故事的第一部分结尾处留足噱头：“有关故事的其它剧情，将在法兰克福图书集市上见分晓”；哲学家布鲁诺曾于1591年造访法兰克福，并现身会场；巴黎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埃斯蒂安更是不掩其仰慕之情，直接如此颂扬：“缪斯女神呼唤印刷商及书商共同前往法兰克福的集市，并指示他们顺道带来诗人、演说家、作家及哲学家”，“人们将这条充满印刷商及书商的书巷、这条对文学交流颇有贡献的街道形容为法兰克福的雅典，也许有他们的道理”；法兰克福的罗特牧师，在1570年出版的《对话》不仅直接抨击了反对路德教派改革的现象、呼应了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也因其详细描述了当时图书集市的情况而成为法兰克福时代的见证者；1611年，英国旅游作家科里亚特发掘了图书集市的真实面貌；而数学家、天文学家开普勒也曾前往此地推销自己的著作……诸如此类的人物事迹数不胜数，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知识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感受到了那个时代法兰克福图书集市对于人类文化精神保存、传播的巨大贡献。
　　然而在17世纪70年代到达巅峰之后，由于高利贷所引起的大型出版社的倒闭、天主教与帝国的书籍审查制度、战争以及对手莱比锡书市的竞争等原因，法兰克福图书集市逐渐走向式微。1764年是法兰克福最悲惨的一年，这一年标志着图书集市的彻底衰落，到18世纪下半叶，它不再是从前那个国际化的集市，而成了仅限于地方的、盗版印刷者聚集的活动；直到19世纪完全丧失原有的重要性。
　　从1764年到20世纪“二战”之后的复兴，这中间隔了许多年时间。在漫长深广的时空交错中，法兰克福书展的过去与现在，充满了波澜起伏、动人心魄与沧海桑田，它是一段真正的旷世传奇。
　　“二战”后，德国人为了恢复昔日荣光所做的努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而他们在文化传统的秉承上，也是毫不含糊。1949年恰逢“歌德年”，德国人坚定了重振法兰克福书展的信念。3月，在以格拉德等为首的书商的积极筹备下，成立了一个展览委员会，这一想法得到了法兰克福市长莱斯克的支持。7月，格拉德与“法兰克福书房”的合伙人柯柏，成功为委员会争取到米勒上尉来担任书展的专任主席。如果说格拉德和柯柏是蓝图勾画者，那么米勒就是将其付诸实际的执行者，通过这三者天衣无缝的配合，法兰克福书展终于在时隔百年之后浴火重生。谈及这一次书展成功崛起的秘诀，格拉德承认是“民主精神”：当时的展位是由展会统一提供，并且要求参展的厂商人员都需要穿着书展服装，统一化的包装一方面强迫出版社把重心放在展出的内容，而不是别出心裁的硬件设施上；另一方面也提携了一些年轻前卫的小型出版社，使它们感到平等。从1951年起，每年“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也专门设在了书展期间，这样就几乎每届都有联邦总统与会，从而建立了书展的文化和政治之间的桥梁，使得书展更加广为流传，逐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展商和参观者。
　　在新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文学是备受瞩目的焦点。文坛里各位大师的杰作在此汇聚一堂：既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如伯尔的《九点半的台球》、格拉斯的《铁皮鼓》、约翰森的《对雅科布的种种揣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以及英年早逝的加缪的著作；也有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盛行的传记文，如魏马尔的《阿登纳传记》、绍尔布鲁赫的《我的一生》和格茨美克的《无野生动物的容身之处》等；还有1962年的第14届书展上受热捧的口袋书，通过它们携带方便的设计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普通群众的阅读率大大提高。这些代表着人类幻想、诗意、真理以及热情的文学书籍，弥补了现实生活的缺憾，在精神上给人以慰藉，也正是因为它们，让法兰克福书展充满了相对纯粹的人文气息，区别于其它的书展。
　　1973年的夏天，是法兰克福书展一个新纪元的开端——这一年，原有的主席陶贝特提前退休，领导团队出现重大变动：继任者卫浩世年仅36岁，大家拭目以待如此年轻的主席会有怎样的行动。卫浩世没有辜负众望，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具创新性的一项是设立主题馆。1976年，在他的带领下，书展设立“拉丁美洲”主题馆，大量引入拉美文学，给德国以及欧洲文学带来了另一种全新的视角，也因此使得法兰克福书展日益成长为国际出版圈意见形成的中心。之后，书展还陆续设定了非亚文化的主题馆，将各洲之间的文化隔阂进一步打破，加速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交流，这对全球化的进程功不可没。直到2000年，在卫浩世领导法兰克福书展20余年的岁月中，书展逐渐成为国际图书交易的固定场所，被世人尊称为图书交易界的麦加。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子化的潮流已然势不可挡，对纸质书造成了实际“威胁”。对此，目光长远、胸襟开阔的卫浩世没有采取逃避或者抵制的态度，而是积极予以了回应。1993年，一个“法兰克福迈向电子化”的展会主题，表示书展将为电子产品开辟一个独立论坛，首次亮相的新媒体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160家参展商，它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和专业读者形成了良好互动，从此以后，书展开始专门为电子产品设立展位。为了保证书展的继续生存和发展，卫浩世很好地平衡了电子和纸质传媒的关系，他既认识到了数字媒体的重要性，鼓励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做书的推广、营销、传播和交流工作，又坚信纸质书比电子书更能够进行深入的交流传播、拥有更长的寿命、更能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誓为纸质书而奋斗。卫浩世身为图书交易界内激昂果敢、又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捍卫者，所作所为得到了世人的公认：在其退休的那一年，法国一家媒体选出近二十年来影响欧洲的人物，德国共有三人入选，一位是德国前总理科尔，一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另一位就是这位被称为“书展先生”的卫浩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