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对知识有着严重功利化的认知。历史上，老百姓向来尊敬读书人，甚至连读书的工具也连带地尊敬起来，“敬惜字纸”说的是，写了字的纸不能随便丢弃，要隆重地烧掉。但究其原因，人们尊敬的并不是读书人，也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因为读书人有做官的机会。“学而优则仕”的体制，使一个读书的农民子弟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读书人的敬意，不过是权力崇拜的延伸罢了。
　　不过，这也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
　　实际上，类似的中产焦虑在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
　　如果有一天，读书不能使人做官，人们还会尊敬读书人，还会像“敬惜字纸”那般尊重知识吗？
　　今天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今天的学习虽然不能使人做官，却会带来财富。不要说职场上收入和学历从来都是成正比的，就说这几年风口创业的成功者，大多数也都有高学历背景。马云虽是杭州师范学院毕业，但一大批阿里系的管理层富豪，多是名校毕业。知识创造财富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宣称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年代。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这知识既不能带来权力，也不能带来财富，还会有人爱知识吗？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因为知识还可以治疗恐慌。在去年一轮知识变现的风口上，罗振宇和吴晓波成功地把“中产焦虑”转化为“知识恐慌”，让中产阶级相信，知识仍然可以维系住他们的地位，从而通过学习获得基本的安全感。

　　在这里，知识解决焦虑的原理，并不在于知识有什么用，而是把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中产地位脆弱）转化成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强化学习），从而把不可解的忧虑转化为可以控制和把握的恐慌。而且最重要的也不是学到了什么东西，而是填满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感到充实，就没有时间去恐慌。
　　不过，知识按摩的方法虽然有效却并不厚道：把中产焦虑转化为知识恐慌，其背后的含义是，通过自我努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只要不断学习，假装自己有收获，心理上就会得到安慰。但问题是，真实的中产焦虑很难通过自我努力来解决。
　　知识的力量有时而穷。知识的力量是有边界的。
　　根源来自外界，并非自己不努力
　　不同的中产有不同的焦虑。按照导致焦虑的压力来源和性质，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类：政策性焦虑、职业性焦虑、经济性焦虑、亲密关系焦虑。
　　通过自我奋斗而上升到一定地位的中产，其实向下滑落特别容易。中国社会有一个“上车”论，也叫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比如分房，十几年前分房的人就算是上了车，没分房的人就沦入另一个阶层；比如评职称，早早评上教授的就上了车，新人则面临着更苛刻的条件或者根本就没有位置；再比如买房、编制、养老、医保、教育，都存在上车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些政策影响的对象就是体制内中产。所以这个阶层很容易形成一种政策性焦虑。永远不知道车来了没有，一旦错过就沦入比自己差的阶层。
　　至于体制外中产，也受到政策性焦虑的影响，如买房也是一种“上车”，当初政策宽松的时候买了房的人，面对各种限购无法出手的人群还是有相当的“优越感”。
　　不過，体制外的中产感受更多的则是职业性焦虑。职场如战场，不进则退，不能升职或离职的压力始终存在。传统的中产劳动岗位现在受到资本投向、新人技能、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的冲击，金融领域的许多岗位甚至已经消失或被人工智能取代。许多职场人士不断学习充电，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据对3万多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列出了一个“职业压力排行榜”，发现中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指数高居榜首。压力排行榜是这样的：管理中层80分；经理层75分；教职员工75分。中产阶层都在高分区。至于非中产阶层的人士，如下岗人员为68分；矿工为60分；一般工人为59分，都普遍比中产压力更小。这是因为中层的职位压力更大，而可替代性更高，竞争也更激烈。
　　而且职位也意味着一种人生价值评定。在一个等级观念严重的社会里，职业性焦虑不但会被竞争压力所刺激，也被对未来的期待所放大。
　　亲密关系的焦虑不比经济压力小
　　另外一重焦虑则是经济上的。中产的标配生活有四大成本是绕不过的：买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现代人普遍感受经济压力在最近几年突然增大，是因为大势已经改变了，财富分配方式从生产劳动分配为主，变成了按资本分配，而脑力劳动的报酬相对增长不快。房价猛涨远超工资水平、资本大鳄进军制造企业，都是这种分配方式变化的体现。
　　中产中不少已经步入中年，还负担家庭的各种开支，花钱的项目与日俱增。除了房价呈几何级数攀升外，各种商品的价格均有不小的涨幅。在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医疗。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是为了让子女的地位不向下滑落。只不过这种努力有时会变成一种嘲讽：中产最看重学位房，是因为这能让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但现实是，清华北大毕业生也可能买不起学位房。
　　同时，中产的财富保持体系也具有相当的脆弱性，面对财富的缩水，比起被拆迁的农民，也未见得有更好的办法。财富获得不易、开支不易、失去却更易，这不能不让财富的所有者焦虑万分。
　　但最容易让中产陷入沮丧的，恐怕还是亲密关系领域的变化。现代社会的社会环境变幻太快，情感也随之脆弱而易变。都市中成功男性和职业女性的离婚率上升，家庭关系冷漠也不鲜见。本该由家庭承担的缓解压力的角色，现在无人承担。亲密关系无法提供给焦虑的人生以必要的情感支持，反过来又可能成为焦虑的来源。
　　我们目睹了在这个时代无数亲密关系的解体。前两天上海金融圈又出事了（咦，我为什么要说又呢？），同济大学教授、业内美女精英都被卷入绯闻。就当事人的学历来看，当年高考成绩都是顶尖的。这不能不让人慨叹，就连学霸的家庭也解体了—我们还要学习吗？ 　　无论是政策性焦虑、职业性焦虑、经济性焦虑，还是亲密关系焦虑，都是因应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既然中产焦虑的真正根源在于外界，而不是内心，那么解决中产焦虑的良方就应该是改变这个外在环境。但恰恰是在这个方向上，现实中的中产却缺乏改变现实环境的勇气、耐心和想象力，只好缩回到“改变自己”的龟壳中。
　　当然，“改变自己”也还是有用的。记得伊索的那篇寓言吗？两个同伴谈论如何躲避熊的追击，一个人说自己在练习跑步，另一个人很奇怪：你跑得再快还能有熊快吗？结果前一个人回答说，我不必比熊快，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在这个意义上，“罗胖们”的工作其实还是有用的：在一个大家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注定受损的环境中，你的自我提升虽然不可能改变环境，但你真的不必比熊跑得快，只要比你的同伴跑得快就行了。
　　在压力固化的体系中，学习知识、提升自我的重要性，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让你能够跑赢同伴。在这种“鸡贼”的想法下，人们认为自己为改变环境也做了很多，但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做。
　　走出中产自恋
　　实际上，类似的中产焦虑在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
　　19世纪末，美国中产阶级经历了南北战争后40多年“镀金时代”的发展，已经有了相當规模。但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阶层出现爆发式增长，让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其财富也受到威胁。1899年，全国制造业资本的1/3被185个垄断组织掌控。全国铁路网在1901年已被六大垄断公司控制。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大批中小企业被吞并或破产。当然，中产阶级的家庭焦虑也不遑多让，离婚率急剧上升，核心家庭大批解体。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发出哀叹，“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坏的年代。”
　　不过，美国中产阶级自救的方式不是学习知识超越同伴，而是眼光向外，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环境，推动社会进步。这就是进步主义运动的来源。亨利·乔治在1879年出版《进步与贫困》，讨伐工业主义。杜威把实用主义发展成官方哲学，并身体力行地投入社会改革运动。劳诶德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一个巨型垄断的故事》，揭露垄断危害。1903年《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三篇文章，发起“黑幕揭发运动”。20多年进步主义运动导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台，一大批垄断组织被肢解，包括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
　　此外，保护环境、消除腐败、劳工平权、妇女平权—这些进步主义的成就终于让社会变得更有安全感，缓解了中产焦虑，并且带来中产阶级的爆发式增长，直到占这个社会80%左右的人都成了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引领改变社会的浪潮。相形之下，我们现在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只会制造“中产恐慌”来赚一些口水钱。
　　要学的不是知识，而是认知
　　能够解决中产焦虑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依法治国，强化对公民权利和财产的法律保护；国家完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制度，增强社会的安全感；政府增加基础教育投入，不将教育成本过多转移给家庭；规范市场经济规则，对中小民营企业松绑；完善社会治安体系，家长不必担心孩子在大街上被拐走；打击不良商贩，让消费者不必担心入口的每一根菜都是致命毒药；对个体来说，亲密关系的背叛也不能摧毁你对生活的信念。等等。
　　所以，中产焦虑不是无解的，只不过当你把外在环境的一切看作是不可能改变时，由此所带来的必然性当然就是不可抗拒的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变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就不可能通过记忆死板的知识、甚至专业领域学习来实现了。何况现在流行的“学习”不过是“把信息当作知识，把收藏当作学习，把阅读当作思考，把储存当作掌握”。

　　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其思想动力直接来自于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它把激发个体思维和责任感的贵族博雅教育，变成平民教育，让普通的中产阶层子弟都能够接触到。当这些子弟在课堂上通过辩论、讨论、展示、研究等形式去探讨那些慈善、竞争、公平、正义等话题时，不但把固有的知识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认知，也是在为未来的社会定调。
　　这样看来，学习还真是解开中产焦虑的钥匙，不是从情绪上缓解，而是真正的改变焦虑之源。不过，具有改变力的学习，不是肤浅的知识存储，而是认知能力（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的提升，以及更重要的，由认知和行为的对接所产生的行为意志。只有这样的学习，才能帮助中产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也只有在一个被中产意志所改变的世界里，“中产焦虑”才会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