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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感觉到了一种尚未明晰的期待正在中国社会中形成。对不同的人来说,期待的内容可能很不相同,但大多可以在这次会议中找到对应的议程。
10月15日到18日,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体是中共高级干部——202名中央委员和163名候补委员。中纪委常委会委员和有关方面人士、部分中共“十七大”基层代表和专家学者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之前,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在内的媒体,早早开始营造气氛,提示会议的重要性。
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北京日报》的报道说,这次会议将同“十二五”时期的政策取向,“乃至同正在做和将要做的迎接建党九十周年及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些举世瞩目的大事联系起来。”
很多人都感觉到了一种尚未明晰的期待正在中国社会中形成。对不同的人来说,期待的内容可能很不相同,但大多可以在这次会议中找到对应的议程。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共将发布“十二五规划建议”,进行人事任免。前者影响未来五年内的政策走向,后者牢牢吸引人们的眼球。
而“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预料五中全会将拉开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新华社在会前的报道说,“改革的重点将很可能主要发生在社会政治领域”。
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共“十七大”以来最为人瞩目的人事任命已经出台。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从2008年起担任国家副主席。
在人事任免之外,会后发布的公报的大部分内容都在阐述“十二五”规划建议。
源自苏联、带有鲜明计划和集中色彩的“五年计划”体制,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形式,而且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消亡。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再度风靡西方的1980年代,中共一边实行改革开放,一边仍将五年计划体制坚持了下来,并且做了有效的改造——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五年计划”与“计划经济体制”脱钩;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最终冠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改“计划”为“规划”,进一步削减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
保留“五年计划”体制并非仅仅由于政治上的惯性。执政党希望继续保持管理乃至主导经济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削弱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体系,不断变化的形势、利益集团对变化的抗拒以及执行过程的种种羁绊,都在考验规划的命运。
“五年规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在减弱。经济领域的复杂和快速变化,导致跨较长时间的规划越来越跟不上现实,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十一五”规划制定时期,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正逢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十一五”前期,投资和出口主宰了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外需,尤其是美国的需求,而国内的消费市场迟迟不能启动,工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与此伴生的是,中国迅速形成一波资产泡沫。催生这一波泡沫的直接原因取决于两个事实:美国流动性泛滥,以及人民币对美元从2005年开始升值,其背后则是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巨额顺差。2006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国大中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指从900点开始急剧攀升,最高峰时达到6000点以上,经济有过热之虞,抑制过度投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中央政府挤压泡沫。从2008年年初开始,调控一轮接一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了管理经济的官员、经济学家和媒体提及最多的一句话。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因金融危机一落千丈,调控政策紧急刹车,财政和货币政策从紧缩转为扩张,“保增长”从此成为首要任务,在2009年第三季度之前,出口贸易因为美欧的经济衰退而大受影响,投资——以政府投资为主——成为保增长的唯一出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热度大大降低。
此次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则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部分是因为2010年的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再次出现过热迹象,部分是因为在气候变化和汇率问题上,中国正承受着美国和欧洲的强大压力。出口贸易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恢复,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有一个短时期收窄,但迅速反弹至新的历史高位——在美国国内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问题重新成为美国国内选举热炒的话题。中国如果不能激活内需,经济增长将持续受制于国际政治压力。
中国必须降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同时提高服务业的占比;把财政更多地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而不是用于投资国有企业和大而无当的基础设施;必须允许工人组织起来,以让企业让步,从而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最终,户籍制度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经之路。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十二五”期间,户籍制度改革将有实质性的进展。但从目前看来,“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只有原则性的表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五中全会公报说,“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公报随后提出五个努力的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技进步和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进一步改革开放,而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这些宏观的、政策性的表述已经屡见不鲜。
期待“善治”
畅销书《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作者俞可平将2010年视为中共一段新里程的起点。他期待的不是经济政策,而是“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会前,他预计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开启中共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
第三个30年的概念得到了刚刚卸任的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的回应。
“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30年(相对于之前改革开放30余年而言),有很多基本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很多问题”,秦晓说,“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二个30年里不突出,但是第三个30年比较突出。”
在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秦晓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经济需要克服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问题——劳动力供应下降、出口增长难以持续、土地和资源价格不合理——的困扰,才能继续前行。但相比而言,他认为政府在公共领域面临的问题更加紧迫。他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腐败、征地和分配不均。
秦晓认为,这三个问题都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急需调整。
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俞可平列举了心目中的改革内容: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这些期待并不新鲜。实际上,它们大多包含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里。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俞可平认为,落实十七大的承诺,意味着从“善政”——中共十六大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包括免除农业税、农业补贴和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到“善治”的转变。他把“善治”定义为“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
最终发表的会议公报中,“善政”的内容再次得到了强调,并且上升到“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邓小平确定的中共执政的基本纲领的高度。
公报用“四个更加”,强化了继续推行“善政”的决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学术界和知识界对“善治”的期待,公报精炼地将其包含在一句话之内:“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0月15日到18日,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体是中共高级干部——202名中央委员和163名候补委员。中纪委常委会委员和有关方面人士、部分中共“十七大”基层代表和专家学者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之前,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在内的媒体,早早开始营造气氛,提示会议的重要性。
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北京日报》的报道说,这次会议将同“十二五”时期的政策取向,“乃至同正在做和将要做的迎接建党九十周年及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些举世瞩目的大事联系起来。”
很多人都感觉到了一种尚未明晰的期待正在中国社会中形成。对不同的人来说,期待的内容可能很不相同,但大多可以在这次会议中找到对应的议程。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共将发布“十二五规划建议”,进行人事任免。前者影响未来五年内的政策走向,后者牢牢吸引人们的眼球。
而“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预料五中全会将拉开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新华社在会前的报道说,“改革的重点将很可能主要发生在社会政治领域”。
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共“十七大”以来最为人瞩目的人事任命已经出台。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从2008年起担任国家副主席。
在人事任免之外,会后发布的公报的大部分内容都在阐述“十二五”规划建议。
源自苏联、带有鲜明计划和集中色彩的“五年计划”体制,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形式,而且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消亡。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再度风靡西方的1980年代,中共一边实行改革开放,一边仍将五年计划体制坚持了下来,并且做了有效的改造——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五年计划”与“计划经济体制”脱钩;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最终冠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改“计划”为“规划”,进一步削减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
保留“五年计划”体制并非仅仅由于政治上的惯性。执政党希望继续保持管理乃至主导经济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削弱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体系,不断变化的形势、利益集团对变化的抗拒以及执行过程的种种羁绊,都在考验规划的命运。
“五年规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在减弱。经济领域的复杂和快速变化,导致跨较长时间的规划越来越跟不上现实,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十一五”规划制定时期,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正逢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十一五”前期,投资和出口主宰了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外需,尤其是美国的需求,而国内的消费市场迟迟不能启动,工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与此伴生的是,中国迅速形成一波资产泡沫。催生这一波泡沫的直接原因取决于两个事实:美国流动性泛滥,以及人民币对美元从2005年开始升值,其背后则是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巨额顺差。2006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国大中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指从900点开始急剧攀升,最高峰时达到6000点以上,经济有过热之虞,抑制过度投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中央政府挤压泡沫。从2008年年初开始,调控一轮接一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了管理经济的官员、经济学家和媒体提及最多的一句话。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因金融危机一落千丈,调控政策紧急刹车,财政和货币政策从紧缩转为扩张,“保增长”从此成为首要任务,在2009年第三季度之前,出口贸易因为美欧的经济衰退而大受影响,投资——以政府投资为主——成为保增长的唯一出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热度大大降低。
此次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则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部分是因为2010年的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再次出现过热迹象,部分是因为在气候变化和汇率问题上,中国正承受着美国和欧洲的强大压力。出口贸易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恢复,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有一个短时期收窄,但迅速反弹至新的历史高位——在美国国内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问题重新成为美国国内选举热炒的话题。中国如果不能激活内需,经济增长将持续受制于国际政治压力。
中国必须降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同时提高服务业的占比;把财政更多地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而不是用于投资国有企业和大而无当的基础设施;必须允许工人组织起来,以让企业让步,从而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最终,户籍制度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经之路。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十二五”期间,户籍制度改革将有实质性的进展。但从目前看来,“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只有原则性的表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五中全会公报说,“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公报随后提出五个努力的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技进步和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进一步改革开放,而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这些宏观的、政策性的表述已经屡见不鲜。
期待“善治”
畅销书《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作者俞可平将2010年视为中共一段新里程的起点。他期待的不是经济政策,而是“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会前,他预计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开启中共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
第三个30年的概念得到了刚刚卸任的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的回应。
“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30年(相对于之前改革开放30余年而言),有很多基本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很多问题”,秦晓说,“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二个30年里不突出,但是第三个30年比较突出。”
在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秦晓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经济需要克服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问题——劳动力供应下降、出口增长难以持续、土地和资源价格不合理——的困扰,才能继续前行。但相比而言,他认为政府在公共领域面临的问题更加紧迫。他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腐败、征地和分配不均。
秦晓认为,这三个问题都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急需调整。
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俞可平列举了心目中的改革内容: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这些期待并不新鲜。实际上,它们大多包含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里。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俞可平认为,落实十七大的承诺,意味着从“善政”——中共十六大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包括免除农业税、农业补贴和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到“善治”的转变。他把“善治”定义为“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
最终发表的会议公报中,“善政”的内容再次得到了强调,并且上升到“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邓小平确定的中共执政的基本纲领的高度。
公报用“四个更加”,强化了继续推行“善政”的决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学术界和知识界对“善治”的期待,公报精炼地将其包含在一句话之内:“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