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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端着一杯咖啡出现在工作室门口，发梢几乎戳到门框。被夸“比电视上还高”，一张胖脸上泛起微笑。十月刚度过四十九岁生日，一转眼，这位曾将旧军裤改装成“潮裤”的愤怒青年已年近五十了。“杜可风最近也终于喝不动酒了！”张元笑说。
张元是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也有一套横跨多个圈子的“玩法”。和第五代导演擅长的宏大叙事不同，张元和第六代，更注重从底层和内心汲取养分，以独立的姿态生根发芽。张元一直和作家圈、音乐圈有亲密交集。工作室整整一面墙都是书，“电影是门综合艺术，要依靠多种技术手段结合。”放眼望去，藏书涵盖面很广，以社科、文学、历史类偏多。不仅有余华、莫言、王小波、王朔等老友的著作……也有各类画册、电影史，甚至有关苏联社会制度的论著。每一本，似乎都在提醒他那些或因送审失败、或因筹备不足而搁置的电影，是时候该拿出来晒晒了。
“哎呀，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张元习以为常，笑眯眯地应对被追问无数次的问题：“你是否计划再翻拍王朔、王小波等人的作品？”没有电影公映的四年，张元在学习如何慢下来。除了偶尔的展览、活动和电影节邀约，再无曝光。读书、听音乐、累了就睡。“普通人日常生活什么样，我就什么样。”
最近半年，张元终于开始在各大电影节为新片《有种》热身。采访前一天他刚从美国回来，采访结束后还要给李泉的活动“站台”：“别说娄烨的《浮城谜事》了，凯歌的《搜索》都还没来得及看，小帅的《我十一》倒是恰好看了，我觉得很好，和他过去的作品一脉相承。”听说要拍照，张元伸出大手用力抹了把脸，五官挤在一起：“等会、等会再拍，我还没睡醒呢。”
摇滚青春
张元的工作室整洁到不像“工作室”，一度让带着任务登门拍“时尚大片”的摄影师们犯难：“拍来拍去都是白墙，想换个背景都无从下手。”但把时间轴前移二十年，摇滚乐响起，1990年代的这里门庭若市，曾经是北京艺术青年聚会的重要场所之一。那曾是张元最高产的时期，讲到白手起家拍电影的日子，张元一下子也不犯困了。
1992年的一个夜晚，“电影圈”的朋友们酒足饭饱，照例坐在张元家地板上侃大山。领头的瘦高个张元，如果穿上皮衣垮裤，简直神似地下乐手。可惜，他并不会唱歌，也不会乐器。借着酒劲，平时嘴拙的张元单方面宣布：大陆“新纪录片运动”拉开帷幕。他向记者回忆，当时在场的哥们还有吴文光、段锦川、蒋月、时间，这四个名字，后来成为大陆纪录片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元有夸海口的底气。“那一年，我电影学院毕业，不想当兵，拒绝分配，于是就出来单干。在西单租了两个平房，摄影师、美术是我同学，编剧之一秦燕演单亲妈妈，再找来十二 三岁的黄海波演弱智儿子，《妈妈》就这么上马了。”虽然听上去尚嫌稚嫩，但他的处女作《妈妈》依然凭借话题敏感和浓厚的纪实性，以“中国当时第一部没有厂标的独立电影”名衔，在四大海外电影节斩获颇丰。
“当时的行业风气是回避真实，没有真正意义的纪录片存在。”“少年成名”后的张元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就该放手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是中国本土摇滚乐发端之际。于是，靠着和“摇滚圈”的崔健、臧天朔、何勇、窦唯等人的良好关系，反映同时代和摇滚有关的年轻人精神状况的《北京杂种》一气呵成，在此之后，他多年参与数位摇滚歌手的MTV工作。之后，同样探讨社会话题的故事片《儿子》，也可看做对《妈妈》的追根溯源。
“当时年轻，有一股冲劲！”张元的眼睛闪闪发光。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广场》、《钉子户》、《疯狂英语》、《金星小姐》、《收养》纪录片确实只是纯纪录，后期制作就是基本的剪辑组合。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它们以前瞻性占据行业中各种“第一次”。使张元在获奖的同时，跻身多个电影节评委席位。即使被下“禁拍令”，也难挡海外走俏的势头。张元曾说，如果不拍电影，他估摸着自己能当记者。因为事实证明，他报的“选题”均在多年后处于漩涡与争议的中心。
《疯狂英语》就是其中翘楚。冰天雪地，戴着雷锋帽的张元曾跟在李阳身后一路小跑，所有人都在声嘶力竭呐喊着疯狂英语的口号，摄影师太过激动，吱溜一声在冰上滑倒了。一路上，张元从未停止反思。一次，李阳在一座中小城市进行万人演讲，情到浓时，突然哄张元上台。“那时，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张元说，“我的本职只是纪录，不能参与。”《疯狂英语》在海外发行得很好。2000年多伦多电影节，西方观众还把它当笑话看。但当2010年作为开幕影片在葡萄牙纪录片电影节放映时，全场鸦雀无声。当时葡萄牙经济不景气，中国刚办完奥运，GDP增长处于疯狂状态，某种程度上，西方人觉李阳言中了。影片结束时，张元用肩扛拍了这样一段话：“下个世纪，全世界都会学中文！”十年后的张元用力他挥舞粗壮的手臂，一字一句地模仿，咯咯大笑的声音，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
两个张元
1999年，张元终于摘掉了“禁片导演”头衔。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市场一点点起飞，让见过世面的张元欢欣鼓舞。撕裂的两个张元，此后，两个张元合二为一。2008年，张元的《达达》经历了撤资与重新融资后上映，原定的主角换成新人。《达达》之后，张元的新闻减少，好似冬眠，渐渐被媒体贴上“小众”、“难以接近”的标签。
但张元“并不是什么都没干”，曾有《死刑花园》和《八公狗的墓》传出筹拍消息，但先等到的是姗姗来迟的《有种》摄影作品展。转了一圈，张元回到起点。用照片的形式，纪录一群在北京生存，没有固定的职业，身体和精神一样经历漂泊动荡的年轻人。在两三百号应征者里，张元结识了释道心：“我很喜欢他，即使他存在争议。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包容，是去接受生活方式并不一样的人。”很少人知道，释道心的父母在他十三岁的时候离异，他走投无路去寺庙里做了一名受戒的和尚。张元直言不讳：“为什么要指责他？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商业拉锯
《有种》摄影作品在尤伦斯展出时，久未谋面的媒体记者一上来就追问张元日后的“商业计划”。“聊个屁商业啊！”张元苦笑，有一点忿忿不平，“我们做艺术展的，面对图片和影像，你怎么能聊商业呢？” 同样令他不解的还有电影审查制度，2010年《有种》电影送审时，相关机构甚至要求他解释为什么非叫“有种”不可。张元耐心写了千言书：“有种一词可追溯到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词讲的是一种‘平等’：难道你们有种，我们就没种？”同期，每次在电影节“逮到”记者，张元都会见缝插针地说：“我觉得你们媒体的责任就是帮我们拍电影的多呼吁呼吁……”于是，和张元有关的新闻标题顺理成章变成“炮轰电影审查制度”，张元慢慢被符号化。字里行间，一只随时处在愤怒边缘的狮子跃然纸上：“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已到了这种程度，如果还不解决审查和分级的问题，中国电影就没法拍了。”
张元有他的坚持，有时候，他会觉得公众对自己、对自己的行业都有很大的误会。“中国很多观众，包括媒体特别热爱商业，好像投资商和出品人赚的钱和自己有关系似的。”张元激动地掸着烟灰，“你不去关心作品本身，只会替老板操心赚不赚钱，是不是脑子坏了？好像钱会赚到自己口袋里一样。如果是坏电影，赚很多钱，那不分明是骗子吗？”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元“逆流而上”，从之前的画展内容延伸出的，以新一代北漂故事为主线的小成本电影《有种》诞生了。主演李昕芸为这个电影专门组了乐队、写了三首歌，并和“八零后”孔二狗一起加入了编剧的行列。“找年轻人写年轻人的故事，比较没代沟。”张元拍《北京杂种》时期的人脉也被延用，他曾想找窦唯写音乐，最后选了唐朝老五。
无论是否承认，张元在客观上日趋远离同市场的正面交锋：最近，他和五个导演合拍的公益微电影（张元部分为《亲爱的小孩》）于网络公映。《新周刊》创办人孙冕主动请缨，要认养张元在此部以及之前的短片均有纪录过的，共四位父母缺失的孩子。
前几天，于冬碰到张元时还开他玩笑：“那会儿《我爱你》的票房就有1600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哟！”张元笑，但下一部片子要拍什么，还悬而未决。“市场从来不是可怕的事，但仅仅看重市场，是自身价值的缺失。”张元说，他还是希望这次的《有种》能够发行好，同时，也需要更多时间思考将来如何拍出叫好也叫座的片子。“有一点准是没错的，那就是电影应该记录真实。”
【采访手记】
喜欢记好的东西
张元是个“微博控”，机不离手，和记者的约访也全凭微博完成。最近，他和“方枪枪”的扮演者董博文在微博上互动，当记者提醒董博文的账户并没有加V时，张元露出天真的表情：“咦，应该是真的吧？”
有时，他也会嫌刷微博浪费时间，曾和俞心樵打赌“戒博”，但双方都输了。
“我有一个坏毛病，我喜欢记好的东西，困难的东西反而一恍惚就把它忘了。”所以谈起和余华、朱文、王朔、王小波的合作，张元目不转睛，思路清晰。并还不忘对刘小东、方力钧、岳敏君等好朋友提出赞美，但被问到曾经历过的困难，常常皱着眉头，四顾茫然。
张元不喜欢看与他有关的新闻，因为他觉得报道很难全面反映真实。但偶有例外：几年前《纽约时报》曾对他做过一个专访，找过很多他的朋友、电影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平衡消息源，让张元觉得用了功，“挺有意思的”。
最近有个采访把张元前助理对他的评价和感情写出来，让张元很困惑，他不太想以“张元”个人的身份出现在报道里：“我对前助理不好不能证明我是个坏人，我对助理好也不能证明我是个好人。这一切，和我这个导演的职业以及作品本身毫无关联啊。”
还有记者曾引用电影投资人高军的一句话，大意说张元“再不拍电影就死了”。张元显得极度委屈：“我又不是傻子，这么多年我拍电影一直能吃饱，记者把注意点牵扯到收入上面干嘛呢？好的作品不才是关键吗？”
“什么叫不拍电影我就死了？人肯定是要死的。为什么其他人可以换其他工作，只有我不行呢？”张元前几天刚转发了前助理的一篇短文，标题是“最伤害胖子的那句话”：“无论什么身材，到最后都是一摊松弛的肉，得在衰老前找人收拾这堆烂摊子。”虽然只是句玩笑话，却透露出一丝感时伤事。太久远的过往，张元已然通透。但还有一些现在，依然令他伤透脑筋也想不明白。
张元是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也有一套横跨多个圈子的“玩法”。和第五代导演擅长的宏大叙事不同，张元和第六代，更注重从底层和内心汲取养分，以独立的姿态生根发芽。张元一直和作家圈、音乐圈有亲密交集。工作室整整一面墙都是书，“电影是门综合艺术，要依靠多种技术手段结合。”放眼望去，藏书涵盖面很广，以社科、文学、历史类偏多。不仅有余华、莫言、王小波、王朔等老友的著作……也有各类画册、电影史，甚至有关苏联社会制度的论著。每一本，似乎都在提醒他那些或因送审失败、或因筹备不足而搁置的电影，是时候该拿出来晒晒了。
“哎呀，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张元习以为常，笑眯眯地应对被追问无数次的问题：“你是否计划再翻拍王朔、王小波等人的作品？”没有电影公映的四年，张元在学习如何慢下来。除了偶尔的展览、活动和电影节邀约，再无曝光。读书、听音乐、累了就睡。“普通人日常生活什么样，我就什么样。”
最近半年，张元终于开始在各大电影节为新片《有种》热身。采访前一天他刚从美国回来，采访结束后还要给李泉的活动“站台”：“别说娄烨的《浮城谜事》了，凯歌的《搜索》都还没来得及看，小帅的《我十一》倒是恰好看了，我觉得很好，和他过去的作品一脉相承。”听说要拍照，张元伸出大手用力抹了把脸，五官挤在一起：“等会、等会再拍，我还没睡醒呢。”
摇滚青春
张元的工作室整洁到不像“工作室”，一度让带着任务登门拍“时尚大片”的摄影师们犯难：“拍来拍去都是白墙，想换个背景都无从下手。”但把时间轴前移二十年，摇滚乐响起，1990年代的这里门庭若市，曾经是北京艺术青年聚会的重要场所之一。那曾是张元最高产的时期，讲到白手起家拍电影的日子，张元一下子也不犯困了。
1992年的一个夜晚，“电影圈”的朋友们酒足饭饱，照例坐在张元家地板上侃大山。领头的瘦高个张元，如果穿上皮衣垮裤，简直神似地下乐手。可惜，他并不会唱歌，也不会乐器。借着酒劲，平时嘴拙的张元单方面宣布：大陆“新纪录片运动”拉开帷幕。他向记者回忆，当时在场的哥们还有吴文光、段锦川、蒋月、时间，这四个名字，后来成为大陆纪录片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元有夸海口的底气。“那一年，我电影学院毕业，不想当兵，拒绝分配，于是就出来单干。在西单租了两个平房，摄影师、美术是我同学，编剧之一秦燕演单亲妈妈，再找来十二 三岁的黄海波演弱智儿子，《妈妈》就这么上马了。”虽然听上去尚嫌稚嫩，但他的处女作《妈妈》依然凭借话题敏感和浓厚的纪实性，以“中国当时第一部没有厂标的独立电影”名衔，在四大海外电影节斩获颇丰。
“当时的行业风气是回避真实，没有真正意义的纪录片存在。”“少年成名”后的张元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就该放手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是中国本土摇滚乐发端之际。于是，靠着和“摇滚圈”的崔健、臧天朔、何勇、窦唯等人的良好关系，反映同时代和摇滚有关的年轻人精神状况的《北京杂种》一气呵成，在此之后，他多年参与数位摇滚歌手的MTV工作。之后，同样探讨社会话题的故事片《儿子》，也可看做对《妈妈》的追根溯源。
“当时年轻，有一股冲劲！”张元的眼睛闪闪发光。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广场》、《钉子户》、《疯狂英语》、《金星小姐》、《收养》纪录片确实只是纯纪录，后期制作就是基本的剪辑组合。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它们以前瞻性占据行业中各种“第一次”。使张元在获奖的同时，跻身多个电影节评委席位。即使被下“禁拍令”，也难挡海外走俏的势头。张元曾说，如果不拍电影，他估摸着自己能当记者。因为事实证明，他报的“选题”均在多年后处于漩涡与争议的中心。
《疯狂英语》就是其中翘楚。冰天雪地，戴着雷锋帽的张元曾跟在李阳身后一路小跑，所有人都在声嘶力竭呐喊着疯狂英语的口号，摄影师太过激动，吱溜一声在冰上滑倒了。一路上，张元从未停止反思。一次，李阳在一座中小城市进行万人演讲，情到浓时，突然哄张元上台。“那时，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张元说，“我的本职只是纪录，不能参与。”《疯狂英语》在海外发行得很好。2000年多伦多电影节，西方观众还把它当笑话看。但当2010年作为开幕影片在葡萄牙纪录片电影节放映时，全场鸦雀无声。当时葡萄牙经济不景气，中国刚办完奥运，GDP增长处于疯狂状态，某种程度上，西方人觉李阳言中了。影片结束时，张元用肩扛拍了这样一段话：“下个世纪，全世界都会学中文！”十年后的张元用力他挥舞粗壮的手臂，一字一句地模仿，咯咯大笑的声音，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
两个张元
1999年，张元终于摘掉了“禁片导演”头衔。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市场一点点起飞，让见过世面的张元欢欣鼓舞。撕裂的两个张元，此后，两个张元合二为一。2008年，张元的《达达》经历了撤资与重新融资后上映，原定的主角换成新人。《达达》之后，张元的新闻减少，好似冬眠，渐渐被媒体贴上“小众”、“难以接近”的标签。
但张元“并不是什么都没干”，曾有《死刑花园》和《八公狗的墓》传出筹拍消息，但先等到的是姗姗来迟的《有种》摄影作品展。转了一圈，张元回到起点。用照片的形式，纪录一群在北京生存，没有固定的职业，身体和精神一样经历漂泊动荡的年轻人。在两三百号应征者里，张元结识了释道心：“我很喜欢他，即使他存在争议。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包容，是去接受生活方式并不一样的人。”很少人知道，释道心的父母在他十三岁的时候离异，他走投无路去寺庙里做了一名受戒的和尚。张元直言不讳：“为什么要指责他？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商业拉锯
《有种》摄影作品在尤伦斯展出时，久未谋面的媒体记者一上来就追问张元日后的“商业计划”。“聊个屁商业啊！”张元苦笑，有一点忿忿不平，“我们做艺术展的，面对图片和影像，你怎么能聊商业呢？” 同样令他不解的还有电影审查制度，2010年《有种》电影送审时，相关机构甚至要求他解释为什么非叫“有种”不可。张元耐心写了千言书：“有种一词可追溯到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词讲的是一种‘平等’：难道你们有种，我们就没种？”同期，每次在电影节“逮到”记者，张元都会见缝插针地说：“我觉得你们媒体的责任就是帮我们拍电影的多呼吁呼吁……”于是，和张元有关的新闻标题顺理成章变成“炮轰电影审查制度”，张元慢慢被符号化。字里行间，一只随时处在愤怒边缘的狮子跃然纸上：“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已到了这种程度，如果还不解决审查和分级的问题，中国电影就没法拍了。”
张元有他的坚持，有时候，他会觉得公众对自己、对自己的行业都有很大的误会。“中国很多观众，包括媒体特别热爱商业，好像投资商和出品人赚的钱和自己有关系似的。”张元激动地掸着烟灰，“你不去关心作品本身，只会替老板操心赚不赚钱，是不是脑子坏了？好像钱会赚到自己口袋里一样。如果是坏电影，赚很多钱，那不分明是骗子吗？”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元“逆流而上”，从之前的画展内容延伸出的，以新一代北漂故事为主线的小成本电影《有种》诞生了。主演李昕芸为这个电影专门组了乐队、写了三首歌，并和“八零后”孔二狗一起加入了编剧的行列。“找年轻人写年轻人的故事，比较没代沟。”张元拍《北京杂种》时期的人脉也被延用，他曾想找窦唯写音乐，最后选了唐朝老五。
无论是否承认，张元在客观上日趋远离同市场的正面交锋：最近，他和五个导演合拍的公益微电影（张元部分为《亲爱的小孩》）于网络公映。《新周刊》创办人孙冕主动请缨，要认养张元在此部以及之前的短片均有纪录过的，共四位父母缺失的孩子。
前几天，于冬碰到张元时还开他玩笑：“那会儿《我爱你》的票房就有1600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哟！”张元笑，但下一部片子要拍什么，还悬而未决。“市场从来不是可怕的事，但仅仅看重市场，是自身价值的缺失。”张元说，他还是希望这次的《有种》能够发行好，同时，也需要更多时间思考将来如何拍出叫好也叫座的片子。“有一点准是没错的，那就是电影应该记录真实。”
【采访手记】
喜欢记好的东西
张元是个“微博控”，机不离手，和记者的约访也全凭微博完成。最近，他和“方枪枪”的扮演者董博文在微博上互动，当记者提醒董博文的账户并没有加V时，张元露出天真的表情：“咦，应该是真的吧？”
有时，他也会嫌刷微博浪费时间，曾和俞心樵打赌“戒博”，但双方都输了。
“我有一个坏毛病，我喜欢记好的东西，困难的东西反而一恍惚就把它忘了。”所以谈起和余华、朱文、王朔、王小波的合作，张元目不转睛，思路清晰。并还不忘对刘小东、方力钧、岳敏君等好朋友提出赞美，但被问到曾经历过的困难，常常皱着眉头，四顾茫然。
张元不喜欢看与他有关的新闻，因为他觉得报道很难全面反映真实。但偶有例外：几年前《纽约时报》曾对他做过一个专访，找过很多他的朋友、电影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平衡消息源，让张元觉得用了功，“挺有意思的”。
最近有个采访把张元前助理对他的评价和感情写出来，让张元很困惑，他不太想以“张元”个人的身份出现在报道里：“我对前助理不好不能证明我是个坏人，我对助理好也不能证明我是个好人。这一切，和我这个导演的职业以及作品本身毫无关联啊。”
还有记者曾引用电影投资人高军的一句话，大意说张元“再不拍电影就死了”。张元显得极度委屈：“我又不是傻子，这么多年我拍电影一直能吃饱，记者把注意点牵扯到收入上面干嘛呢？好的作品不才是关键吗？”
“什么叫不拍电影我就死了？人肯定是要死的。为什么其他人可以换其他工作，只有我不行呢？”张元前几天刚转发了前助理的一篇短文，标题是“最伤害胖子的那句话”：“无论什么身材，到最后都是一摊松弛的肉，得在衰老前找人收拾这堆烂摊子。”虽然只是句玩笑话，却透露出一丝感时伤事。太久远的过往，张元已然通透。但还有一些现在，依然令他伤透脑筋也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