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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中国的四部当代戏剧演到了德国柏林，《狂人日记》、《镜花水月》、《假象》、《幻茶迷经》，台词中文，字幕英文，观众讲德文。策展人是孟京辉。这不是孟京辉第一次以中国当代戏剧先锋的角色推广中国戏剧，这场名为“中国之秋”的中国戏剧狂欢节是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延续，演出的是来自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原创剧目。
2008年，由孟京辉号召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正式发起，五届办下来，有了一百五十部戏剧和近六百场演出。2010年戏剧节，孟京辉写了一则“寻人启事”，“寻一位观众，能将本届青戏节34部中外戏剧全部看完，孟京辉导演将带这位最牛观众明年赴国外戏剧节，并提供酒店和住宿”。2012年，孟京辉带去的“观众”还有他最新版《恋爱的犀牛》里的两位主演，刘畅和黄湘丽。“昨晚在德意志剧院看了一出话剧《黑暗的湖》，两对夫妇多年后相见，神经质，绝望的情绪，沉默，对峙，细腻，精巧。我们的‘犀牛演员’刘畅、黄湘丽们都看了，叹为观止。”
同样叹为观止的还有中国当代作家余华。9月份，余华的《活着》被孟京辉搬上戏剧舞台，开始全国巡演。北京首演结束后，走出国家大剧院的原作者余华双眼红肿，“看的时候我一直掉眼泪，百感交集。我觉得那些台词和人物非常熟悉，但是舞台又是将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风格糅合在一起，正像我期待的一样，带来很强烈的陌生感。我还需要几天时间好好消化一下。”《初恋》、《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空中花园谋杀案》、《混小子狂欢节》……2012年冬天，孟京辉的其他剧目也在全国各剧场一遍一遍地，轮番上演。
“上市？没有！就是有我也不能告诉你。地产商出钱，我们合作，仅此而已。要是‘蜂巢’能在全国都有，那当然好。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话剧演出达2919场，话剧观众人数达152.5万人，平均不到两天一部新戏出炉，大多数热门剧达到“一出戏一年演出上百场”。在这组数字的背后，近几年，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香港戏剧导演林奕华、詹瑞文相继将工作重心偏移到内地市场。相比做港台成熟较早但日渐逊色的戏剧市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以北京为大本营做戏剧的孟京辉迎来了最好的大时代。而相比国内绝大多数戏剧导演的艰难境地，孟京辉的际遇一直都不坏。
1999年初春，孟京辉和廖一梅新婚，新娘廖一梅有满腹甜蜜。度完蜜月，宅在家里写日记，咂吧爱情的滋味。廖一梅的《爱情日记》中，爱情是一个男人绑架一个女人。里面有一句经典无比的台词写道，“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犀牛视力差，所以这个故事最后被更名为《恋爱的犀牛》，借喻爱情的盲目。孟京辉的戏剧时代正是从这份甜蜜开始。他盲目地爱上了犀牛，“那种感情太浓烈了，完全抵挡不住。她好像拿着一把语言之剑，我担心别伤着我了！”
《恋爱的犀牛》第一位演员是陈建斌，排练时因为演电视剧而退出。真正的元老主演是郭涛和吴越，一人各自扮三四个角色，不到半年，姜文、陈凯歌、王朔都自掏腰包买票去看。孟京辉从来没有料到人们为一个小剧场话剧排队买票，那时，买票的队伍都排到了胡同口。同样的情节，赖声川在他最初在台湾做《宝岛一村》时也感叹过。
做《恋爱的犀牛》，孟京辉用他在国家话剧院的集资房做抵押，借了20万。一年后，净赚了26万。而当时，中国的话剧市场连个影儿都没有，“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2012年3月，《恋爱的犀牛》演到了第四版，演员从郭涛、吴越到段奕宏、郝蕾，换到了刘畅和黄湘丽，加上最近的演出，场次超过了一千场。另一部演出场次超千的戏是《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从2008年排练演出到2012年年初，这部戏迅速超过一千场并成为孟京辉的又一个招牌。
从最经典的千场剧到《琥珀》、《艳遇》、《希特勒的肚子》，孟京辉再也不需要押房了。2008年，他还在一位朋友的投资下做起了蜂巢剧场，这是个“专门为《恋爱的犀牛》驻场演出而打造”的场子，孟京辉是建国后内地同行中第一个拥有自己剧场的导演。“蜂巢剧场”一年365天，办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专场一个月，刨掉公共假期60天，每个星期一休息共50天。剩下的时候，天天有演出，一年的演出达到了280至300场。孟京辉“有货”，蜂巢剧场不缺剧演，且市场反响无往不利。这让孟京辉除了导演身份之外，活像“话剧GDP” 活标本。
2011年，国内知名戏剧品牌北京“戏逍堂”引入中国小话剧行业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成为这个行业最被称道的一笔资本注解。蜂巢剧场开始被资本市场关注，孟京辉不拒绝也不迎合，他不想被“上市”牵着鼻子走。孟京辉有一位合作了十余年的制作人戈大立，但他自己对市场胸有成竹，这点和赖声川的做法迥异，赖声川作为导演本身为了保持纯粹的创作而对市场敬而远之。
2009年，詹瑞文开始和孟京辉合作演出话剧《桃色办公室》，在这位香港戏剧大佬看来，孟京辉的做法“是艺术跟商业的一种判断”。孟京辉对自己的作品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信。“我的作品受欢迎是肯定的，这说明我的作品符合更多人的审美取向，有自己独特的能量。我今年做了三个剧，都大受欢迎。这首先说明我是有才华的，其次是大家将自己的感情和作品联系在一起，最后是操作模式的合理性，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孟京辉最新的两部大戏是《初恋》和《活着》。尽管《初恋》被形容为“不甜美、不清新，大多数时候都空洞而抽象，剧中的爱情专家‘黄围脖’还专门负责搞笑。”而《活着》却获得了从原作者余华到市场和观众的满堂彩。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无视人类的悲剧，人的各种无奈举动；一种强烈的、暴虐的、愤怒的毒素弥漫在空气里边，弥漫在信息里边，浸染着你的思想和思考方式。你还得继续生活下去，那怎么办？我觉得能够平和就是幽默。”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孟京辉最初找了张艺谋改编电影《活着》里的葛优，三个小时的撕心裂肺，葛优怕把人都演残了。最后定了黄渤，“黄渤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演员。而且他有一张很‘福贵’化的脸。在舞台上，黄渤的表演非常丰富，甚至是在游动。”为了让“福贵”和“家珍”气质背离，孟京辉又找来安静和力量俱有的袁泉。“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该多好玩，那种张力产生的能量是爆炸性的，我一想到这两个人就想笑。这对组合是妙手偶得，势在必得。” 孟京辉不愿玩纯粹的现实主义，即使在《活着》里面，他也不愿意让“福贵”和“家珍”低到尘埃里，想方设法给这两个“命途多舛”的可怜人光华四溢的瞬间。这就有了袁泉以背景道白的方式唱出的《贵妃醉酒》片段，这段唱得孟京辉“美得晕乎！”“我们要有一种昂扬，即使心怀悲伤，身处苦难，也要依然保持一种昂扬。”演出《活着》来自2008年冬天，孟京辉和余华共同在一位意大利朋友家聊天。孟京辉问余华：“能不能把《许三观卖血记》排成话剧？”余华答：“可以考虑先排《活着》。”于是，他们的合作就敲定下来。中间酝酿了四年，直到2012年，孟京辉才下决心要实现这件事。
孟京辉也没有想到《活着》的反应。余华看哭了。“这事到现在来讲还是兴奋。当时怎么过来的？不知道。怎么从小说读着，然后舞台美术音乐进入？我也不知道。最后就过来了，观众就有掌声了。自己忽然发现：原来是这样，就这样了。”孟京辉自己点评这部戏是“牛逼的导演、完美的作品、崇拜的演员，大家一起慢慢成长到了这个阶段”。余华说，“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而孟京辉自己则像《初恋》里的狐狸。从前，有一只狐狸，它爱上一串葡萄，那串葡萄被拿去酿了酒，从此，狐狸每天都是醉醺醺的。
[对话孟京辉]
稍微一挖就有喷泉
记者：《活着》有许多其他的改编，你如何让它与众不同？
孟京辉：我本能地觉得自己更牛逼，我有这个能量，也有更好玩的想法，我在排戏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进行比较，就是自由，放得开，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有。编排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也很感动。全场演下来，我脑袋就蹦出俩字儿，行了。我对演员说：我们所有的力度、速度、温度全都有了，不用再加劲，那样反而更容易失去了某种质感。
记者：忠于原作不是你一贯的风格，这次却完全相反。
孟京辉：做到忠实原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亦步亦趋，这是一种虚假忠实而我们选择的是另一种，是得其神韵，将作品的文学性表达出来，做别的尝试。我给这次改编定了三点原则：第一是千万不要改动余华的语言；第二是所有的东西只摆出来，不做评论，更不做总结；第三是允许互相制造障碍，舞美、音乐、表演按照正常的交叉式创作。有了这三点就够了，我们创作就到这了。我们要放松下来，所有主创都放松下来，抛却以前张牙舞爪的创作状态，任由自己随着余华的小说“漂移”。文学的巨大能量，让戏剧自然而然地成型，这是余华的人生能量，他都放到小说里了，就像一口深井，我们稍微一挖就有喷泉。
记者：你觉得《活着》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
孟京辉：大家都想看活着比自己不好的人，这部作品能让大家得到情感的沟通，也是我们这个剧最重要的一点，它做到了对于命运、人生和生命的态度。我一直都有个概念，想把中国的文学作品作一个集合，这就是国宝，是国家的软实力，属于当代人对当下的思考。《活着》既是农村题材又是历史戏，完全的现实主义，我在处理的角度上更关注于男主人公的心灵历史。其实当代文学赋予人的历史也不多，这部作品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是用自己的态度进行了对接。
记者：孟京辉这三个字已经不只是戏剧导演的分量，也有人说，你现在导戏不认真了？
孟京辉：我导每一部戏都是正常做菜，朴实、诚挚。我从来不对不进步的观众负责，不要觉得自己老了就不能先锋了， 老了也要做老先锋。
记者：市场对你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买账，市场在你看来是什么样的？
孟京辉：我有个成功经验叫：成功是1%的努力，加上1%的认真，1%的真诚，还有97%的机会。机会很重要。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了。你要想得到市场，就不要理睬市场，你要引导市场。曾几何时大家知道话剧能挣钱？打死也不信，只要你有了市场的关注，有了能量，这个事情就简单了。市场这么理睬我，就跟我不理睬他有关系。市场多贱，你别理他，跟人一样，跟谈恋爱一样，你别理他，他会来找你的。死皮赖脸地找你来，绝对的。
记者：你怎么看待莫言得诺贝尔？
孟京辉：我去年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中国两到四年内一定会出个诺贝尔。当代的东西都特别好，这些东西也开始进入了世界视野。
2008年，由孟京辉号召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正式发起，五届办下来，有了一百五十部戏剧和近六百场演出。2010年戏剧节，孟京辉写了一则“寻人启事”，“寻一位观众，能将本届青戏节34部中外戏剧全部看完，孟京辉导演将带这位最牛观众明年赴国外戏剧节，并提供酒店和住宿”。2012年，孟京辉带去的“观众”还有他最新版《恋爱的犀牛》里的两位主演，刘畅和黄湘丽。“昨晚在德意志剧院看了一出话剧《黑暗的湖》，两对夫妇多年后相见，神经质，绝望的情绪，沉默，对峙，细腻，精巧。我们的‘犀牛演员’刘畅、黄湘丽们都看了，叹为观止。”
同样叹为观止的还有中国当代作家余华。9月份，余华的《活着》被孟京辉搬上戏剧舞台，开始全国巡演。北京首演结束后，走出国家大剧院的原作者余华双眼红肿，“看的时候我一直掉眼泪，百感交集。我觉得那些台词和人物非常熟悉，但是舞台又是将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风格糅合在一起，正像我期待的一样，带来很强烈的陌生感。我还需要几天时间好好消化一下。”《初恋》、《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空中花园谋杀案》、《混小子狂欢节》……2012年冬天，孟京辉的其他剧目也在全国各剧场一遍一遍地，轮番上演。
“上市？没有！就是有我也不能告诉你。地产商出钱，我们合作，仅此而已。要是‘蜂巢’能在全国都有，那当然好。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话剧演出达2919场，话剧观众人数达152.5万人，平均不到两天一部新戏出炉，大多数热门剧达到“一出戏一年演出上百场”。在这组数字的背后，近几年，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香港戏剧导演林奕华、詹瑞文相继将工作重心偏移到内地市场。相比做港台成熟较早但日渐逊色的戏剧市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以北京为大本营做戏剧的孟京辉迎来了最好的大时代。而相比国内绝大多数戏剧导演的艰难境地，孟京辉的际遇一直都不坏。
1999年初春，孟京辉和廖一梅新婚，新娘廖一梅有满腹甜蜜。度完蜜月，宅在家里写日记，咂吧爱情的滋味。廖一梅的《爱情日记》中，爱情是一个男人绑架一个女人。里面有一句经典无比的台词写道，“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犀牛视力差，所以这个故事最后被更名为《恋爱的犀牛》，借喻爱情的盲目。孟京辉的戏剧时代正是从这份甜蜜开始。他盲目地爱上了犀牛，“那种感情太浓烈了，完全抵挡不住。她好像拿着一把语言之剑，我担心别伤着我了！”
《恋爱的犀牛》第一位演员是陈建斌，排练时因为演电视剧而退出。真正的元老主演是郭涛和吴越，一人各自扮三四个角色，不到半年，姜文、陈凯歌、王朔都自掏腰包买票去看。孟京辉从来没有料到人们为一个小剧场话剧排队买票，那时，买票的队伍都排到了胡同口。同样的情节，赖声川在他最初在台湾做《宝岛一村》时也感叹过。
做《恋爱的犀牛》，孟京辉用他在国家话剧院的集资房做抵押，借了20万。一年后，净赚了26万。而当时，中国的话剧市场连个影儿都没有，“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2012年3月，《恋爱的犀牛》演到了第四版，演员从郭涛、吴越到段奕宏、郝蕾，换到了刘畅和黄湘丽，加上最近的演出，场次超过了一千场。另一部演出场次超千的戏是《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从2008年排练演出到2012年年初，这部戏迅速超过一千场并成为孟京辉的又一个招牌。
从最经典的千场剧到《琥珀》、《艳遇》、《希特勒的肚子》，孟京辉再也不需要押房了。2008年，他还在一位朋友的投资下做起了蜂巢剧场，这是个“专门为《恋爱的犀牛》驻场演出而打造”的场子，孟京辉是建国后内地同行中第一个拥有自己剧场的导演。“蜂巢剧场”一年365天，办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专场一个月，刨掉公共假期60天，每个星期一休息共50天。剩下的时候，天天有演出，一年的演出达到了280至300场。孟京辉“有货”，蜂巢剧场不缺剧演，且市场反响无往不利。这让孟京辉除了导演身份之外，活像“话剧GDP” 活标本。
2011年，国内知名戏剧品牌北京“戏逍堂”引入中国小话剧行业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成为这个行业最被称道的一笔资本注解。蜂巢剧场开始被资本市场关注，孟京辉不拒绝也不迎合，他不想被“上市”牵着鼻子走。孟京辉有一位合作了十余年的制作人戈大立，但他自己对市场胸有成竹，这点和赖声川的做法迥异，赖声川作为导演本身为了保持纯粹的创作而对市场敬而远之。
2009年，詹瑞文开始和孟京辉合作演出话剧《桃色办公室》，在这位香港戏剧大佬看来，孟京辉的做法“是艺术跟商业的一种判断”。孟京辉对自己的作品更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信。“我的作品受欢迎是肯定的，这说明我的作品符合更多人的审美取向，有自己独特的能量。我今年做了三个剧，都大受欢迎。这首先说明我是有才华的，其次是大家将自己的感情和作品联系在一起，最后是操作模式的合理性，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孟京辉最新的两部大戏是《初恋》和《活着》。尽管《初恋》被形容为“不甜美、不清新，大多数时候都空洞而抽象，剧中的爱情专家‘黄围脖’还专门负责搞笑。”而《活着》却获得了从原作者余华到市场和观众的满堂彩。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无视人类的悲剧，人的各种无奈举动；一种强烈的、暴虐的、愤怒的毒素弥漫在空气里边，弥漫在信息里边，浸染着你的思想和思考方式。你还得继续生活下去，那怎么办？我觉得能够平和就是幽默。”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孟京辉最初找了张艺谋改编电影《活着》里的葛优，三个小时的撕心裂肺，葛优怕把人都演残了。最后定了黄渤，“黄渤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演员。而且他有一张很‘福贵’化的脸。在舞台上，黄渤的表演非常丰富，甚至是在游动。”为了让“福贵”和“家珍”气质背离，孟京辉又找来安静和力量俱有的袁泉。“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该多好玩，那种张力产生的能量是爆炸性的，我一想到这两个人就想笑。这对组合是妙手偶得，势在必得。” 孟京辉不愿玩纯粹的现实主义，即使在《活着》里面，他也不愿意让“福贵”和“家珍”低到尘埃里，想方设法给这两个“命途多舛”的可怜人光华四溢的瞬间。这就有了袁泉以背景道白的方式唱出的《贵妃醉酒》片段，这段唱得孟京辉“美得晕乎！”“我们要有一种昂扬，即使心怀悲伤，身处苦难，也要依然保持一种昂扬。”演出《活着》来自2008年冬天，孟京辉和余华共同在一位意大利朋友家聊天。孟京辉问余华：“能不能把《许三观卖血记》排成话剧？”余华答：“可以考虑先排《活着》。”于是，他们的合作就敲定下来。中间酝酿了四年，直到2012年，孟京辉才下决心要实现这件事。
孟京辉也没有想到《活着》的反应。余华看哭了。“这事到现在来讲还是兴奋。当时怎么过来的？不知道。怎么从小说读着，然后舞台美术音乐进入？我也不知道。最后就过来了，观众就有掌声了。自己忽然发现：原来是这样，就这样了。”孟京辉自己点评这部戏是“牛逼的导演、完美的作品、崇拜的演员，大家一起慢慢成长到了这个阶段”。余华说，“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而孟京辉自己则像《初恋》里的狐狸。从前，有一只狐狸，它爱上一串葡萄，那串葡萄被拿去酿了酒，从此，狐狸每天都是醉醺醺的。
[对话孟京辉]
稍微一挖就有喷泉
记者：《活着》有许多其他的改编，你如何让它与众不同？
孟京辉：我本能地觉得自己更牛逼，我有这个能量，也有更好玩的想法，我在排戏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进行比较，就是自由，放得开，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有。编排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也很感动。全场演下来，我脑袋就蹦出俩字儿，行了。我对演员说：我们所有的力度、速度、温度全都有了，不用再加劲，那样反而更容易失去了某种质感。
记者：忠于原作不是你一贯的风格，这次却完全相反。
孟京辉：做到忠实原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亦步亦趋，这是一种虚假忠实而我们选择的是另一种，是得其神韵，将作品的文学性表达出来，做别的尝试。我给这次改编定了三点原则：第一是千万不要改动余华的语言；第二是所有的东西只摆出来，不做评论，更不做总结；第三是允许互相制造障碍，舞美、音乐、表演按照正常的交叉式创作。有了这三点就够了，我们创作就到这了。我们要放松下来，所有主创都放松下来，抛却以前张牙舞爪的创作状态，任由自己随着余华的小说“漂移”。文学的巨大能量，让戏剧自然而然地成型，这是余华的人生能量，他都放到小说里了，就像一口深井，我们稍微一挖就有喷泉。
记者：你觉得《活着》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
孟京辉：大家都想看活着比自己不好的人，这部作品能让大家得到情感的沟通，也是我们这个剧最重要的一点，它做到了对于命运、人生和生命的态度。我一直都有个概念，想把中国的文学作品作一个集合，这就是国宝，是国家的软实力，属于当代人对当下的思考。《活着》既是农村题材又是历史戏，完全的现实主义，我在处理的角度上更关注于男主人公的心灵历史。其实当代文学赋予人的历史也不多，这部作品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是用自己的态度进行了对接。
记者：孟京辉这三个字已经不只是戏剧导演的分量，也有人说，你现在导戏不认真了？
孟京辉：我导每一部戏都是正常做菜，朴实、诚挚。我从来不对不进步的观众负责，不要觉得自己老了就不能先锋了， 老了也要做老先锋。
记者：市场对你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买账，市场在你看来是什么样的？
孟京辉：我有个成功经验叫：成功是1%的努力，加上1%的认真，1%的真诚，还有97%的机会。机会很重要。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了。你要想得到市场，就不要理睬市场，你要引导市场。曾几何时大家知道话剧能挣钱？打死也不信，只要你有了市场的关注，有了能量，这个事情就简单了。市场这么理睬我，就跟我不理睬他有关系。市场多贱，你别理他，跟人一样，跟谈恋爱一样，你别理他，他会来找你的。死皮赖脸地找你来，绝对的。
记者：你怎么看待莫言得诺贝尔？
孟京辉：我去年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中国两到四年内一定会出个诺贝尔。当代的东西都特别好，这些东西也开始进入了世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