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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出现了“人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孰优孰劣的争论。其实，无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是当代用语，但它的核心价值，却都蕴含于中国古典民本思想。它们之间并不对立，就像百元大钞与一分硬币并不对立，水与 H2O并不对立一样。
大禹驾崩之后，其子启继位，终结了传说中的尧舜之道：禅让制。所谓禅让制，是指最高权力更迭的一种遴选方式，即在位的元首生前退休，把位子让给统治集团内部推举、自己也认可的较年轻的继承者，或称接班人，比如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种制度，被儒家学派创始人称为“天下为公”，也就是“公天下”。禹终启继，被认为是“天下为家”，也就是“家天下”的开始。
这一开始，问题就来了：帝王为所欲为，因为他没有了可能随时被“禅让”的顾虑。启还好，因为反对他继位方式的部族众多，不敢怠慢。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以为天下太平，于是荒淫无道。太康从本性上来说，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最爱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猎。打上了瘾，就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帝王。不仅夜不归宿，甚至渡洛河到对岸游猎，让野兽奔逃眼前，把百姓忘在脑后，一去百日不回。
民众不堪忍受，怀有二心。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看准时机，率众在河这边阻击太康，不让他回国，自己篡夺了帝位。被赶出宫的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奉母亲，到河边等待从帝王变成猎人的太康，心中郁闷，不歌不快，于是把老祖宗大禹的遗教编成歌词开唱，一唱就唱了五曲，史称“五子之歌”，其中第一曲最有名：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根据已有的成文文献，包括考古资料，这首歌词就是最早使用“民本”这个词汇的文本。对这句话中的后八个字，夏勇在其《中国民权哲学》第一章开头写道：“细细琢磨究竟何谓‘民’，何谓‘本’，何谓‘本固’，何谓‘邦宁’，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什么是国家政权应当遵循的政治伦理？作为国家要素的人民如何界定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谁固本？固谁的本？民何以成为本？作为人，民在作为国家之本的同时，自身又以什么为本？邦之本与民之本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政治法律哲学的基本问题。”
夏勇的这段阐发颇为学术化。如果就原文本上下文语境看，解释起来其实不复杂：“民”，就是被君王统治的普通百姓；“邦”，就是朝廷政令可以到达的区域政治共同体，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本”，就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东西；“本固”，指民众支持，没有二心（本不固的情况是：“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尚书·五子之歌》）；“邦宁”，是国泰民安、政治稳定。
根据以上解释，可以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表述如下：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得到民众同意的统治，才能稳定。这条“同意原则”，应该是古今中外政治学共识程度最高的原理，可以称为政治学金律。但让这条原理进入政治操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历史上，让民众同意的统治者及其家族，被称为有德，或得“天命”。得不到民众同意（不得民心）的统治者，被认为失去天命，就应该被更换。根据民本原理制定的这条同意原则，在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首先来自民众意见的表达，以及对同意的计算。比如当时的夏朝治下，到底有多少百姓对太康的治理不满，这些不满是不是都得到了表达，表达的形式是什么，不满者在总人口里占多大比例，达到多大比例，统治者就应该被更换，是更换在任的统治者个人，还是更换整个统治家族（王朝）……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不清楚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4000年的政治史上，从来都没有清楚过。其次来自如何更换违背同意原则的统治者。
第一个困难，显然是“民本”的数量问题：到底有多少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在比例上是否超过了必须更换的临界值；第二个困难，是程序问题，也就是更换的方法问题。由于第一个问题从来不清楚，第二个问题自然难操作。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案例里，太康行为悖乱，让民众不满是肯定的，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不满，而且如何表达了这种不满。于是更换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随机事件。这类随机事件，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宫廷政变，二是改朝换代的战争。
在中国历史上，宫廷政变更换的大多是皇帝，而非王朝。也就是说，民众不同意的，是个别皇帝，而非整个皇族。“五子之歌”表明，太康虽然荒淫，他的五个兄弟倒还不错，结果，大禹的子孙后来还是恢复了自己的统治。这就是说，夏氏王朝气数未尽，所谓气数未尽，就是没有让人民对整个皇族绝望。成功的改朝换代战争，被称为“革命”，这样的革命能够成功，就是整个皇族都被人民反对的证明，当整个皇族是异族时，更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通过宫变与革命更迭失去人民同意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有五个问题：第一，很难区分某种宫变是野心家篡权还是顺应人民的心愿。第二，很难区分某种反朝廷战争是革命还是造反。前者如汤武，为的是以仁政代替暴政，后者如梁山，为的是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或者彼可取而代之也。第三，这种变更在时间上是滞后的，在手段上是极端的。第四，战争通常是毁灭性的，使得统治更迭代价高昂。第五，宫斗或战场上的胜者，未必是国家治理的仁者，可能比被更迭者更残暴，比如太平天国和李自成，这就是以更暴易暴。汤武革命，可遇不可求。
这就是中国传统民本原则，在操作上的五大难题。
前面提到，民本同意原则的实施，与数量问题有关。这里有三个数量问题，第一，就是民众或人民“是否可数”的问题，如果把人民理解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说一个有机体，那人民就是不可数的。世界各古典民族，包括中国，一般都不会这样来理解“人民”，基本上认为“人民”是可数的（把人民定义为一个整体，是近现代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学者的爱好，近年来，英语世界的社团主义者们也染上了此爱好）。人民如果是不可数的，任何中国古典的民本政治和当代民主政治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人民是可数的，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计数单位”。人民是以什么单位加以计算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对社会性质的认定。
在中国古代，“人民”的最小计算单位是家庭，这样的社会不论怎样组织，都只能是“家族社会”。这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家庭是最合理的农业生产单位。商鞅变法想彻底粉碎家族权力对王权的限制，推行“单丁”家庭，也还是以家庭作为最小的计数单位。以个人作为“人民”的计数单位，是工商业社会的特征，最早这样做的，是古希腊的雅典。当个人意见被认为是有效的政治意见时，这样的“个人”，就被称为“公民”或“市民”，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只与“家族社会”相对，绝对不与什么“人民社会”相对。用人民社会反对公民社会，是文不对题，除非你拿家族社会反对公民社会。
“人民社会”与什么社会相对呢？与“帝制社会”相对。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避台湾，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人民社会”，也就是非帝制社会。人民社会解决的是“共和”问题，并不会解决民本或其现代形式——民主问题。人民社会的含义是，社会不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但社会统治如何让被统治的人民同意，并非废除帝制就能自动解决，以上提到的五大操作难题依然存在。除此之外，还可能产生第六个难题，那就是“‘朕’即人民”，统治者及其集团被当做“人民”的唯一发声器官，这样的器官永远不会发出对自己不同意的声音。这种情况下，“人民”就变成了虚构的实体，人民在整体上从“质”上消失了，还能用自己器官发出不同意声音的人，都被定义为“一小撮”“异己分子”“人民敌人”或其他，罪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各个不同。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与人民的第三个数量问题，即人民的“数量多少”有关。
人民被“代表”被“消失”的可能性，与人民的数量，也就是人口数量成正比。人口数量越多，被代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个人分量越小。当民众等于一个人时，其统治模式，就是“鲁宾逊-星期五模式”。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成为荒岛国王多年。他统治整个岛，但只治理一个人，就是他自己。24年后，他捕到一个野人，给了他一个名字叫“星期五”，因为得到他的那天是星期五，自己成了他的主人。于是，这个岛国一个主人、一个奴隶，共两个居民。但这一君一臣、一主一仆，慢慢成了教友和生活伴侣。鲁滨逊为了与他交流，倾听他的意见，还教会星期五说英语。接着，他们成了合作伙伴，共同造船以便离开荒岛，重返各自故乡。后来，他们并肩战斗，成了战友，消灭了上岛的敌人。最后，星期五跟随他逃离荒岛，回到英国和西方文明世界。鲁滨逊成为富翁，星期五又成了奴仆。
这个模式表明，当被统治者只有一个人时，奴隶和主人均lim→伙伴。这就是说，在正常理性下，当被统治者只有一个人时，被统治者的地位和价值会上升，统治者的地位和价值会下降，直到成为伙伴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有一个假设，被统治者的数量与其成员的权重成反比。这个现象，在自然界里也能观察到，蜂群、蚁群与狮群相比，首领之下的成员的存在感是大不相同的，一只蚂蚁，对于其群体几乎是虚无的，而每只狮子对狮群都至关重要。不过，数量越多、个体越小的群体，生存能力越强；越是独行侠，越是庞然大物，灭绝得越快，比如恐龙。从未有人担心蚂蚁、蜜蜂和耗子会灭绝。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更关心个人价值的思想家，都是小国爱好者，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近现代有孟德斯鸠等，中国古代有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更关心群体生存能力的，都是大国爱好者。在古代，通常情况下，接受超大国家和众多人口，就意味着接受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问题只是如何在正面让帝王有家长意识，爱民如子；在反面用民本让帝王有船的意识，可载可覆，不忘随时被“革命”的危机感，这是儒家学派一直在做的事情。
由于偏好不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构造过三种基本国家模式：
——三周（文武周公）构造的多中心治理超大规模国家模式，付诸实施，延续近800年。
——秦嬴构造的单中心治理超大规模国家模式，付诸实施，断断续续延续2000多年。
——老子构造的无中心小国寡民模式，最接近它的现实，是原始社会的小部落（“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它的文学版本，是陶渊明的“桃花源”。
由于华夏族地处世界级蛮族（匈奴、突厥、蒙古）生成地带的边缘，生存压力超过一切，必须选择强大，在国家模式上，只能选择超大规模和众多人口，这就意味着：第一，在国家面前，家庭无足轻重；在家庭面前，个体无足轻重。在这样的社会里，民本同意原则不可能进行程序操作，只具有事后的正当性追认功能：成王败寇。某次“革命”是否合法，取决于它是否成功。
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国民共和国；1949年共产革命废除私有制，建立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告别“帝制社会”，进入“人民社会”的意义上说，是历史的进步。另一个更大的进步是，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告别了农耕时代的“家族社会”，也告别了旧体制下的准农奴社会，中国开始进入“个人社会”。所谓个人社会，就是人民是可数的，而且以个人为最小计数单位。换句话说，个人，成了人民的最小构成单位，如同一分成为百元大钞、H2O成为水体的基本构成单位一样。
这就为用程序化的和平计票方式，取代传统的“宫廷政变”或“武装革命”方式兑现民本同意原则提供了基础，为共和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性。除非你仍然认为，所谓“替天行道”的王朝流血更迭模式更优，否则，让个人社会进步为“公民社会”是可取的。公民是有政治权利，特别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个人。
当一个社会除了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等之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它就是一个可能的公民社会，要使它变为现实，就要落实在选举程序和选票上。落实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超多人口，公民个人权重太小，容易被广场效应和民粹主义所左右。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化多为少，治理多中心化、利益多元化，社区自治，让选举先从小选区开始，先选镇长、再选市长，由下而上，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这样，民本则可望去暴力化，并逐步落到实处。
哀歌里的政治学原理
大禹驾崩之后，其子启继位，终结了传说中的尧舜之道：禅让制。所谓禅让制，是指最高权力更迭的一种遴选方式，即在位的元首生前退休，把位子让给统治集团内部推举、自己也认可的较年轻的继承者，或称接班人，比如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种制度，被儒家学派创始人称为“天下为公”，也就是“公天下”。禹终启继，被认为是“天下为家”，也就是“家天下”的开始。
这一开始，问题就来了：帝王为所欲为，因为他没有了可能随时被“禅让”的顾虑。启还好，因为反对他继位方式的部族众多，不敢怠慢。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以为天下太平，于是荒淫无道。太康从本性上来说，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最爱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猎。打上了瘾，就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帝王。不仅夜不归宿，甚至渡洛河到对岸游猎，让野兽奔逃眼前，把百姓忘在脑后，一去百日不回。
民众不堪忍受，怀有二心。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看准时机，率众在河这边阻击太康，不让他回国，自己篡夺了帝位。被赶出宫的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奉母亲，到河边等待从帝王变成猎人的太康，心中郁闷，不歌不快，于是把老祖宗大禹的遗教编成歌词开唱，一唱就唱了五曲，史称“五子之歌”，其中第一曲最有名：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根据已有的成文文献，包括考古资料，这首歌词就是最早使用“民本”这个词汇的文本。对这句话中的后八个字，夏勇在其《中国民权哲学》第一章开头写道：“细细琢磨究竟何谓‘民’，何谓‘本’，何谓‘本固’，何谓‘邦宁’，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什么是国家政权应当遵循的政治伦理？作为国家要素的人民如何界定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谁固本？固谁的本？民何以成为本？作为人，民在作为国家之本的同时，自身又以什么为本？邦之本与民之本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政治法律哲学的基本问题。”
夏勇的这段阐发颇为学术化。如果就原文本上下文语境看，解释起来其实不复杂：“民”，就是被君王统治的普通百姓；“邦”，就是朝廷政令可以到达的区域政治共同体，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本”，就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东西；“本固”，指民众支持，没有二心（本不固的情况是：“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尚书·五子之歌》）；“邦宁”，是国泰民安、政治稳定。
根据以上解释，可以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表述如下：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得到民众同意的统治，才能稳定。这条“同意原则”，应该是古今中外政治学共识程度最高的原理，可以称为政治学金律。但让这条原理进入政治操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操作难题
历史上，让民众同意的统治者及其家族，被称为有德，或得“天命”。得不到民众同意（不得民心）的统治者，被认为失去天命，就应该被更换。根据民本原理制定的这条同意原则，在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首先来自民众意见的表达，以及对同意的计算。比如当时的夏朝治下，到底有多少百姓对太康的治理不满，这些不满是不是都得到了表达，表达的形式是什么，不满者在总人口里占多大比例，达到多大比例，统治者就应该被更换，是更换在任的统治者个人，还是更换整个统治家族（王朝）……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不清楚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4000年的政治史上，从来都没有清楚过。其次来自如何更换违背同意原则的统治者。
第一个困难，显然是“民本”的数量问题：到底有多少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在比例上是否超过了必须更换的临界值；第二个困难，是程序问题，也就是更换的方法问题。由于第一个问题从来不清楚，第二个问题自然难操作。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案例里，太康行为悖乱，让民众不满是肯定的，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不满，而且如何表达了这种不满。于是更换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随机事件。这类随机事件，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宫廷政变，二是改朝换代的战争。
在中国历史上，宫廷政变更换的大多是皇帝，而非王朝。也就是说，民众不同意的，是个别皇帝，而非整个皇族。“五子之歌”表明，太康虽然荒淫，他的五个兄弟倒还不错，结果，大禹的子孙后来还是恢复了自己的统治。这就是说，夏氏王朝气数未尽，所谓气数未尽，就是没有让人民对整个皇族绝望。成功的改朝换代战争，被称为“革命”，这样的革命能够成功，就是整个皇族都被人民反对的证明，当整个皇族是异族时，更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通过宫变与革命更迭失去人民同意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有五个问题：第一，很难区分某种宫变是野心家篡权还是顺应人民的心愿。第二，很难区分某种反朝廷战争是革命还是造反。前者如汤武，为的是以仁政代替暴政，后者如梁山，为的是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或者彼可取而代之也。第三，这种变更在时间上是滞后的，在手段上是极端的。第四，战争通常是毁灭性的，使得统治更迭代价高昂。第五，宫斗或战场上的胜者，未必是国家治理的仁者，可能比被更迭者更残暴，比如太平天国和李自成，这就是以更暴易暴。汤武革命，可遇不可求。
这就是中国传统民本原则，在操作上的五大难题。
人民的数量问题
前面提到，民本同意原则的实施，与数量问题有关。这里有三个数量问题，第一，就是民众或人民“是否可数”的问题，如果把人民理解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说一个有机体，那人民就是不可数的。世界各古典民族，包括中国，一般都不会这样来理解“人民”，基本上认为“人民”是可数的（把人民定义为一个整体，是近现代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学者的爱好，近年来，英语世界的社团主义者们也染上了此爱好）。人民如果是不可数的，任何中国古典的民本政治和当代民主政治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人民是可数的，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计数单位”。人民是以什么单位加以计算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对社会性质的认定。
在中国古代，“人民”的最小计算单位是家庭，这样的社会不论怎样组织，都只能是“家族社会”。这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家庭是最合理的农业生产单位。商鞅变法想彻底粉碎家族权力对王权的限制，推行“单丁”家庭，也还是以家庭作为最小的计数单位。以个人作为“人民”的计数单位，是工商业社会的特征，最早这样做的，是古希腊的雅典。当个人意见被认为是有效的政治意见时，这样的“个人”，就被称为“公民”或“市民”，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只与“家族社会”相对，绝对不与什么“人民社会”相对。用人民社会反对公民社会，是文不对题，除非你拿家族社会反对公民社会。
“人民社会”与什么社会相对呢？与“帝制社会”相对。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避台湾，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人民社会”，也就是非帝制社会。人民社会解决的是“共和”问题，并不会解决民本或其现代形式——民主问题。人民社会的含义是，社会不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但社会统治如何让被统治的人民同意，并非废除帝制就能自动解决，以上提到的五大操作难题依然存在。除此之外，还可能产生第六个难题，那就是“‘朕’即人民”，统治者及其集团被当做“人民”的唯一发声器官，这样的器官永远不会发出对自己不同意的声音。这种情况下，“人民”就变成了虚构的实体，人民在整体上从“质”上消失了，还能用自己器官发出不同意声音的人，都被定义为“一小撮”“异己分子”“人民敌人”或其他，罪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各个不同。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与人民的第三个数量问题，即人民的“数量多少”有关。
超多人口的压力
人民被“代表”被“消失”的可能性，与人民的数量，也就是人口数量成正比。人口数量越多，被代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个人分量越小。当民众等于一个人时，其统治模式，就是“鲁宾逊-星期五模式”。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成为荒岛国王多年。他统治整个岛，但只治理一个人，就是他自己。24年后，他捕到一个野人，给了他一个名字叫“星期五”，因为得到他的那天是星期五，自己成了他的主人。于是，这个岛国一个主人、一个奴隶，共两个居民。但这一君一臣、一主一仆，慢慢成了教友和生活伴侣。鲁滨逊为了与他交流，倾听他的意见，还教会星期五说英语。接着，他们成了合作伙伴，共同造船以便离开荒岛，重返各自故乡。后来，他们并肩战斗，成了战友，消灭了上岛的敌人。最后，星期五跟随他逃离荒岛，回到英国和西方文明世界。鲁滨逊成为富翁，星期五又成了奴仆。
这个模式表明，当被统治者只有一个人时，奴隶和主人均lim→伙伴。这就是说，在正常理性下，当被统治者只有一个人时，被统治者的地位和价值会上升，统治者的地位和价值会下降，直到成为伙伴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有一个假设，被统治者的数量与其成员的权重成反比。这个现象，在自然界里也能观察到，蜂群、蚁群与狮群相比，首领之下的成员的存在感是大不相同的，一只蚂蚁，对于其群体几乎是虚无的，而每只狮子对狮群都至关重要。不过，数量越多、个体越小的群体，生存能力越强；越是独行侠，越是庞然大物，灭绝得越快，比如恐龙。从未有人担心蚂蚁、蜜蜂和耗子会灭绝。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更关心个人价值的思想家，都是小国爱好者，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近现代有孟德斯鸠等，中国古代有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更关心群体生存能力的，都是大国爱好者。在古代，通常情况下，接受超大国家和众多人口，就意味着接受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问题只是如何在正面让帝王有家长意识，爱民如子；在反面用民本让帝王有船的意识，可载可覆，不忘随时被“革命”的危机感，这是儒家学派一直在做的事情。
由于偏好不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构造过三种基本国家模式：
——三周（文武周公）构造的多中心治理超大规模国家模式，付诸实施，延续近800年。
——秦嬴构造的单中心治理超大规模国家模式，付诸实施，断断续续延续2000多年。
——老子构造的无中心小国寡民模式，最接近它的现实，是原始社会的小部落（“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它的文学版本，是陶渊明的“桃花源”。
由于华夏族地处世界级蛮族（匈奴、突厥、蒙古）生成地带的边缘，生存压力超过一切，必须选择强大，在国家模式上，只能选择超大规模和众多人口，这就意味着：第一，在国家面前，家庭无足轻重；在家庭面前，个体无足轻重。在这样的社会里，民本同意原则不可能进行程序操作，只具有事后的正当性追认功能：成王败寇。某次“革命”是否合法，取决于它是否成功。
从共和到民主
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国民共和国；1949年共产革命废除私有制，建立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告别“帝制社会”，进入“人民社会”的意义上说，是历史的进步。另一个更大的进步是，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告别了农耕时代的“家族社会”，也告别了旧体制下的准农奴社会，中国开始进入“个人社会”。所谓个人社会，就是人民是可数的，而且以个人为最小计数单位。换句话说，个人，成了人民的最小构成单位，如同一分成为百元大钞、H2O成为水体的基本构成单位一样。
这就为用程序化的和平计票方式，取代传统的“宫廷政变”或“武装革命”方式兑现民本同意原则提供了基础，为共和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可能性。除非你仍然认为，所谓“替天行道”的王朝流血更迭模式更优，否则，让个人社会进步为“公民社会”是可取的。公民是有政治权利，特别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个人。
当一个社会除了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等之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它就是一个可能的公民社会，要使它变为现实，就要落实在选举程序和选票上。落实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超多人口，公民个人权重太小，容易被广场效应和民粹主义所左右。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化多为少，治理多中心化、利益多元化，社区自治，让选举先从小选区开始，先选镇长、再选市长，由下而上，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这样，民本则可望去暴力化，并逐步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