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程敲定，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自去岁以来各界持续不衰的预测改革议程并为改革献计献策的热情也再度升温。
　　各个版本的涉及各领域的改革方案颇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有些侧重分头推进，有些侧重顶层设计，有些剑指“硬骨头”但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林林总总但避重就轻，有些甚至以“改革”之名行收权之实。
　　改革千头万绪，涉及亿万人的利益，又已超越“帕累托改进”阶段，原不易达成一个“通用版本”。道路太多，以至于人们忘记了为何出发。因此，与其纠结纷争于各版本的优劣，不如回到问题的起点：我们的市场经济运行顺畅吗？有哪些梗阻？如何将其建设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
　　只有建成血脉畅通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并举。人们习惯于人为割裂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及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及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救治市场“唯利是图”之弊。其实一个运行畅旺的市场经济，除了能以其高效来支撑可持续的公平之外，其本身也是社会公平得以实现的关键。
　　一个开放程度不够的市场，一个不能让所有社会主体公平竞争的经济，无法实现社会公平发展，更不可能通过社会领域的事后救济来加以矫正，而只会更加扭曲。换言之，一个不能有效解决自由竞争的社会，也就不可能解决公平正义问题。“拉美化陷阱”的真正风险，就在于被剥夺了公平竞争权的大众以市场参与权让渡的代价，来换取包养式福利，其恶果是效率不彰，而伪公平亦无法持续，从而陷入权贵资本主义与民粹式福利之间的轮回失据。
　　有不少论者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大体已经臻于完善，只需一些修修补补即可竟全功。事实显非如此。作为新兴市场的领头羊，中国经济发展失速明显，充分表明此前外延式粗放增长阶段已告一段落。通过“挖潜改造”，发掘内生动力源，从而保障中国可持续增长，亦已成为各界共识。然而囿于城与乡、国与民、内与外、进与出等“板块”间的格，中国经济犹如一个血脉梗阻的病人，各组成部分非但无法形成合力，反而相互掣肘，甚而相互制约。
　　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形下，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产的流动性。由于中国城乡土地产权安排的“一国两制”，导致这两块资产之间的可置换性出奇的低。由此衍生出的强制征地制度表面上看似高效，以遍地“新城”和工业园区的形式保障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然而一方面随着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征地成本已越来越高，而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模式亦已难以为继，国际上对于中国人为压低工业地价是否有违市场公平竞争也啧有烦言，另一方面农地权属的人为复杂化（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极大限制了农民资产的资本化，农村金融行而弗远，城市资本难以下乡，农民无缘带产进城，城市居民也无法安心终老于乡村。被视为中国内需两大推手的农村消费和城镇化之效果难彰，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有资产迟迟不能资本化，国资保值增值必须以具体公司的做大做强来加以体现，加之历史形成的垄断地位和政府的“偏袒”，遂使“国进民退”成为难解痼疾。若国有资产实现资本化，产业布局去公司化，则国与民相通无碍，行业壁垒消失于无形，无论资源配置效率，还是收益处置的公共公平性，都将得到极大提升。
　　内与外的格主要肇因于资本项目迟迟不能放开，令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一直付诸阙如，既不利于更有效地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协同效应，也无法真实测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变迁，以便更及时做出推进产业升级的努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绑架货币政策，令基础货币发行迟迟无法“去美元化”。
　　市场进与出之间滞碍的形成原因则更为复杂，既有政府准入管制“限进”的原因，又有保障就业维稳、做大地方GDP和税收等“限出”因素，其最大恶果就是优胜劣汰的机制难以形成，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无从发挥，大量僵尸企业垂而不死，造成“钱荒”与社会融资总量居高不下并存的怪现象。最近中央一直倡导盘活存量，而盘活的前提是出清，去腐方能生肌。不能出清，不能有出有进，则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轻装上阵之局难现。
　　2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奠定了其得以发展壮大的宏观基础，20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应理顺市场运行的微观机制，为中国经济的血脉畅通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面对种种梗阻，解决路径可以有区别，问题侧重可以有先后，但一个应坚持的原则是朝着解决问题的大方向前行，不给未来问题的解决增加滞碍。一味敷衍迁延，为后来者积聚问题，非公忠谋国者所应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