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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的年轮，岁月的斑驳，漫长的时光变迁中唯中华民族一脉传承未曾断绝。在富有“人情味儿”的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纹饰已不单属对物象的表达，是对视觉思维的一种新的阐释上升到神秘的“信仰”层次，“商周文化”中包含的“三观”在青铜器纹饰中也可见一斑，把自然物象通过精神层面重新构思以独特的视觉思维，并用具体纹样、符号表达的过程，这种“统一”所带来的“标志效应”也影响至今。
关键词：兽面纹 纹样意味 时代更替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1-0175-03
一、商周青铜器纹饰概述
中国封建王朝信奉皇帝为“天子”，意在受命于“天”，是封建统治者以“神话”为由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主要有：商中期“饕餮纹”、商晚期“龙纹”、西周早期大量出现“鸟兽纹”及贯商穿至西汉时期的“夔龙纹”。
艺术是种多元性的实践活动，中国青铜器纹样的题材种类繁多且富有“神话色彩”。以商早期为代表的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遗址和夏文化的代表偃师县二里头遗址，是关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最引人瞩目的两大发现。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含铅量比较高，其中夹杂着奇形怪状的图案。纹饰大多平雕，主刻画部位偶尔使用浮雕，兽面纹（饕餮纹）开始出现却不主以雷纹为底。《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其及身。”饕餮也有“贪食”之意，可以说是它是先人对于未知的自然现象、野兽、及社会因素所带来的危险状况所总结出的一种具象化的形象。早期社会的都城在有选择的余地下大多设立在平原，一是规避自然灾害；二是生活生产需要。二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器皿粗计大类有“食器、酒器和水器等”，据研究同期青铜器极少刻有铭文，应属纹样。而饕餮纹频频出现在生活用品上，刻画神秘“恐怖”的代表，我们可以看出来是意在驱邪纳福，因此我认为这一行为代表的是先民借用“神话”表达自己意向的第一步，也能体现人们在早期社会实践中，共同努力的凝聚力。
二、商周青铜器上大小兽面纹的区别
夏、商、周、春秋及战国，中国公认的青铜器时代绵延约有一千六百年。青铜器大量且普及地运用。目前以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文化中间为商中期，有关青铜器纹饰一是改进延续二里岗食器动物纹、饕餮纹；二是逐渐兴起云雷纹、羽纹、浮雕手法也开始出现。这个时期开始对所谓的“兽面纹”进行了一些细分，我们可以从早期的青铜器发现，大兽面纹的构图大多对称，中间有细长的符号纹样是大兽面纹与小兽面纹最明显的区分点，这里笔者同意日本研究者林巳奈夫的观点。上文的“小兽面纹”通常表现为浮雕，指的是在手顶部、器物肩部等处的小型兽纹，“大兽面纹”则是在容器主要部位，例如腹部等正面的平面兽纹。此间区分没有明文规定，但结合现实出土文物中的区别，却有此意。
三、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受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在铸造期初就将主要部位的兽面纹设计为对稱图形，在艺术审美的角度上是没有错的，然而实际制作过程中纹样依然是很大的难题。中国早期社会的青铜器铸造工艺享誉全球，大多分为两种：合范法、失蜡法，一范一器，基本没有完全一样纹样的青铜器。而青铜是种合金由铜与锡组成，青铜质地比铜要偏硬，易铸造而难造型，因此只能用浇铸的手法，一些壶、锅等器皿的制造难度相当大，同时期还没出现比青铜硬度更大的钢铁，铸造工艺可想而知是在铸件时刻在黏“陶”土上的。商中期某些青铜器上，有着铸造者的家徽、族徽。正因铸造难度颇大，而且商晚期以前青铜器还不属于祭祀用品，我们可以推断精美的青铜器不会大量使用于平民阶级。青铜器的出现虽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但也随着时间推移被赋予了中国式阶级雏形的代表意义。
一谈到商朝大家都会想起“殷商”。在商代甲骨文中，商朝人称呼自己都城为“大邑商”，今河南安阳发现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其中出土的文物包含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体型种类不一。最亮眼的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后母戊大方鼎，是商王祖庚或者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铸。后母戊鼎由鼎耳、身、足三个部位组成。从造型研究，是以几何方形为主，鼎沿没有纹样装饰，边框则有，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组成，属于浅浮雕装饰。在后母戊大方鼎的装饰纹样中，兽面（饕餮）纹饰则是起主题、统领的装饰纹饰。其形象为大眼，象鼻，水牛角、耳，基本为对称图形。具体分析，鼎四面上下均有短楞方便脱模，边框横向长边是以夔龙纹作“墨”，以云雷纹为“纸”，从其中夔龙纹的”CD型”可以看出周朝的窃曲纹的发展雏形。司（后）母戊鼎有四只鼎足，而鼎肚则是一个巨大的牛（或羊）兽面纹（饕餮纹）组成。通体浮雕牛角高高竖起看起来强劲有力，笔者在这里认为，商代的青铜器纹饰自商晚已赋予了“传承”的意味，前文讲的是饕餮纹意在先民为图逢凶化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神秘的兽纹不仅仅是表现为对未知的敬畏，更是旨在祈福的美好意愿。司（后）母戊大方鼎上的饕餮纹给人一种神秘、庄重的色彩，可以想象铸造者是想借“饕餮”烘托出整个仪式的庄重、神圣肃穆之感，来彰显受祭者身份的显赫。
四、不同时期的兽面纹具有不同的意味
（一）商、周时期兽面纹的变化
1935年，在今河南安阳郊的侯家庄，考古学家在一座商代王室大墓1004号墓穴发现了“牛”鼎与“鹿鼎。两只鼎内各刻有两个铭文，一个读作“兕”，一个为鹿。原则上讲这两件文物所处的朝代，上面的两个文字符号应是器主族徽，而铭文的刻画有点像现在的“写生”，具有很强的绘画性质，它与甲骨文之间的区别是铭文更具简约标志性。商晚期，牛和鹿两种动物都可以看的到，从同期甲骨文记载均属主要狩猎的目标，也因它们通常的生活环境是沼泽森林，安阳殷墟西侧则是太行山，所以有机会成为青铜器纹样的一种题材，甚至为家族标志。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日本举办了期名为《中华美的精粹》的展览，其中展出了一件很大的虎樽，樽为古代盛酒待客的容器，此樽腹部的中央为一只虎头但身体却被分为左右两半对称，虎口下有一人形。虎尊肩部饰游龙。而龙这类神话生物的出现，依仗史料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且多出现在青铜水器，从龙纹的长犄角和虎躯上的花纹可以判断出，此樽应是西周时期制作。应该作为主体花纹的兽面纹却被安排到腹部，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周朝创建伊始周王励精图治吸取前人经验，对社会的一些具体习惯下了很多安排，如不准“嗜酒”。因为在他看来，“嗜酒”是商王朝灭亡的一部分因素，所以此物的设计思路可以说受到了些冲击，再看此龙纹头上有条细长的符号，前面介绍“大、小兽”面纹时已纹，小兽面纹饰没有这个图案的，而此符号图形在龙口中，形状貌如舌头又与甲骨文的“舌”字所象之形近似①，由此可以确定是表达龙纹的“舌头”指在舔食着。而虎口下的人形赤身裸体，人口中舌头像柳絮一样垂下，可以说是舌头上散发着“气”，人物图形代表着亡魂或者“神”。在周朝时期，青铜器运用在祭祀仪式上已根深蒂固。西周青铜器铭文常有祖先或者亲人位于“天庭”的内容，也有因为功德而配享上天者，但并非只有亡者才有资格“上天，位列仙班”。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周厉王铭文：“有（旧）余隹（虽）小子，……经拥先王，用配皇天”。虎扮演了“宇宙中心”地球和阴阳调和的形象，太一帝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图中虎形是帝王的化身[1]。所以此物可以认定为受命于天，受祖荫德。 （二）其他青铜纹饰兴起始末
自夏禹传启以来，公天下变为了家天下， “家”在此处指的是帝王家族的传承，我感觉从字面意义上它并不缺少广泛的适用性。作为之后封建社会的权威龙纹，在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西汉的龙纹发展很有意义。龙纹及夔龙纹也属青铜器的主要纹饰，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夔如龙一足”。因此我们可以把有独角独足的爬虫状纹饰统一称为夔龙纹。夔龙这一名词的由来，相传是舜时期的二位臣子，夔为乐官，龙为谏官，《书.舜典》：“伯拜稽首，让于夔龙。”之后孔传：“夔龙，二臣名。”夔龙纹、鸟兽纹在周朝的异军突起并不是无根之木。例如宝鸡林家村及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乡黄土坡村西周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以兽面纹为主，云雷纹及鸟纹夔龙纹为辅，但比较商代有了新的发展，装饰部位例如边角棱块兽首装饰也开始流行，商代在青铜器上留印族徽制铭则保留下来，周朝初期同时也具有代表中国青铜器时期技术工艺发展鼎盛时期的水平。而周中期则有了很大的变化，前文讲过，周王励精图治以吸取前代商朝灭亡的教训，也因为当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工具繁多，人们对于野兽的恐惧大大减少。兽面（饕餮）纹逐渐退出大型祭祀用品主体装饰的舞臺，青铜器的纹饰领域也重新洗牌，更多装饰类的纹样大量出现如波纹、波曲纹、窃曲纹、重环纹等等。也有人说这类纹样表示的是人们对大海未知的敬畏和商代的兽面纹属同一意味，笔者并不赞同，也是因为周朝青铜器除去纹样的更替，铭文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内。可以说青铜器纹样的“传承”意味在周朝是发展到巅峰，它不单是作为一种祭祀时敬畏的用品，把它的原始性与非功用性区分开，更多的是作为“礼器”的存在。统治者赋予青铜器纹样的“礼”笔者认为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②，属于阶级分工明确的一套体系。
五、结语
商周青铜器纹样的更替很有历史性的意义，商朝晚期至周朝初期无疑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纹样发展的巅峰，之后青铜器纹饰在西周中期的变更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神话、未知的崇拜转为对人、生活及大类世俗活动的一种歌颂。传承与继承祖先的优良品德成为人们的一种向往，青铜器纹饰变成赞美生活，宣扬功德等叙事装饰。从兽面纹过渡到曲纹，带有浓浓的时代特色对于考古工作者鉴定青铜器古物的历史归属有着决定性作用。在国外，同期或者更早时期也发现了青铜文化。而中国式家族传承的起源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口数量和生活环境，受这两方面约束，中国先祖在对青铜器的装饰和纹样有着显而易见的发展、变化。分析青铜器纹样的发展可以从中解答，这就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徽章。
参考文献：
[1]邓淑萍.古代玉器上奇艺纹饰的研究[J].故宫学术季刊，1986，（04）：1-58.
[2][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M].常耀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
关键词：兽面纹 纹样意味 时代更替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1-0175-03
一、商周青铜器纹饰概述
中国封建王朝信奉皇帝为“天子”，意在受命于“天”，是封建统治者以“神话”为由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主要有：商中期“饕餮纹”、商晚期“龙纹”、西周早期大量出现“鸟兽纹”及贯商穿至西汉时期的“夔龙纹”。
艺术是种多元性的实践活动，中国青铜器纹样的题材种类繁多且富有“神话色彩”。以商早期为代表的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遗址和夏文化的代表偃师县二里头遗址，是关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最引人瞩目的两大发现。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含铅量比较高，其中夹杂着奇形怪状的图案。纹饰大多平雕，主刻画部位偶尔使用浮雕，兽面纹（饕餮纹）开始出现却不主以雷纹为底。《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其及身。”饕餮也有“贪食”之意，可以说是它是先人对于未知的自然现象、野兽、及社会因素所带来的危险状况所总结出的一种具象化的形象。早期社会的都城在有选择的余地下大多设立在平原，一是规避自然灾害；二是生活生产需要。二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器皿粗计大类有“食器、酒器和水器等”，据研究同期青铜器极少刻有铭文，应属纹样。而饕餮纹频频出现在生活用品上，刻画神秘“恐怖”的代表，我们可以看出来是意在驱邪纳福，因此我认为这一行为代表的是先民借用“神话”表达自己意向的第一步，也能体现人们在早期社会实践中，共同努力的凝聚力。
二、商周青铜器上大小兽面纹的区别
夏、商、周、春秋及战国，中国公认的青铜器时代绵延约有一千六百年。青铜器大量且普及地运用。目前以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文化中间为商中期，有关青铜器纹饰一是改进延续二里岗食器动物纹、饕餮纹；二是逐渐兴起云雷纹、羽纹、浮雕手法也开始出现。这个时期开始对所谓的“兽面纹”进行了一些细分，我们可以从早期的青铜器发现，大兽面纹的构图大多对称，中间有细长的符号纹样是大兽面纹与小兽面纹最明显的区分点，这里笔者同意日本研究者林巳奈夫的观点。上文的“小兽面纹”通常表现为浮雕，指的是在手顶部、器物肩部等处的小型兽纹，“大兽面纹”则是在容器主要部位，例如腹部等正面的平面兽纹。此间区分没有明文规定，但结合现实出土文物中的区别，却有此意。
三、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受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在铸造期初就将主要部位的兽面纹设计为对稱图形，在艺术审美的角度上是没有错的，然而实际制作过程中纹样依然是很大的难题。中国早期社会的青铜器铸造工艺享誉全球，大多分为两种：合范法、失蜡法，一范一器，基本没有完全一样纹样的青铜器。而青铜是种合金由铜与锡组成，青铜质地比铜要偏硬，易铸造而难造型，因此只能用浇铸的手法，一些壶、锅等器皿的制造难度相当大，同时期还没出现比青铜硬度更大的钢铁，铸造工艺可想而知是在铸件时刻在黏“陶”土上的。商中期某些青铜器上，有着铸造者的家徽、族徽。正因铸造难度颇大，而且商晚期以前青铜器还不属于祭祀用品，我们可以推断精美的青铜器不会大量使用于平民阶级。青铜器的出现虽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但也随着时间推移被赋予了中国式阶级雏形的代表意义。
一谈到商朝大家都会想起“殷商”。在商代甲骨文中，商朝人称呼自己都城为“大邑商”，今河南安阳发现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其中出土的文物包含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体型种类不一。最亮眼的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后母戊大方鼎，是商王祖庚或者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铸。后母戊鼎由鼎耳、身、足三个部位组成。从造型研究，是以几何方形为主，鼎沿没有纹样装饰，边框则有，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组成，属于浅浮雕装饰。在后母戊大方鼎的装饰纹样中，兽面（饕餮）纹饰则是起主题、统领的装饰纹饰。其形象为大眼，象鼻，水牛角、耳，基本为对称图形。具体分析，鼎四面上下均有短楞方便脱模，边框横向长边是以夔龙纹作“墨”，以云雷纹为“纸”，从其中夔龙纹的”CD型”可以看出周朝的窃曲纹的发展雏形。司（后）母戊鼎有四只鼎足，而鼎肚则是一个巨大的牛（或羊）兽面纹（饕餮纹）组成。通体浮雕牛角高高竖起看起来强劲有力，笔者在这里认为，商代的青铜器纹饰自商晚已赋予了“传承”的意味，前文讲的是饕餮纹意在先民为图逢凶化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神秘的兽纹不仅仅是表现为对未知的敬畏，更是旨在祈福的美好意愿。司（后）母戊大方鼎上的饕餮纹给人一种神秘、庄重的色彩，可以想象铸造者是想借“饕餮”烘托出整个仪式的庄重、神圣肃穆之感，来彰显受祭者身份的显赫。
四、不同时期的兽面纹具有不同的意味
（一）商、周时期兽面纹的变化
1935年，在今河南安阳郊的侯家庄，考古学家在一座商代王室大墓1004号墓穴发现了“牛”鼎与“鹿鼎。两只鼎内各刻有两个铭文，一个读作“兕”，一个为鹿。原则上讲这两件文物所处的朝代，上面的两个文字符号应是器主族徽，而铭文的刻画有点像现在的“写生”，具有很强的绘画性质，它与甲骨文之间的区别是铭文更具简约标志性。商晚期，牛和鹿两种动物都可以看的到，从同期甲骨文记载均属主要狩猎的目标，也因它们通常的生活环境是沼泽森林，安阳殷墟西侧则是太行山，所以有机会成为青铜器纹样的一种题材，甚至为家族标志。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日本举办了期名为《中华美的精粹》的展览，其中展出了一件很大的虎樽，樽为古代盛酒待客的容器，此樽腹部的中央为一只虎头但身体却被分为左右两半对称，虎口下有一人形。虎尊肩部饰游龙。而龙这类神话生物的出现，依仗史料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且多出现在青铜水器，从龙纹的长犄角和虎躯上的花纹可以判断出，此樽应是西周时期制作。应该作为主体花纹的兽面纹却被安排到腹部，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周朝创建伊始周王励精图治吸取前人经验，对社会的一些具体习惯下了很多安排，如不准“嗜酒”。因为在他看来，“嗜酒”是商王朝灭亡的一部分因素，所以此物的设计思路可以说受到了些冲击，再看此龙纹头上有条细长的符号，前面介绍“大、小兽”面纹时已纹，小兽面纹饰没有这个图案的，而此符号图形在龙口中，形状貌如舌头又与甲骨文的“舌”字所象之形近似①，由此可以确定是表达龙纹的“舌头”指在舔食着。而虎口下的人形赤身裸体，人口中舌头像柳絮一样垂下，可以说是舌头上散发着“气”，人物图形代表着亡魂或者“神”。在周朝时期，青铜器运用在祭祀仪式上已根深蒂固。西周青铜器铭文常有祖先或者亲人位于“天庭”的内容，也有因为功德而配享上天者，但并非只有亡者才有资格“上天，位列仙班”。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周厉王铭文：“有（旧）余隹（虽）小子，……经拥先王，用配皇天”。虎扮演了“宇宙中心”地球和阴阳调和的形象，太一帝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图中虎形是帝王的化身[1]。所以此物可以认定为受命于天，受祖荫德。 （二）其他青铜纹饰兴起始末
自夏禹传启以来，公天下变为了家天下， “家”在此处指的是帝王家族的传承，我感觉从字面意义上它并不缺少广泛的适用性。作为之后封建社会的权威龙纹，在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西汉的龙纹发展很有意义。龙纹及夔龙纹也属青铜器的主要纹饰，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夔如龙一足”。因此我们可以把有独角独足的爬虫状纹饰统一称为夔龙纹。夔龙这一名词的由来，相传是舜时期的二位臣子，夔为乐官，龙为谏官，《书.舜典》：“伯拜稽首，让于夔龙。”之后孔传：“夔龙，二臣名。”夔龙纹、鸟兽纹在周朝的异军突起并不是无根之木。例如宝鸡林家村及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乡黄土坡村西周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以兽面纹为主，云雷纹及鸟纹夔龙纹为辅，但比较商代有了新的发展，装饰部位例如边角棱块兽首装饰也开始流行，商代在青铜器上留印族徽制铭则保留下来，周朝初期同时也具有代表中国青铜器时期技术工艺发展鼎盛时期的水平。而周中期则有了很大的变化，前文讲过，周王励精图治以吸取前代商朝灭亡的教训，也因为当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工具繁多，人们对于野兽的恐惧大大减少。兽面（饕餮）纹逐渐退出大型祭祀用品主体装饰的舞臺，青铜器的纹饰领域也重新洗牌，更多装饰类的纹样大量出现如波纹、波曲纹、窃曲纹、重环纹等等。也有人说这类纹样表示的是人们对大海未知的敬畏和商代的兽面纹属同一意味，笔者并不赞同，也是因为周朝青铜器除去纹样的更替，铭文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内。可以说青铜器纹样的“传承”意味在周朝是发展到巅峰，它不单是作为一种祭祀时敬畏的用品，把它的原始性与非功用性区分开，更多的是作为“礼器”的存在。统治者赋予青铜器纹样的“礼”笔者认为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②，属于阶级分工明确的一套体系。
五、结语
商周青铜器纹样的更替很有历史性的意义，商朝晚期至周朝初期无疑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纹样发展的巅峰，之后青铜器纹饰在西周中期的变更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神话、未知的崇拜转为对人、生活及大类世俗活动的一种歌颂。传承与继承祖先的优良品德成为人们的一种向往，青铜器纹饰变成赞美生活，宣扬功德等叙事装饰。从兽面纹过渡到曲纹，带有浓浓的时代特色对于考古工作者鉴定青铜器古物的历史归属有着决定性作用。在国外，同期或者更早时期也发现了青铜文化。而中国式家族传承的起源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口数量和生活环境，受这两方面约束，中国先祖在对青铜器的装饰和纹样有着显而易见的发展、变化。分析青铜器纹样的发展可以从中解答，这就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徽章。
参考文献：
[1]邓淑萍.古代玉器上奇艺纹饰的研究[J].故宫学术季刊，1986，（04）：1-58.
[2][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M].常耀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