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清代中期，国人对本土的艺术还相当自信，在17世纪初便已风行国内的西画，并未得到上层社会完全认同。尽管皇帝大多非常欣赏西方绘画，但并不喜欢其明暗对比强烈的人物画，所以对传教士画家的创作经常干预。宫廷里的洋画家为迎合皇帝的趣味，只得“抛弃平生所学，而另为新体，以曲阿皇上之意旨”。
　　明清文人士大夫和专业画家对洋画的评价更差，清代著名画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讽其“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自然，在当时较有化修养的收藏家的藏品中，也很难看到西洋风格画作。
　　但很快，国人对老外的艺术有了全新认识。光绪年间至宣统末，李叔同、陈抱一先后东渡日本研习西画，其后有李超士、王静远、吴法鼎等画家赴去国求学，到英、美、意等国学画者也不断增多。不久，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开设的美术学校中，不仅有诸多海归画家任教，也有不少洋画家受聘。
　　民国时期，西画进入国内藏家的视野。被称作“中国收藏西洋美术第一人”的孙佩苍为筹建现代美术馆，在旅欧期间搜购到库尔贝、德拉克洛瓦、列宾等创作的—批经典油画。蔡元培游学德国期间，也曾购藏十余件立体派版画。频繁的中西艺术交流，使西画在国内逐渐普及。更重要的是，东西洋艺术市场对国内影响日重。齐白石1917年正式定居北京时生意惨淡，扇面标价仅两个银元，是普通画家的一半。五年后他随陈师曾到日本东京参加画展，所携画作高价售罄，二尺的山水画卖至250银元。他由此名声大噪，在北京的画价陡升。
　　新中国开放后，来华的外国商人和游客增多，一些甜美精细型油画和传统型中国画因被其购作室内陈设，在国内行情猛涨，很多畅销画家的作品价格在1990年代已升至数十万元。
　　被称作“当代艺术”的前卫型油画市场也是从国外引爆，以2006年张晓刚的《大家庭》在纽约苏富比拍至98万美元（合人民币近800万元）为转折点，“当代艺术”代表画家们出口转内销，身价扶摇直上。
　　国人百年来对西方艺术及市场的追随，是弱者心态使然。在自然界，个体弱小的鲦鱼因难以抵御天敌而群居，并以群体中强健者为首领，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
　　古代中国的综合国力曾引领世界千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携带英王馈赠的19宗、590余件精品来寻求通商，乾隆断然拒绝并回信：“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而，鸦片战争后国势衰微，国人面对大举入侵的西洋文化自信渐丧，多数人认可了欧美文化的中心地位。正如唯头鱼是瞻的小鲦鱼，国人不仅接受了西方的艺术标准，也将其购藏品位奉为圭臬。
　　近年，中国藏家掀起了对西方艺术的追捧潮。2010年至2013年，共有500余位内地买家到苏富比竞买“非中国艺术品”，总成交额逾3.78亿美元。前年，万达集团在纽约佳士得以2817万美元拍得毕加索的《两个小孩》，2014年底，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在纽约苏富比以6177万美元拍得梵高的《雏菊与罂粟花》（各合人民币1.72亿元、3.77亿元）。2015年的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夜场，成交价最高的梵高的《阿里斯康道路》、排名第三的毕加索的《盘发髻女子坐像》、排名第五的莫奈的《睡莲池与玫瑰》均为中国内地买家所竟得（各为6633万美元、2993万美元、2041万美元）。
　　高价竞购的背后，蕴藏着实力派买家的国际化视野与雄心，但也有国外资深分析师认为：多数中国藏家对西方艺术品尚在追捧名号阶段，皆以曝光率和知名度为导向，他们最喜欢的是西方艺术圈中少数几位被普通中国人熟知的名字，所买下的也并不都是精品，其一掷干金更能代表中国土豪的整体趣味，这非常符合著名的鲦鱼效应。
　　国际艺术品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买家，让中东土豪都相形见绌，但弱者的跟风心态是否依旧，还是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