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起源于魏晋宴游诗和行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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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平在《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一文中,通过对谢灵运诗之传承、体势、演进轨迹的切实把握,对中国山水诗的渊源问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从中国诗歌中山水成分的发展和谢诗创作历程来看,山水诗出于玄言诗的旧说大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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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65岁时在《答聪上人书》中说"仆自贞佑甲戌南渡河时,犬马之齿二十有五,遂登杨、赵之门",与著名诗人辛敬之、雷希颜等相交,"痛自鞭策,以攀逸驾。……进而学古诗,一言半辞传在人口,遂以为专门之业,今四十年矣。见之之多,积之之久,挥毫落笔,自铸伟词,以惊动海内则未能,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戆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这是元好问对自己四十年来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成就的总体评价。他对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建树如此自负自信,绝非仅就丁丑岁、年28时所作的《论诗三十首》而言,
1990年八月中旬,在元好问八百周年诞辰之际,在他的故乡山西忻州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召开学术研讨会。与会的近百人,日本学者小栗英一和美国学者魏世法教授也欣然参加。
中国古代绘画和诗歌几乎同步发展,至唐宋以后,这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元代诗人杨维桢曾言:"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东维子文集·无声诗意序》)唐宋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已成为人们赞赏诗与画的美学标准。一些优秀的诗作,往往有画家将诗的意境用图画表现出来,以诗为题考核画师,在宋代已相当流行;而一些优美的图画也往往有诗人题诗咏歌,形成了诗歌天地里的别一洞天——题画诗系列。题画诗滥觞于唐,发展于宋,至元明清蔚然成风。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小说有文言和白话两个流派。文言小说从来就是给人读的,它在表达方式上积累了今天称之为现代小说的许多因素,但文言小说受它语言媒介的局限,反映和表现生活,读者层面等等都受到严重的限制,未能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构成中国小说主流的是白话小说,白话小说从勾栏瓦肆"说话"中脱胎出来,它虽然已是书面文学,但从结构类型到叙事方式,无不受到"说话给听众听"的模式的深刻影响,《金瓶梅》固然没有完全脱尽"说话"的胎记,但它却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表达方式上完成了从让人"听"到给人"
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憧憧往来.从尔思.咸其脢,咸其辅、颊、舌。 这是《周易》咸卦剔除了爻题和断占之辞后的爻辞本文,一般认为,《周易》的文学艺术性主要体现在爻辞方面,卦辞中虽也有一些较为生动的作品,但为数有限,大多具有文学色彩的记述、描写、歌谣等,还是见存于爻辞之中。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周易》的爻辞,往往又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爻位(爻题)、爻辞本文(不少是民间歌谣和传说)以及断占之辞(《周易》作者预言吉凶休咎的话)。现在的情况是,完整的爻辞本文为释爻义的需要而被肢解为六个部分,某些有韵的爻辞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词学研究的辉煌时期,标志这个时期的,一方面是对渺如烟海的古典词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此以《全宋词》(唐圭璋)、《全清词钞》(叶遐庵)的编选完毕,最大规模的词苑结集《强村丛书》(朱祖谋)的问世,《词曲史》(王易)的出版,以及第一个词学专门阵地《词学季刊》(龙榆生)的创刊为证;另一方面是,继晚清学者词学专家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等人之后,一批青年词学专家迅速成长为词坛主将,在继承和总结前人词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对词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研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多年来一直为学术界所冷落。本书是"五四"运动以来首部系统评价曾巩的专著。全书分十章,计20万字,著者结合北宋政治与文化的广阔背景,具体考察了曾巩所以成为古文大家的诸种因素,依次评析了曾巩的政治与文学思想、散文成就与艺术渊源以及曾巩的历史影响与评价;对历来争论较多的曾巩诗歌也作了较客观公允的分析。此外,还在广泛搜求笔记、方高、族谱所存史料的基础上,就曾巩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作了澄清式的考辨。
自从"五四"文学革命,白话诗成为中国诗歌的正宗,七十多年过去了,被取而代之的古典诗歌并未寿终正寝,乐此不疲的创作者代不乏人。并且,由于此类创作的形式有复古守旧的意味,不宜提供发表,反倒纯洁了动机,写作全为自娱。必定是这种古老的诗歌形式中蕴藏着极大的魅力,才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弄笔者。对古典诗歌魅力的探究,因此成为不会过时的课题。
《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张乘健《敦煌发现的〈董永变文〉浅探》力主《董永变文》"在中国古事的主体上奇妙地渗进古印度神话文学的成份","这是中印文化奇妙的交流中所产生的一段荒诞而甜蜜的因缘"。对于这个结论,笔者认为甚误,仅从张文"‘田常’斟疑"一节,议其论据及论证方法的大误。
刘振东《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意义》(《济宁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散文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