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语文学科成为政治学科的附庸，政治又被狭隘地理解为阶级斗争，致使语文教学高度意识形态化，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语言应用能力培养的目标被扭曲。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先生等语文教育的权威学者，强调语文的工具性——言语的属性，强调语文教学中听说读写综合训练的重要性，这无疑对语文教学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指导作用。主张语文的“工具性”，强调“语文姓语”，其直接的原因是抗拒将语文庸俗性地“政治化”。
　　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语文学科的政治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样，语文的去“政治化”也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因素，决非因为权威学者的提倡或反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语文不可能不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无论“文以载道”或“诗以言志”都离不开政治的裹挟，尽管这里所说的“工具”并非叶圣陶先生所主张的“工具”。政治的窄化和泛化导致语文教学的异化，导致语文教学中思想僵化、情感枯燥与假话、空话、套话的流行。
　　摒弃语文教学的泛政治化，既是时代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语文教师的共同愿望。然而，强调工具性似乎并没有迎来语文教学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代社会展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逻辑，政治作为一种自我确证方式的虚幻性体验，它最终瓦解了人们对政治的热忱。历史进入一个政治淡化阶段，知识分子失去积极参与政治的亢奋心态，语文教师和语文教学急切摆脱“政治化”的羁绊，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即言语特性。吊诡的是，今日的中国社会已经由“过度政治化”，蜕变为“过度私人化”或“经济化”。在这种背景下，语文教育工具化的主张显得精神苍白、思想贫血。语文天然地蕴含着人文性，语文教育应然地要佐助学生人格的完善和德行的养成，一味地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化，语文教育体现的是冷冰冰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时代不同了，但语文教育同样为社会历史潮流所裹挟。当整个社会逃离崇高、回避英雄、躲闪庄严、拒绝高雅成为一种时尚时，语文教育中一味突出语言的应用规范及语文教学的标准化练习等等，这种工具化语文所带来的是人格的萎缩和文化历史意识的后撤。当语文教学从政治历史的视野中退缩并将精神生活交给世俗规定的生活世界时，恰恰适应了应试教育功利化的需要。
　　有学者说，今天已不是诗歌的时代，同样不是哲学的时代，今天是大家过平常日子的时代。这种日常生活不需要诗人把它提升到诗的境界，也不需要把它提升到理念的世界；不必以为读点诗歌就比读武侠小说高雅，也不要以为读点哲学比听流行音乐更为深沉。由文化塑造的精英意识在瓦解，文化与人文知识分子不断地被边缘化，这种文化病象标志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沦丧。
　　当我们的心灵追求不再向往优美和高贵，当我们的情感在娱乐世界的享受中枯萎时，语文作为思想的家，它绝不仅仅意味着句式的规范和写作表达的圆熟。沈从文评穆时英作品时说：“技巧必有所附丽，方成艺术。偏重技巧，难免空洞；技巧愈量，自然转入邪僻。”是说文学离不开生活，文字的技巧关联着人生的意义。这同样提醒我们，语文教育在关注“语用”的同时，亟须彰显“语用”中的人文色彩，人文精神的张扬即是语文之大“用”。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质彬彬，成君子气象。
　　语文教学强调人文性，体现了语文教育应有的尊严与高贵，它既是民族和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文化的题中之义，更是语文教育回归学生精神人格培育这一宗旨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