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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1470－1559年)，初名壁，一字征仲，号衡山居士，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明代著名的画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吴门四杰”。出身仕宦，常与名士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交游，时称“吴中四才子”。
文徵明的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全才。正如王世贞所言：“吴中诗述徐祯卿，书述祝允明，画则唐寅伯虎，彼白以专技精诣哉，则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当文先生。人不可以五年，信夫，文先生盖兼之也”。其为人处世、诗文书画无不为人所仰慕。
文氏在嘉靖中后期成为“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开创的“文派”影响了吴中地区的几代画家。吴宽称他“书画为当代宗匠，用笔设色，错综古人，闲逸清俊，纤细奇绝，一洗丹青谬习”。由此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生平与性情
文徵明良好艺术修养的形成，首先应追溯到其家庭的影响，良好家庭环境也培养了他温雅的性情。性情的不同，在某种程度而言对艺术特色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其父文林(1445-1499年)为成化壬辰进士，曾官南京大理寺丞及温州知府，是一位清廉的官员。张咏《吴中人物志》记载：“其先衡山人，世为武胃。大父从其兄兵中，署散骑舍人来浙江，因家长洲。父洪，乡荐授沫水教授，林举成化壬辰进士，除永嘉令，有族能。改知博平，召还朝，补南京太仆寺垂。”文林对文徵明寄予厚望。文氏八九岁时语言犹不分明，文林却毫不气馁道：“此儿他日必有所成，非乃兄所及也”。文林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为其请了最好的老师。其文师吴宽，画习沈周，书学李应祯，此三人皆一代名流。文徵明从师于他们，在诗文书画方面受到良好的教育。
优良的家庭教育，亦造就了文徵明温和的性格与广阔的胸怀，这也使他交往广泛。《新倩籍》说他“性专执，不同于俗。不饰容仪，不近女妓，喜淡薄。铸类有小过，时见排抵。人有薄技，亦往往叹誉焉”。因此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文人。《明史·文徵明传》中有云：“吴中自吴宽、王鳌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驱驰，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裹、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毅祥、彭年、周天球、钱毅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不难看出，在吴宽、王赘后，文徵明开始主持吴中风雅，并“与之异轨而齐尚，日欢然无间也”。
生于官宦之家的他，最初的理想是求取功名，但“十试有司，每试辄斥”。从26岁起至53岁，居然考十次，但都未中，求仕之途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五十四岁时由诸生被举荐为翰林待诏，编修国史。进入官场后看到宫廷纷争，官场险恶，遂萌生去意，故不满三年就借辞职还家，筑室称“玉磐山房”，于是便“杜门不复与世事，以翰墨白娱”。最终顿悟到了多年谋求的仕途之道并非其真正归宿。曾写《病起遣怀》诗以明志：“潦倒儒宫二十年，业缘仍在利名间，敢言冀北无良马，深愧淮南赋小山。病起秋风吹白发，雨中黄叶暗松关；不嫌穷巷频回辙，消受炉香一味闲。”此后他抛弃一切杂念，书画成为他晚年最大的快乐与追求。从事书画创作三十余年，名声喧赫一时。四方求诗文书画者极众，堪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书画者纷至沓来，以致“海宇钦慕，缣素山积”。但文氏对于豪贵富商之请，则片褚不易得，尤其是王府中人，求其笔墨更是万难。对倚官仗势者尤为反感，作为好友的何良俊深有体会，“衡山先生于辞受界限极严，人但见其有里巷小人持饼饵一薯来索画者，欣然纳之，遂以为可免。尝闻唐王曾以黄金数纷，遣一承奉贵捧来苏，求衡山作画。先生艰拒不纳，书不肯启封。此承奉遗巡数日而去”。其人生信念可见一斑。
文氏淡泊名利，金钱不系于心。《双玉堂丛话》说：“文徵明家居，郡国守相连车骑，富商贾人珍宝填溢于里门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蹄”。也正因为如此，其时作伪者纷纷，使得“四夷贡道吴门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见先生为恨。然诸所欲请于先生，度不可，则为募书生、故人子、姻党，重价购之。以故先生书画遍满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
师承关系与艺术创新
文徵明19岁开始学画，26岁拜一代大家沈周为师，毫无疑问受沈周画风的影响甚大。沈周长文42岁，可以说是前辈大家，但却很看重这个学生。而文徵明也极为尊重这位老师，常称沈周为“我家沈先生”。文嘉的《先君行略》中记道：“(文徵明)性喜画，然不肯规矩模拟。遇古人妙迹，惟览观其意；而师心白诣，辄神会意解。至穷微造妙处，天真烂漫，不减古人。时石田先生沈公周为公前辈，雅重公文行，见公所作小幅，亦极加叹赏”。两人在作画上为师徒，在文学上却互相切磋，有很多唱赠诗作。沈周有《赠徵明》诗：“老夫开眼见荆关，意匠经营惨淡间。未用荆关论画法，先生胸次有江山。”
但文氏并未专师一门，而是致力于赵孟頫、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和吴镇，兼取赵孟頫枯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细笔则取法郭熙、王蒙，布景繁密，造型规整，时见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故谢肇涮《五杂俎》有言：“文徵仲远学郭熙，近学松雪。而得意之笔，往往以工致胜。其气韵神采，独步一时，几有出蓝之誉矣。”
在临摹和学习古代名迹后，他的艺术风格得以创新。特别是其用笔方面有了自己的面貌。如董源、巨然的画皴线大都湿润，轮廓线和皴线内外不分，然文氏作品的外轮廓线却是清晰略重，在苍劲浑厚之余而不失温润，笔墨没有干枯狂躁之弊，并运用书法的用笔来勾皴点染，表现力丰富，节奏感强。其用线不是刚硬凝浑的，而是枯淡松软的。他吸收了元代王蒙的画风，但比“元四家”的更加工整严正。全图布局精心，用笔细谨，树石穿插勾写，皆一丝不苟，无一笔随意，创造出了一种秀丽、细润、雅致一路的艺术风格。如在《古木苍烟图》中，近景浅渚坡石之上写古木六株，尽显荒疏古寂之气。颇似倪云林的《六君子图》，一水相隔的中景坡石之上，几间房屋掩映在树丛之中，似隐士之居所；远景是绘石山与飞泉。几笔重墨点出石山上不多的草木，山体结构的处理以及用笔方式，吸取了黄大痴的法度。整幅画文氏用渴笔淡墨绘制，笔墨在疏中求密。尽管看似简疏的笔法，却包含了多重的复笔勾皴，松秀沉稳、淡定自然。其画皴擦多于渲染，于干淡简练中透出腴润，给人以空寂苍茫、冷逸古雅之感，这与他独特的审美理念有很大关系。文徵明崇尚古意逸气，特别是宋代画风，以及赵氏绘画的古意和王蒙结构的繁密特点都被他融入到自己的山水画中。故董其昌称其“精工古雅，有唐、宋名家风格，胜国画手不足师矣”。
在用墨方面，文徵明也有许多创新之处。如他吸收了倪瓒那种惜墨如金的精神，并借鉴了赵孟頫、黄子久的墨法，并使之与“云林墨法错综”起来，显示出其墨法精微、意境清幽古朴的山水画风格。如 在《石壁飞虹图》、《千林曳杖图》、《积雨连村图》等画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题材与墨色特点
文徵明的绘画题材为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并一专多能，既能工笔，亦能水墨。其创作题材，多表现文人雅士闲情逸趣。
在文氏的山水画中，最为人们称颂的是青绿山水画，能入神妙之境。但他的“粗文”和“细文”的墨笔山水也不容忽视。这反映出其转益多师，面目众多的特色。其“细笔”一路的画法受元四家及沈周的影响较大，其中当以《绿荫长话图》轴为代表作。此画起手处是树的绿荫下坐二人对话，其上是岩壑中蜿蜒曲折的夹道，深往深处。夹道两旁山重峦复，杉柏耸立，一水自深处流出。构图缜密深邃，气势缓绰宽畅。
此外，还有如《真赏斋图》、《惠山茶会图》、《东园图》等画作，作品中用笔精致，色墨相得益彰，古意盎然。他的山水画大多描绘文人雅聚之景，将人物与山水有机结合起来，突出表现一种文人超然物外的境界与风骨，而且笔墨精劲，这是文徵明山水画的一大特色。如《溪桥策杖图》中，以水墨画古木溪桥，笔墨粗简劲挺，气势磅礴，且不失古雅蕴蓄，为晚年“粗文”风格作品。
在人物画方面，这类题材一般不画任何配景，反映了文徵明的美学思想。代表作有《湘君湘夫人图》。画中自题：“余少时阅赵魏公所画湘君湘夫人，行墨设色，皆极高古，石田先生命余临之，余谢不敢。今二十年矣，偶见画娥皇女英者，顾作唐妆，虽极精工，而古意略尽。因仿佛赵公为此，而设色则师钱舜举。惜石翁不存，无从请益也。衡山文徵明记”。文氏的审美意识中追求的是格调高雅古朴的艺术特色，其人物画并不刻意追求外在的形似，更注重刻画人物内心的世界与精神，追求的是内在的神韵。
在花鸟画上文氏也有杰出贡献，其花鸟画自成一派，水平并不逊于前人。《契兰堂书画评》曰：“衡山精细山水，得伯时、营丘之妙。花鸟不让宋元”。他最喜欢画兰竹，曾言道：“余最喜画兰竹。兰如子固、松雪、启南、竹如东坡与可及定之、九思，每见真迹，辄醉心焉，居常弄笔，必为幕仿。”并努力学习前代画兰竹名家，画兰竹几乎成癖。其兰竹画仍大体上保持了元人的从容幽雅，笔画飘逸而不纵肆，情感的表达也基本上是行草书笔意的抒发。《兰竹图》即是文氏花鸟画的代表作之一。此长卷写幽兰丛生，或与棘条相杂，或生于湖古之侧，或长于流水之滨，或招展于平地，千姿百态，神清骨秀。以淡墨写兰，浓墨写竹，飞白勾石，细笔写草，笔墨潇洒，随手成形，风姿绰约，笔意纵横，神韵满卷。作品在笔墨和布局上所共同追求的是繁中求简，乱中见整，熟中求生，平中见奇的特点。
文氏的花卉虽师从沈周，但工写结合，有个人的特色。如藏于台北故宫的《桃花图》，桃花精巧工细，叶的阴阳向背表现淋漓，树的勾皴与枝的穿插十分讲究，写意而不失法度。另有《双柯竹石图》，也是文徵明花鸟画佳作，并有白题诗日：“书几薰炉静养神，林深竹暗不通尘；斋居见说无车马，时有敲门问药人”。表现的是一种幽居的生活状态，以及他对清静脱俗的山居生活向往。在画面中，竹子的塑造最见精神。文氏用浓墨画竹，笔笔清晰，谨慎健朗，将竹的内在精神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而苔点比沈周的略为细小繁密，整体上给人以文雅沉静之感。
在着色方面，文氏也是有创造性的发展。元四大家都不太重视色彩，少数着色的作品也多是浅绛。文氏不但重视应用和发展元四大家的浅绛着色，而且还深入研究一般唐宋青绿山水的着色法。他把这种主要适应宫廷贵族趣味的富丽浓艳着色法转变为与文人情趣相一致的画法，并在不少作品中又将二者“错综”到一起，于鲜丽中见清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就具有了装饰性、抒情味等特征，从而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文徵明在书法方面亦取得突出的成就。他行、草、隶、篆各体皆工，尤其是楷书可谓登峰造极的地步，是继王羲之、赵孟頫之后又一集大成的书法家。王世贞认为他“文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行笔仿苏、黄、米及《圣教》，并加以变化，遂自成家。明代注重楷、行、草的发展，而篆、隶二体，少有人问津。文徵明却能篆善隶，文嘉评其“隶书法钟繇，独步一世”。
结论
无论在绘画史，还是书法史上，文徵明都堪称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巨匠。其书画双绝，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通，如此全面且成就高深，纵观历史恐惟有赵孟一人可比。
结合全文的论述，文徵明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跟家庭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关系，尤其是其父文林对他的引导，以及具备了良好的性格和文化修养，这些都是他广受欢迎的因素，与志同道合的友人间的诗文唱和与文艺聚会，无疑为文徵明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雅趣。文徵明虽然屡试不第，但是这二十七年间，他的诗文、绘画创作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都为他此后的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其绘画风格重要的还是跟师承关系和艺术创新有关，文徵明充分吸收了前代名家的法度，除了沈周，还有赵孟頫、王蒙、吴镇等各家，可谓集诸家于一体，最终形成了个人的面貌。
再者，通过题材和笔墨设色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其用笔松秀沉稳、淡定自然，给人以古雅清丽之感。而在着色方面，把宫廷青绿法和文人情趣结合在一起，取得很好的效果。
明代中期画坛，“文人画”盛极一时，以“吴门派”最为突出。其中文徵明是最有影响力的大画家之一，如果说沈周是吴门画派的奠基者，那么，文徵明即是确立“吴门画派”的主将，对于推动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文徵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也必将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画做出了贡献。
文徵明的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全才。正如王世贞所言：“吴中诗述徐祯卿，书述祝允明，画则唐寅伯虎，彼白以专技精诣哉，则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当文先生。人不可以五年，信夫，文先生盖兼之也”。其为人处世、诗文书画无不为人所仰慕。
文氏在嘉靖中后期成为“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开创的“文派”影响了吴中地区的几代画家。吴宽称他“书画为当代宗匠，用笔设色，错综古人，闲逸清俊，纤细奇绝，一洗丹青谬习”。由此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生平与性情
文徵明良好艺术修养的形成，首先应追溯到其家庭的影响，良好家庭环境也培养了他温雅的性情。性情的不同，在某种程度而言对艺术特色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其父文林(1445-1499年)为成化壬辰进士，曾官南京大理寺丞及温州知府，是一位清廉的官员。张咏《吴中人物志》记载：“其先衡山人，世为武胃。大父从其兄兵中，署散骑舍人来浙江，因家长洲。父洪，乡荐授沫水教授，林举成化壬辰进士，除永嘉令，有族能。改知博平，召还朝，补南京太仆寺垂。”文林对文徵明寄予厚望。文氏八九岁时语言犹不分明，文林却毫不气馁道：“此儿他日必有所成，非乃兄所及也”。文林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为其请了最好的老师。其文师吴宽，画习沈周，书学李应祯，此三人皆一代名流。文徵明从师于他们，在诗文书画方面受到良好的教育。
优良的家庭教育，亦造就了文徵明温和的性格与广阔的胸怀，这也使他交往广泛。《新倩籍》说他“性专执，不同于俗。不饰容仪，不近女妓，喜淡薄。铸类有小过，时见排抵。人有薄技，亦往往叹誉焉”。因此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文人。《明史·文徵明传》中有云：“吴中自吴宽、王鳌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驱驰，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裹、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毅祥、彭年、周天球、钱毅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不难看出，在吴宽、王赘后，文徵明开始主持吴中风雅，并“与之异轨而齐尚，日欢然无间也”。
生于官宦之家的他，最初的理想是求取功名，但“十试有司，每试辄斥”。从26岁起至53岁，居然考十次，但都未中，求仕之途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五十四岁时由诸生被举荐为翰林待诏，编修国史。进入官场后看到宫廷纷争，官场险恶，遂萌生去意，故不满三年就借辞职还家，筑室称“玉磐山房”，于是便“杜门不复与世事，以翰墨白娱”。最终顿悟到了多年谋求的仕途之道并非其真正归宿。曾写《病起遣怀》诗以明志：“潦倒儒宫二十年，业缘仍在利名间，敢言冀北无良马，深愧淮南赋小山。病起秋风吹白发，雨中黄叶暗松关；不嫌穷巷频回辙，消受炉香一味闲。”此后他抛弃一切杂念，书画成为他晚年最大的快乐与追求。从事书画创作三十余年，名声喧赫一时。四方求诗文书画者极众，堪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书画者纷至沓来，以致“海宇钦慕，缣素山积”。但文氏对于豪贵富商之请，则片褚不易得，尤其是王府中人，求其笔墨更是万难。对倚官仗势者尤为反感，作为好友的何良俊深有体会，“衡山先生于辞受界限极严，人但见其有里巷小人持饼饵一薯来索画者，欣然纳之，遂以为可免。尝闻唐王曾以黄金数纷，遣一承奉贵捧来苏，求衡山作画。先生艰拒不纳，书不肯启封。此承奉遗巡数日而去”。其人生信念可见一斑。
文氏淡泊名利，金钱不系于心。《双玉堂丛话》说：“文徵明家居，郡国守相连车骑，富商贾人珍宝填溢于里门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蹄”。也正因为如此，其时作伪者纷纷，使得“四夷贡道吴门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见先生为恨。然诸所欲请于先生，度不可，则为募书生、故人子、姻党，重价购之。以故先生书画遍满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
师承关系与艺术创新
文徵明19岁开始学画，26岁拜一代大家沈周为师，毫无疑问受沈周画风的影响甚大。沈周长文42岁，可以说是前辈大家，但却很看重这个学生。而文徵明也极为尊重这位老师，常称沈周为“我家沈先生”。文嘉的《先君行略》中记道：“(文徵明)性喜画，然不肯规矩模拟。遇古人妙迹，惟览观其意；而师心白诣，辄神会意解。至穷微造妙处，天真烂漫，不减古人。时石田先生沈公周为公前辈，雅重公文行，见公所作小幅，亦极加叹赏”。两人在作画上为师徒，在文学上却互相切磋，有很多唱赠诗作。沈周有《赠徵明》诗：“老夫开眼见荆关，意匠经营惨淡间。未用荆关论画法，先生胸次有江山。”
但文氏并未专师一门，而是致力于赵孟頫、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和吴镇，兼取赵孟頫枯木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细笔则取法郭熙、王蒙，布景繁密，造型规整，时见棱角和变形。用笔细密，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故谢肇涮《五杂俎》有言：“文徵仲远学郭熙，近学松雪。而得意之笔，往往以工致胜。其气韵神采，独步一时，几有出蓝之誉矣。”
在临摹和学习古代名迹后，他的艺术风格得以创新。特别是其用笔方面有了自己的面貌。如董源、巨然的画皴线大都湿润，轮廓线和皴线内外不分，然文氏作品的外轮廓线却是清晰略重，在苍劲浑厚之余而不失温润，笔墨没有干枯狂躁之弊，并运用书法的用笔来勾皴点染，表现力丰富，节奏感强。其用线不是刚硬凝浑的，而是枯淡松软的。他吸收了元代王蒙的画风，但比“元四家”的更加工整严正。全图布局精心，用笔细谨，树石穿插勾写，皆一丝不苟，无一笔随意，创造出了一种秀丽、细润、雅致一路的艺术风格。如在《古木苍烟图》中，近景浅渚坡石之上写古木六株，尽显荒疏古寂之气。颇似倪云林的《六君子图》，一水相隔的中景坡石之上，几间房屋掩映在树丛之中，似隐士之居所；远景是绘石山与飞泉。几笔重墨点出石山上不多的草木，山体结构的处理以及用笔方式，吸取了黄大痴的法度。整幅画文氏用渴笔淡墨绘制，笔墨在疏中求密。尽管看似简疏的笔法，却包含了多重的复笔勾皴，松秀沉稳、淡定自然。其画皴擦多于渲染，于干淡简练中透出腴润，给人以空寂苍茫、冷逸古雅之感，这与他独特的审美理念有很大关系。文徵明崇尚古意逸气，特别是宋代画风，以及赵氏绘画的古意和王蒙结构的繁密特点都被他融入到自己的山水画中。故董其昌称其“精工古雅，有唐、宋名家风格，胜国画手不足师矣”。
在用墨方面，文徵明也有许多创新之处。如他吸收了倪瓒那种惜墨如金的精神，并借鉴了赵孟頫、黄子久的墨法，并使之与“云林墨法错综”起来，显示出其墨法精微、意境清幽古朴的山水画风格。如 在《石壁飞虹图》、《千林曳杖图》、《积雨连村图》等画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题材与墨色特点
文徵明的绘画题材为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并一专多能，既能工笔，亦能水墨。其创作题材，多表现文人雅士闲情逸趣。
在文氏的山水画中，最为人们称颂的是青绿山水画，能入神妙之境。但他的“粗文”和“细文”的墨笔山水也不容忽视。这反映出其转益多师，面目众多的特色。其“细笔”一路的画法受元四家及沈周的影响较大，其中当以《绿荫长话图》轴为代表作。此画起手处是树的绿荫下坐二人对话，其上是岩壑中蜿蜒曲折的夹道，深往深处。夹道两旁山重峦复，杉柏耸立，一水自深处流出。构图缜密深邃，气势缓绰宽畅。
此外，还有如《真赏斋图》、《惠山茶会图》、《东园图》等画作，作品中用笔精致，色墨相得益彰，古意盎然。他的山水画大多描绘文人雅聚之景，将人物与山水有机结合起来，突出表现一种文人超然物外的境界与风骨，而且笔墨精劲，这是文徵明山水画的一大特色。如《溪桥策杖图》中，以水墨画古木溪桥，笔墨粗简劲挺，气势磅礴，且不失古雅蕴蓄，为晚年“粗文”风格作品。
在人物画方面，这类题材一般不画任何配景，反映了文徵明的美学思想。代表作有《湘君湘夫人图》。画中自题：“余少时阅赵魏公所画湘君湘夫人，行墨设色，皆极高古，石田先生命余临之，余谢不敢。今二十年矣，偶见画娥皇女英者，顾作唐妆，虽极精工，而古意略尽。因仿佛赵公为此，而设色则师钱舜举。惜石翁不存，无从请益也。衡山文徵明记”。文氏的审美意识中追求的是格调高雅古朴的艺术特色，其人物画并不刻意追求外在的形似，更注重刻画人物内心的世界与精神，追求的是内在的神韵。
在花鸟画上文氏也有杰出贡献，其花鸟画自成一派，水平并不逊于前人。《契兰堂书画评》曰：“衡山精细山水，得伯时、营丘之妙。花鸟不让宋元”。他最喜欢画兰竹，曾言道：“余最喜画兰竹。兰如子固、松雪、启南、竹如东坡与可及定之、九思，每见真迹，辄醉心焉，居常弄笔，必为幕仿。”并努力学习前代画兰竹名家，画兰竹几乎成癖。其兰竹画仍大体上保持了元人的从容幽雅，笔画飘逸而不纵肆，情感的表达也基本上是行草书笔意的抒发。《兰竹图》即是文氏花鸟画的代表作之一。此长卷写幽兰丛生，或与棘条相杂，或生于湖古之侧，或长于流水之滨，或招展于平地，千姿百态，神清骨秀。以淡墨写兰，浓墨写竹，飞白勾石，细笔写草，笔墨潇洒，随手成形，风姿绰约，笔意纵横，神韵满卷。作品在笔墨和布局上所共同追求的是繁中求简，乱中见整，熟中求生，平中见奇的特点。
文氏的花卉虽师从沈周，但工写结合，有个人的特色。如藏于台北故宫的《桃花图》，桃花精巧工细，叶的阴阳向背表现淋漓，树的勾皴与枝的穿插十分讲究，写意而不失法度。另有《双柯竹石图》，也是文徵明花鸟画佳作，并有白题诗日：“书几薰炉静养神，林深竹暗不通尘；斋居见说无车马，时有敲门问药人”。表现的是一种幽居的生活状态，以及他对清静脱俗的山居生活向往。在画面中，竹子的塑造最见精神。文氏用浓墨画竹，笔笔清晰，谨慎健朗，将竹的内在精神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而苔点比沈周的略为细小繁密，整体上给人以文雅沉静之感。
在着色方面，文氏也是有创造性的发展。元四大家都不太重视色彩，少数着色的作品也多是浅绛。文氏不但重视应用和发展元四大家的浅绛着色，而且还深入研究一般唐宋青绿山水的着色法。他把这种主要适应宫廷贵族趣味的富丽浓艳着色法转变为与文人情趣相一致的画法，并在不少作品中又将二者“错综”到一起，于鲜丽中见清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就具有了装饰性、抒情味等特征，从而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文徵明在书法方面亦取得突出的成就。他行、草、隶、篆各体皆工，尤其是楷书可谓登峰造极的地步，是继王羲之、赵孟頫之后又一集大成的书法家。王世贞认为他“文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行笔仿苏、黄、米及《圣教》，并加以变化，遂自成家。明代注重楷、行、草的发展，而篆、隶二体，少有人问津。文徵明却能篆善隶，文嘉评其“隶书法钟繇，独步一世”。
结论
无论在绘画史，还是书法史上，文徵明都堪称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巨匠。其书画双绝，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通，如此全面且成就高深，纵观历史恐惟有赵孟一人可比。
结合全文的论述，文徵明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跟家庭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关系，尤其是其父文林对他的引导，以及具备了良好的性格和文化修养，这些都是他广受欢迎的因素，与志同道合的友人间的诗文唱和与文艺聚会，无疑为文徵明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雅趣。文徵明虽然屡试不第，但是这二十七年间，他的诗文、绘画创作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都为他此后的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其绘画风格重要的还是跟师承关系和艺术创新有关，文徵明充分吸收了前代名家的法度，除了沈周，还有赵孟頫、王蒙、吴镇等各家，可谓集诸家于一体，最终形成了个人的面貌。
再者，通过题材和笔墨设色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其用笔松秀沉稳、淡定自然，给人以古雅清丽之感。而在着色方面，把宫廷青绿法和文人情趣结合在一起，取得很好的效果。
明代中期画坛，“文人画”盛极一时，以“吴门派”最为突出。其中文徵明是最有影响力的大画家之一，如果说沈周是吴门画派的奠基者，那么，文徵明即是确立“吴门画派”的主将，对于推动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文徵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也必将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画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