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102岁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逝世。获悉这位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功臣离去，社会掀起对他的追思热潮。10月11日，他的家人在其木樨地家中摆设灵堂，供各界人士吊唁。
　　杜润生的一生，用他灵位前的一副挽联可以概括：“心系苍生一号文件留青史;手扶才俊改革大业有传人。”
　　“他一生中的主要时间、精力用在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思考、解决上。”杜的门生、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称其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家、理论家、开拓者、实践者。”
　　1982至1986年，杜润生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工作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理论，把“包产到户”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为饱受争议的“包产到户”提供法律保障。
　　他曾告诉翁永曦，还有一个他“放心不下的待解决重大问题”：怎样减少农村人口，到本世纪中期，转移出去两亿左右的农民，使他们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
　　1990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撤消，但老人家退休后并未停止关于改革的思考和学习，每天都到办公室看文件、看书，找人说话聊天。90岁时，杜润生专门找翁永曦，谈到中国改革还有两个难题没有破解，一是如何用市场经济激励人，二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团结人。
　　“生前死后从来不是毁誉参半，说明这个人是真正有智慧的。”杜润生去世后，翁永曦收到了这样的评价短信。
　　纵观杜润生宦海沉浮的一生，官位只是他为民做事的工具。他从湖北开始与农村结缘，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秘书长的工作经历对杜润生的为人处事有很大影响。“把自己的意见转化为决策者的主张，把千百万农民的呼声，转化为党中央的政策”，这是他最为人称道之处。
　　1990年后，杜润生曾有机会转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但他以一辈子关注农业、还是留在农口为好婉拒。他排斥虚名，据门生回忆，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称号，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几经劝说，他只有两个字：不行。即便对于他创造性提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也只称是农民的首创精神起了关键作用，他只是将其理论化、政策化。
　　杜润生重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在他的培育指点下，一批人现已成为执掌国家经济命脉的砥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中财办主任刘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以及经济学家林毅夫、周其仁和温铁军等。此外，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也曾受教于杜老。
　　“杜老很有意思，他一定让人把话讲完，一定让人把不同意见讲完，一定让人把反对意见讲完，”翁永曦评价。他身上有鲜明的开放自由包容的行事风格，不从意识形态出发、注重实事求是和科学调研。这种作风影响了他的门生，成为他们共同的做事风格。周其仁说，“只要有好的观察、独到的想法，他就愿意听、愿意与你讨论。”
　　退休后，他依然坚持简陋的生活环境，吊唁的家中略显寒酸局促，老旧的房屋内除了一些旧家具，并没有值钱的摆设，但他的风骨志气，仍将激励和推动有识之士建设杜润生之辈改革家所期待的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