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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精心设计的国际高尔夫球场和商务、外交人士频繁出入的使馆区之间，这里在内罗毕的位置有些突兀。在当地古语中，此地的名称有“森林”的意思，但如今，这里却成为肮脏与赤贫的代名词。
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即使保守的估计，这里也生活着近50万人口，而这里面积仅有2.4平方公里，更契合了“森林”一词。
可是“森林”里的居民，日均收入大都不到1美元。他们生活在用铁皮、锡板搭建的棚户里，棚户间的小巷有时不足一个肩膀宽。一场大雨过后，一股“粪便、垃圾与烤木炭”混杂着霉菌的气味沉积在地表，难以散开去。
这里是基贝拉，世界上第二大贫民窟。
有人离去有人涌入
基贝拉的存在与肯尼亚原宗主国有关。一个世纪前，英国统治者把距离内罗毕市中心2公里外的这一小块土地拨给努比亚“国王非洲步兵团”的士兵，他们为英国皇家非洲步兵队服役。不过当时，这些步兵团士兵建造的房屋还是泥质的半永久性建筑。
内罗毕作为独立后肯尼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亟需大量的劳动力，而内罗毕的生活条件相对便利，工作机会更多，也吸引着全国各地渴望机会的肯尼亚人。
尽管这片土地被国有化，最初的努比亚人还是在基贝拉坚持居住了下来。基贝拉靠近市区，便成为前来内罗毕发展的年轻人的首选。努比亚人将房屋租住给前来工作的西部人。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肯尼亚人集聚在基贝拉，泥屋之间的空地上盖起来了新的棚房。
虽然有一少部分居民最终离开了基贝拉，在肯尼亚市区买房居住，但更多的人面对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无力迁出，只能选择留守贫民窟。同时，又有源源不断的居民涌入这个东非最大城市，落脚基贝拉。
于是，肯尼亚独立几十年来，基贝拉的人口不断积聚，居住着班图、尼洛蒂克等40多个族群，虽然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装束，但基贝拉通行的语言已经变成了斯瓦西里语和英语的混杂，同时有多种土语词汇。
贫民窟里还有来自邻国的难民。肯尼亚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但1991年的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大批难民难免涌入。大部分索马里人都居住在边境上难民营，如达达布难民营能够接纳9万人。但总量60万的索马里难民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些营地的接纳能力，大量索马里人只能来到内罗毕等城市找机会，相当多的人选择在贫民窟居住。
周边地区乃至国家的居民和难民在基贝拉不断聚居，如今，这里街巷狭窄，建筑无序，医院、卫生间等基本设施极度缺乏。就在几年前，这里几十万民众没有一个公共卫生间。
这里的街道上看不到一辆汽车，空气中充斥着家家户户土灶里排出的浓烟，如果不是街道上各种斯瓦西里语和英语混合而成的咒骂声，还让人以为回到了非洲的蒙昧时代。
基贝拉的破败景象与肯尼亚政府雄心勃勃的市政规划相抵触，内罗毕也不希望自己的名片是一张“贫民窟”，因此历史上曾经多次试图铲去这个看起来并不光鲜的城市顽疾。
但搬迁谈何容易。
拥挤的街道和惨不忍睹的房屋质量让很多工作只能通过徒手完成。铁皮房屋本就不结实，何况贫民窟很多地区的地面都是废物和垃圾堆积而成，很多棚户直接搭建在这样的地面上。哪怕建造牢靠的房屋，也会因为邻近陋屋的倒塌而遭殃。
这里窃案频发，政府不得不考虑建筑材料被盗的问题。传统上，基贝拉居民的房屋一旦被暴雨冲坏，为了保护建筑材料，当地居民会直接在房屋的残址上搭棚居住，一直等到维修开始。
内罗毕当局还是在2009年9月开始了对贫民窟的改造计划。当局首先宣称拥有基贝拉贫民窟房屋的所有权，开始有计划地转移贫民窟居民。内罗毕当时自信能用2至5年的时间让这里的几十万居民居有其所。
联合国和肯尼亚总理奥廷加支持这个耗资12亿美元的项目。新建立的安置社区将有学校、市场和体育场，条件远远好过贫民窟。
项目起初迅速得到了当地居民的配合。是年9月16日，1500名基贝拉居民乘卡车离开当地。有300套新落成的公寓在新区为他们准备，那里每月的租金仅10美元。
之后的搬迁被当地民众反对。与前来强拆的军警冲突之后，民众开始将政府告上法院。这场诉讼的原告包括80多名贫民窟的房主和移民。而其他民众也对搬迁开始表示不满。一位在当地世代居住的努比亚老者告诉媒体，当地需要的是改造，而不是搬迁。肯尼亚高等法院随即宣布，“在该案审理前，政府不得开始拆迁工作，除非有居民自愿迁离。”
每月10美元的租金实在价廉，但相比贫民窟居民的收入水平而言，缴纳这笔费用存在风险。贫民窟居民的每日最低工资可能低于2美元，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失业居民。有媒体评论，移居到新居的民众如果为了减免费用而与其他家庭合租，则实际上只是将高密度的恶劣居住环境从棚户区转移到了楼房公寓中。
基贝拉搬迁项目目前进展缓慢。一名肯尼亚政府官员声称，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基贝拉贫民窟改造需要1174年。
看样子，基贝拉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改造基贝拉？
继续存在下去的基贝拉最需要的是教育、卫生和安全等基础设施。
2003年初级教育免费制度在肯尼亚推行之后，当地居民的毛入学率有所上涨，但8年级之后的学校入学率急剧下降。中学教育的收费制度使许多家庭负担不起中学学费。基贝拉当地没有一家公立小学，数以万计的小学生不得不接受非正规学校的教育方式，而这些学校正在经受人员和经费问题的困扰。好消息是，这里的孩子渴望教育。“当我放学了，走出学校，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饥饿和贫穷在等待着我。在家我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等待上学的时间到来。”一位肯尼亚女孩对曾经在肯尼亚从事志愿活动的宁先生说。
公共卫生条件的缺乏，让基贝拉民众的生活质量更加恶化。基贝拉人使用飞行厕所——由于贫民窟治安差，抢劫、强奸案件时有发生，贫民窟的老百姓为了自身安全，就“发明”了直接在塑料袋里面解手，然后往窗外一扔的方便方式。基贝拉人甚至买不起卫生巾这样的女性用品。联合国儿基会统计，在基贝拉大量女童在月经期间请假在家，由于随后无法跟上课程进度，她们只能在青春发育期开始时就辍学。“许多留在家里的孩子在十几岁就怀孕、结婚。”儿基会曾经向媒体透露。 严峻的安全问题更是困扰着基贝拉。黑社会控制着基贝拉的部分贫民窟，让这里成为整个城市的藏污纳垢之地。基贝拉与市区其他部分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造成居民间的情感隔阂，更多的人选择加入黑社会，寻求高风险、高收入的收入手段。曾经在当地从事援助活动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真正的贫民窟的深处，外国人是难以长期进入的，现有的活动大都只是在贫民窟的边缘转一圈，国际援助也难以直接作用于贫民窟深处。
当地人在基贝拉也面临安全威胁。2009年，内罗毕女子医院性康复中心共计接收2357名强奸受害者，其中1118名是成年人，包括223名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女性。实际上，很多受害者羞于报案，真实的受害者人数将高于这个数字。
当然，外国人在基贝拉受到排挤的另一层原因是这里已经形成强烈复杂的社区认同。有学者指出，“基贝拉具有排外的性格。这里社区的向心力来自民族和信仰的统一，外来人口想要进入社区内部生活居住，不仅在语言、外貌上存在障碍，而且很容易在情感上被视作‘敌人’。即使能通过一定的社区组织走入社区内部，由于拥挤而庞大的社区本身存在分层隔离，接触到的也只能是有限的阶层。”
但援助活动一旦能够在贫民窟坚持下去，就具有实际意义的产出。走进基贝拉内部并驻扎，人们得以近距离观察贫民窟的人间万象，让基贝拉的人民得到他们所真正需要的教育、医疗和安全保障。
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行动。如中国，除了每年直接向基贝拉捐助各类当地急需的物资外还在这里建立了基贝拉·姆赛多小学。在国际社会援助成立的小学里，当地学生能够得到安全、卫生的教育环境，或许会改变他们的一生。
小巴黎的另一半
基贝拉的孩童们正在等待这座大城市能够将希望降临他们。
但在克劳迪娅眼里，内罗毕已然是非洲大陆最舒适的城市。她居住在与基贝拉相对的北部郊区，那里高大的热带乔木挡住了直射的日光，虽然在热带，由于海拔原因和印度洋海流，那里的早晨甚至有点寒意；在雨季，内罗毕微微倾斜的地形让这里没有非洲地区大城市普遍的积水。
克劳迪娅上个世纪末从南非来到内罗毕工作，至今已经十余年了。在她看来，内罗毕得名“小巴黎”可谓名至实归。
和巴黎相比，小巴黎最吸引外国人的地方是这里便宜的劳动力。对于外国人而言，由于贫民窟的存在，内罗毕的劳动力价格低得超乎想象。曾驻肯尼亚工作的蒋女士曾经告诉本刊记者，在内罗毕仅需不到每月300美元就能雇用到全天值守的保安服务，有时保安的工资甚至包含在房租的价格里——尽管这个工资价格在肯尼亚当地已经算平均收入水平。
由于财源紧缺，内罗毕的公交系统并不发达。但公共设施的缺位为私人部门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克劳迪娅告诉本刊记者，像她这样的外国人出行以私家车为主，甚至一般会雇用司机开车，但普通民众的出行则以乘坐私人中巴、小巴为主。
在内罗毕的城郊，时常可以看到一辆辆丰田或者日产牌的二手汽车在街道上疾驰，售票员站在打开的车门边上，随时搜罗着下一个潜在的客源。过去没有环城公路，从东南部港口蒙巴萨通向内陆的公路运输需要经过内罗毕市中心，小巴和货运重卡车同时行驶在内罗毕坑坑洼洼的公路上，经常发生车祸。
以过低的服务费用为这座城市创造“小巴黎”美誉的同时，低收入也使贫民窟内暗流涌动。基贝拉大部分居民没有固定收入，却要给房东缴纳相对收入而言较为高额的房租，更不用提这里的自来水价格经常被房东私自涨价——水价最贵时相当于人民币20元一吨。房东和租客的矛盾加剧时，在贫民窟内部错综复杂的族群和阶层关系激化下，有时会演化为光天化日下的冲突。基贝拉曾经发生过一场暴乱，有2000多人参与械斗并焚烧房屋，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28人受伤，而事件的起因仅仅因为租金问题。
如果贫民窟的矛盾蔓延至外部，则会对小巴黎造成打击。肯尼亚的安保人员曾经在2011年举行示威罢工。也有评论员认为，肯尼亚9月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商场袭击案件背后，可以看见低工资的安保人员在此次事件中行动不力。
贫民窟的春天
改变贫民窟无非有两种方法。一类如本文开头所说，大刀阔斧，让当地居民彻底搬离迁居到外部安居，或者推行整体的改造规划。这个方案投资巨大，且不说运作过程中遇到的居民阻挠，如果贫民窟的居民没有从中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办法只是让贫民窟改头换面，从平房挪到了公寓楼而已。
政治家偏爱这种办法。每当大选前夕，肯尼亚的政客都会光临基贝拉，承诺改变这里的居住环境，争取这里几十万张选票的支持。只是讲坛上的拉票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基贝拉的改变却在原地踏步。
另一种方法则有赖贫民窟自己的居民。
清晨，太阳刚出地平线，基贝拉就有一群人，穿过迷宫般的小路，在主街上渐渐聚在一起，向同一个方向前进。与衣衫褴褛的典型基贝拉人不太一样，这些男人的工装虽然打着补丁，却看得出是精心打理过的，而女士的衬衫则是新漂洗的。
他们居住在基贝拉，却去城市的另一端工作。
他们每天的目的地，是内罗毕的市中心。那里是内罗毕的CBD，集中着全国工业、商业的核心企业，集中着全国的学校、科研机构，集中着全国的机会和未来。
这一代年轻人不同于在内罗毕仅仅以谋生为目的的老一代。老一代来基贝拉，大概是因为他们之前居住的环境更差。肯尼亚的大多数村庄维持着赤贫状态，虽然遍地是森林、草原和动物，但靠打猎和采摘并不能使他们脱贫致富，只能依靠原始宗教信仰得到精神上的饱足。
而这一代基贝拉，或者出生于此，或是一群来自肯尼亚西部和北边的“内漂”，是主动漂泊在内罗毕，是在首都寻找机会的异乡人。他们坐不起小巴，就徒步上班；吃不起城里的早点，就把前一天晚上吃剩的水果放在口袋里。
并不是每一个基贝拉人都能在内罗毕坚持下去，并最终走出基贝拉，但成功走出基贝拉的人，会成为这里照亮他人的明星。路透社曾经报导过一个名叫基塔乌的贫民窟明星。他出身贫民窟，13岁时父亲死于谋杀，为了养家而贩卖毒品，并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因为毒品，他险些丧命，不过，幡然醒悟后开始帮助基贝拉的年轻人摆脱迷途。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在垃圾箱里捡到了曼彻斯特大学的招生简章，经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欧盟驻肯尼亚工作人员的帮助后，他终于走出贫民窟，实现了自己的读书梦想。
出身贫民窟，也有无限的潜力。
基贝拉的春天，或许就在贫民窟里的他们身上。
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即使保守的估计，这里也生活着近50万人口，而这里面积仅有2.4平方公里，更契合了“森林”一词。
可是“森林”里的居民，日均收入大都不到1美元。他们生活在用铁皮、锡板搭建的棚户里，棚户间的小巷有时不足一个肩膀宽。一场大雨过后，一股“粪便、垃圾与烤木炭”混杂着霉菌的气味沉积在地表，难以散开去。
这里是基贝拉，世界上第二大贫民窟。
有人离去有人涌入
基贝拉的存在与肯尼亚原宗主国有关。一个世纪前，英国统治者把距离内罗毕市中心2公里外的这一小块土地拨给努比亚“国王非洲步兵团”的士兵，他们为英国皇家非洲步兵队服役。不过当时，这些步兵团士兵建造的房屋还是泥质的半永久性建筑。
内罗毕作为独立后肯尼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亟需大量的劳动力，而内罗毕的生活条件相对便利，工作机会更多，也吸引着全国各地渴望机会的肯尼亚人。
尽管这片土地被国有化，最初的努比亚人还是在基贝拉坚持居住了下来。基贝拉靠近市区，便成为前来内罗毕发展的年轻人的首选。努比亚人将房屋租住给前来工作的西部人。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肯尼亚人集聚在基贝拉，泥屋之间的空地上盖起来了新的棚房。
虽然有一少部分居民最终离开了基贝拉，在肯尼亚市区买房居住，但更多的人面对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无力迁出，只能选择留守贫民窟。同时，又有源源不断的居民涌入这个东非最大城市，落脚基贝拉。
于是，肯尼亚独立几十年来，基贝拉的人口不断积聚，居住着班图、尼洛蒂克等40多个族群，虽然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装束，但基贝拉通行的语言已经变成了斯瓦西里语和英语的混杂，同时有多种土语词汇。
贫民窟里还有来自邻国的难民。肯尼亚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但1991年的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大批难民难免涌入。大部分索马里人都居住在边境上难民营，如达达布难民营能够接纳9万人。但总量60万的索马里难民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些营地的接纳能力，大量索马里人只能来到内罗毕等城市找机会，相当多的人选择在贫民窟居住。
周边地区乃至国家的居民和难民在基贝拉不断聚居，如今，这里街巷狭窄，建筑无序，医院、卫生间等基本设施极度缺乏。就在几年前，这里几十万民众没有一个公共卫生间。
这里的街道上看不到一辆汽车，空气中充斥着家家户户土灶里排出的浓烟，如果不是街道上各种斯瓦西里语和英语混合而成的咒骂声，还让人以为回到了非洲的蒙昧时代。
基贝拉的破败景象与肯尼亚政府雄心勃勃的市政规划相抵触，内罗毕也不希望自己的名片是一张“贫民窟”，因此历史上曾经多次试图铲去这个看起来并不光鲜的城市顽疾。
但搬迁谈何容易。
拥挤的街道和惨不忍睹的房屋质量让很多工作只能通过徒手完成。铁皮房屋本就不结实，何况贫民窟很多地区的地面都是废物和垃圾堆积而成，很多棚户直接搭建在这样的地面上。哪怕建造牢靠的房屋，也会因为邻近陋屋的倒塌而遭殃。
这里窃案频发，政府不得不考虑建筑材料被盗的问题。传统上，基贝拉居民的房屋一旦被暴雨冲坏，为了保护建筑材料，当地居民会直接在房屋的残址上搭棚居住，一直等到维修开始。
内罗毕当局还是在2009年9月开始了对贫民窟的改造计划。当局首先宣称拥有基贝拉贫民窟房屋的所有权，开始有计划地转移贫民窟居民。内罗毕当时自信能用2至5年的时间让这里的几十万居民居有其所。
联合国和肯尼亚总理奥廷加支持这个耗资12亿美元的项目。新建立的安置社区将有学校、市场和体育场，条件远远好过贫民窟。
项目起初迅速得到了当地居民的配合。是年9月16日，1500名基贝拉居民乘卡车离开当地。有300套新落成的公寓在新区为他们准备，那里每月的租金仅10美元。
之后的搬迁被当地民众反对。与前来强拆的军警冲突之后，民众开始将政府告上法院。这场诉讼的原告包括80多名贫民窟的房主和移民。而其他民众也对搬迁开始表示不满。一位在当地世代居住的努比亚老者告诉媒体，当地需要的是改造，而不是搬迁。肯尼亚高等法院随即宣布，“在该案审理前，政府不得开始拆迁工作，除非有居民自愿迁离。”
每月10美元的租金实在价廉，但相比贫民窟居民的收入水平而言，缴纳这笔费用存在风险。贫民窟居民的每日最低工资可能低于2美元，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失业居民。有媒体评论，移居到新居的民众如果为了减免费用而与其他家庭合租，则实际上只是将高密度的恶劣居住环境从棚户区转移到了楼房公寓中。
基贝拉搬迁项目目前进展缓慢。一名肯尼亚政府官员声称，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基贝拉贫民窟改造需要1174年。
看样子，基贝拉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改造基贝拉？
继续存在下去的基贝拉最需要的是教育、卫生和安全等基础设施。
2003年初级教育免费制度在肯尼亚推行之后，当地居民的毛入学率有所上涨，但8年级之后的学校入学率急剧下降。中学教育的收费制度使许多家庭负担不起中学学费。基贝拉当地没有一家公立小学，数以万计的小学生不得不接受非正规学校的教育方式，而这些学校正在经受人员和经费问题的困扰。好消息是，这里的孩子渴望教育。“当我放学了，走出学校，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饥饿和贫穷在等待着我。在家我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等待上学的时间到来。”一位肯尼亚女孩对曾经在肯尼亚从事志愿活动的宁先生说。
公共卫生条件的缺乏，让基贝拉民众的生活质量更加恶化。基贝拉人使用飞行厕所——由于贫民窟治安差，抢劫、强奸案件时有发生，贫民窟的老百姓为了自身安全，就“发明”了直接在塑料袋里面解手，然后往窗外一扔的方便方式。基贝拉人甚至买不起卫生巾这样的女性用品。联合国儿基会统计，在基贝拉大量女童在月经期间请假在家，由于随后无法跟上课程进度，她们只能在青春发育期开始时就辍学。“许多留在家里的孩子在十几岁就怀孕、结婚。”儿基会曾经向媒体透露。 严峻的安全问题更是困扰着基贝拉。黑社会控制着基贝拉的部分贫民窟，让这里成为整个城市的藏污纳垢之地。基贝拉与市区其他部分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造成居民间的情感隔阂，更多的人选择加入黑社会，寻求高风险、高收入的收入手段。曾经在当地从事援助活动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真正的贫民窟的深处，外国人是难以长期进入的，现有的活动大都只是在贫民窟的边缘转一圈，国际援助也难以直接作用于贫民窟深处。
当地人在基贝拉也面临安全威胁。2009年，内罗毕女子医院性康复中心共计接收2357名强奸受害者，其中1118名是成年人，包括223名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女性。实际上，很多受害者羞于报案，真实的受害者人数将高于这个数字。
当然，外国人在基贝拉受到排挤的另一层原因是这里已经形成强烈复杂的社区认同。有学者指出，“基贝拉具有排外的性格。这里社区的向心力来自民族和信仰的统一，外来人口想要进入社区内部生活居住，不仅在语言、外貌上存在障碍，而且很容易在情感上被视作‘敌人’。即使能通过一定的社区组织走入社区内部，由于拥挤而庞大的社区本身存在分层隔离，接触到的也只能是有限的阶层。”
但援助活动一旦能够在贫民窟坚持下去，就具有实际意义的产出。走进基贝拉内部并驻扎，人们得以近距离观察贫民窟的人间万象，让基贝拉的人民得到他们所真正需要的教育、医疗和安全保障。
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行动。如中国，除了每年直接向基贝拉捐助各类当地急需的物资外还在这里建立了基贝拉·姆赛多小学。在国际社会援助成立的小学里，当地学生能够得到安全、卫生的教育环境，或许会改变他们的一生。
小巴黎的另一半
基贝拉的孩童们正在等待这座大城市能够将希望降临他们。
但在克劳迪娅眼里，内罗毕已然是非洲大陆最舒适的城市。她居住在与基贝拉相对的北部郊区，那里高大的热带乔木挡住了直射的日光，虽然在热带，由于海拔原因和印度洋海流，那里的早晨甚至有点寒意；在雨季，内罗毕微微倾斜的地形让这里没有非洲地区大城市普遍的积水。
克劳迪娅上个世纪末从南非来到内罗毕工作，至今已经十余年了。在她看来，内罗毕得名“小巴黎”可谓名至实归。
和巴黎相比，小巴黎最吸引外国人的地方是这里便宜的劳动力。对于外国人而言，由于贫民窟的存在，内罗毕的劳动力价格低得超乎想象。曾驻肯尼亚工作的蒋女士曾经告诉本刊记者，在内罗毕仅需不到每月300美元就能雇用到全天值守的保安服务，有时保安的工资甚至包含在房租的价格里——尽管这个工资价格在肯尼亚当地已经算平均收入水平。
由于财源紧缺，内罗毕的公交系统并不发达。但公共设施的缺位为私人部门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克劳迪娅告诉本刊记者，像她这样的外国人出行以私家车为主，甚至一般会雇用司机开车，但普通民众的出行则以乘坐私人中巴、小巴为主。
在内罗毕的城郊，时常可以看到一辆辆丰田或者日产牌的二手汽车在街道上疾驰，售票员站在打开的车门边上，随时搜罗着下一个潜在的客源。过去没有环城公路，从东南部港口蒙巴萨通向内陆的公路运输需要经过内罗毕市中心，小巴和货运重卡车同时行驶在内罗毕坑坑洼洼的公路上，经常发生车祸。
以过低的服务费用为这座城市创造“小巴黎”美誉的同时，低收入也使贫民窟内暗流涌动。基贝拉大部分居民没有固定收入，却要给房东缴纳相对收入而言较为高额的房租，更不用提这里的自来水价格经常被房东私自涨价——水价最贵时相当于人民币20元一吨。房东和租客的矛盾加剧时，在贫民窟内部错综复杂的族群和阶层关系激化下，有时会演化为光天化日下的冲突。基贝拉曾经发生过一场暴乱，有2000多人参与械斗并焚烧房屋，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28人受伤，而事件的起因仅仅因为租金问题。
如果贫民窟的矛盾蔓延至外部，则会对小巴黎造成打击。肯尼亚的安保人员曾经在2011年举行示威罢工。也有评论员认为，肯尼亚9月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商场袭击案件背后，可以看见低工资的安保人员在此次事件中行动不力。
贫民窟的春天
改变贫民窟无非有两种方法。一类如本文开头所说，大刀阔斧，让当地居民彻底搬离迁居到外部安居，或者推行整体的改造规划。这个方案投资巨大，且不说运作过程中遇到的居民阻挠，如果贫民窟的居民没有从中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办法只是让贫民窟改头换面，从平房挪到了公寓楼而已。
政治家偏爱这种办法。每当大选前夕，肯尼亚的政客都会光临基贝拉，承诺改变这里的居住环境，争取这里几十万张选票的支持。只是讲坛上的拉票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基贝拉的改变却在原地踏步。
另一种方法则有赖贫民窟自己的居民。
清晨，太阳刚出地平线，基贝拉就有一群人，穿过迷宫般的小路，在主街上渐渐聚在一起，向同一个方向前进。与衣衫褴褛的典型基贝拉人不太一样，这些男人的工装虽然打着补丁，却看得出是精心打理过的，而女士的衬衫则是新漂洗的。
他们居住在基贝拉，却去城市的另一端工作。
他们每天的目的地，是内罗毕的市中心。那里是内罗毕的CBD，集中着全国工业、商业的核心企业，集中着全国的学校、科研机构，集中着全国的机会和未来。
这一代年轻人不同于在内罗毕仅仅以谋生为目的的老一代。老一代来基贝拉，大概是因为他们之前居住的环境更差。肯尼亚的大多数村庄维持着赤贫状态，虽然遍地是森林、草原和动物，但靠打猎和采摘并不能使他们脱贫致富，只能依靠原始宗教信仰得到精神上的饱足。
而这一代基贝拉，或者出生于此，或是一群来自肯尼亚西部和北边的“内漂”，是主动漂泊在内罗毕，是在首都寻找机会的异乡人。他们坐不起小巴，就徒步上班；吃不起城里的早点，就把前一天晚上吃剩的水果放在口袋里。
并不是每一个基贝拉人都能在内罗毕坚持下去，并最终走出基贝拉，但成功走出基贝拉的人，会成为这里照亮他人的明星。路透社曾经报导过一个名叫基塔乌的贫民窟明星。他出身贫民窟，13岁时父亲死于谋杀，为了养家而贩卖毒品，并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因为毒品，他险些丧命，不过，幡然醒悟后开始帮助基贝拉的年轻人摆脱迷途。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在垃圾箱里捡到了曼彻斯特大学的招生简章，经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欧盟驻肯尼亚工作人员的帮助后，他终于走出贫民窟，实现了自己的读书梦想。
出身贫民窟，也有无限的潜力。
基贝拉的春天，或许就在贫民窟里的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