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永远无法摆脱生命内在的虚无。因为人终有一死，这一死将全部的辛劳、忙碌、幸福、荣耀、悲伤、痛苦统统化为乌有。即便有灵魂，可无奈的大多数似乎又难免要喝下一碗孟婆汤，于是那个“我”也就不会是灵魂的摆渡者，而只能成为现世皮囊的守护人。但人又往往心存不甘，要挣扎，要做困兽斗，要在现世的皮囊之外寻求别样的力量与安慰。这个时候，文学便产生了特别的意义。
　　尤其對于小说来讲，虚构成了直面乃至对抗虚无的重要方式。人们在虚构之中建立起某些永恒的东西——精神、信念、道义、尊严、人性以及其他什么——这成了一种十分有力的安慰，它让人们发现在其生死之外还有可以追寻与相信的灵魂的安身之地。这就像《老人与海》里那条被鲨鱼啃成骨架的大马林鱼，它的存在已然远远超越一条鱼或一种生命机体的现实价值。它一方面是无法抗拒的虚无，因为老人所有的努力与抗争最终化成了这一具骸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永恒的，至少在小说或其虚构的逻辑里，它能够对抗那种被鲨鱼或命运吞噬所带来的虚无。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的虚构是一种颇具悲剧色彩的努力，它正是在人们所必须面对的绝对的虚无之上，建立起某种相对的永恒。在此，我不愿意用过程与结果孰轻孰重的逻辑来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事实上，人们通过小说的虚构完成了对那个虚无的终点的超越，就像我们不能把小说放在现实里对号入座，小说及其虚构所带来的永恒价值也终将在超越现实的时空里得以延续。它不仅在小说的逻辑中摆脱了终极虚无的困扰，而且会随着语言、文本、文化转变为能够直接介入人们精神世界的力量。这当然不是说精神上或虚构出的那种永恒能够消除生命内在的虚无，而是它在生命的虚无之外，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它们平起平坐，让人有的选，或者说两者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张力使人不至终日困于肉身必死所产生的绝望中。
　　然而，那种精神上的永恒在给予一些人以慰藉的同时，却无法使另一些人获得心灵上的安全，或者，相比一些形而上的荣耀或承诺，他们更愿意赤裸裸地去面对自己不可改变的处境。因此，另一种虚构便由首先承认生命的终极虚无上展开。这种虚构相比那些带有理想主义或悲剧色彩的写作来得更加残酷，因为它已然明确了一个不可改变的结局，而在这“剧透”式的写作中，如何完成一个面对、接受并最终通往虚无的过程便成了最紧要的事情。于是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这个过程是否必要，是否也一定是虚无的？作家们螺蛳壳里做道场般地进行了各种尝试，那些文学形式上的实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虚构过程本身之虚无的认定。这当然不是要否定形式实验所带来的新的文学性，而是说它内在地隐藏着一个内容或结局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前提。这是对人之命运所向有意识的忽略，而这忽略本身就构成了十分明确的姿态。而对于另一些文学写作者来说，似乎依然遵循着相对传统的叙述逻辑，但他们所讲述的却由人类的终极追问转移到人短暂的、具体的、当下的处境。那些琐碎的日常生活，不断波动的内心纠结，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与事件，成了对生命的虚无细致入微的表达。我们甚至也可以这样说，这些东西之所以被描写、被虚构，就是因为它本身的无关紧要，但问题是，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吗？这就像那早早亮出底牌的人生，既然结局如此，那么其间经历也只是过眼云烟。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形式上的实验还是对眼下细碎生活的书写，或许比那些虚构出的永恒更多了一丝勇气与悲壮，因为我们可以说那种抵抗虚无的努力弥足珍贵，却也无法否认“抵抗”所掩盖的不可抵抗之处。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超越虚无的精神追求，还是基于虚无的生活虚构，都为阅读者提供了别样的人生。人生有限，而虚构无限，小说因此在有限的时空里使人获得了重新“活过”的可能。它可以让人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具体的环境，可以突破肉身所在的种种局限，遇见从未遇见的人，体验从未体验的生活，可求生，可求死，一念成佛，一念成魔。于此，就不得不提到“真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真实”成了人们衡量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人们说起一部小说，常常会谈到它“真实”，令人“感同身受”，“写到了人的心里”。但是，这种“真实”似乎又先行预设了小说的“不真实”，因为人们知道这是假的，是说书唱戏，它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信其为真。人们需要通过小说来说服自己或自己说服自己这是“真的”，而这种“真”恰恰是虚构以及虚无之上人们不可忽略的心理需求，毕竟在这一逻辑里，只有信其为真，小说才能更有效地与阅读者发生关联，才能由文字、文本转化为可以形成对话的经验。这个时候，所谓真实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虚构寻求着某种合法性，它是虚构的替身，也是虚无经由小说于人心之中一个变相的投影。所以，小说的虚构构成了对必将终结的生命的延续，或者说虚构本身就是人以文学的想象来对抗自身虚无的一个伟大创造。生命的虚无与小说的虚构就这样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永无胜负。这是人的命运，也是小说的命运，正是这种永无胜负的对抗才让生命与文学获得了继续下去的源源不断的能量。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