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卧驼岭》是我近来读到的相对较好的一篇小说。不紧不慢地叙事，不温不火的情感，尤其是炼字锤句的语言，都给人深刻的印象。毋庸讳言，今天的读者越来越挑剔，今天的小说越来越难写，这是作家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当然，换个角度来说，也是追求“难度写作”的契机。对作家写作或对小说发展而言，若因循守旧，难免背负不思进取、不能与时俱进的“骂名”；若刻意求新，又难免坠入哗众取宠或逢迎媚俗的泥潭。关键在于如何找到最恰当的路径，真正做到推陈出新。在这一点上，《臥驼岭》应该还有提升的可能。
　　周书霖带着骆驼沙菲从北方工业城市海城，回到故乡南方古村落卧驼岭下的茫茫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件，开启了“新骆驼祥子”的生活图景。老舍笔下的祥子是“进城的乡下人”，善良淳朴，热爱劳动，对生活有着骆驼一般的坚韧精神，为了实现“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的理想而拼命，然而，军阀混战的旧中国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最终无法改变的命运，在第一次失去洋车捡回军队里的三匹骆驼之后，他选择了卖掉骆驼继续拉车；在第二次失去洋车之后骆驼祥子最终走向了精神堕落，在“文化之城”里“变成了走兽”。而周书霖则是“进城又返乡的乡下人”，像骆驼一样任劳任怨，勤劳，朴实，但总感觉自始至终都暮气沉沉，无能为力，缺乏像祥子最初的那种热情、活力和主动性，尤其在周总和冯三骏面前。城市无情地吞噬了他的一条胳膊，又“馈赠”给他一头难伺候的骆驼，他却依然不辞辛劳、死心塌地地为周总养骆驼，听从周总的遥控指挥，而不愿把它卖给村里的有钱人刘尿壶。骆驼祥子拼命想摆脱刘四爷的雇佣奴役，而“新骆驼祥子”则始终没有反抗周总这个“不在场的在场”，甚至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前者的精神依靠。所以当周总的工厂被勒令关停、工人全员解雇，周总将莎菲交付给周书霖的时候，他“心乱如麻”。村主任冯三骏让周书霖走上讲台，又让他走下讲台，导致“女人嫌他窝囊，不久，借故外出务工也跟人跑了”，按理，他有足够的理由憎恨冯三骏，然而回到茫茫渡的他又不得不接受其恩惠，也不得不处处受其掣肘。总之，周书霖既信守着前工业时代的做人准则，也遵从于现代资本所象征的权力规约，同时又不得不受地方政治权力的左右。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曾感慨万分地说，“一个拉车的，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这道出了祥子的毁灭与整个旧社会有着莫大的关系。照理说，周书霖是新社会的“新骆驼祥子”，理应有不同的精神面貌和命运；但事实上，作为农民工的周书霖和作为人力车夫的祥子，始终“立在人间的最低处”，承受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却无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仿佛事先就已经被无形的社会、被他人安排好。一方面，作者有意把周书霖设计成有学问、懂工艺设计的儒生，却又让他一心一意地替老总养骆驼，似乎从未像祥子那样为理想生活而不屈不挠地奋斗过，为改变社会地位和自身命运而反抗过，他仿佛是活在错位时空里的“冯太爷”，活得卑微，活得憋屈，活得小心翼翼。另一方面，作者平面地勾画了周书霖重回故里的一段生活经历和平凡人事，而未能呈现其像祥子那样的前后性格、心理以及命运的变化轨迹。因而周书霖虽是个“新人”，却从里到外显得比较扁平，比较陈旧，形象比较暧昧、模糊，无所谓悲，更无所谓喜，读者也难以看清作者到底寄予周书霖怎样的情感和想法，不知是该同情，还是该批判，一切似乎都茫茫然。正如小说最后，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周书霖最终陷入“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尴尬境地。
　　比较有意味的是冯三骏这个村主任形象，可谓旧民间伦理的象征符号。从文化功能的维度来说，民间伦理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秩序功能。即在国家秩序尚未出现或在国家秩序难以达到的地方独立发挥其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作用，或作为国家秩序与法律秩序的补充。其二，批判功能。即根据人性和生活实际的需要对国家倡导的正统教化伦理进行解释和修正，并在国家伦理丧失其合理性时，公然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张。其三，宣泄功能。即通过民间伦理自由自在的言说方式，为民间社会积蓄的生命本能冲动找到一个合法发泄的渠道，避免郁积的生命能量的盲目发泄导致社会秩序的解体。其四，教化功能。即一方面通过民间伦理中那些直接来自于民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实现民间的自律，而另一方面则吸纳和接受来自于上层教化伦理的指令，协助其教化万民，美化风俗。作为“一手托八家”的村主任，“满吃满揽”地行使着这些文化功能，仿佛政治意志、权力意志的化身，主宰着整个村庄的一切秩序。尽管旧民间伦理要兼顾法律秩序，比如冯三骏坚持“规约面前，人人平等”罚了“擅自进山放牧”的周书霖，但其最大特色在于倚重人情伦理，比如，冯三骏帮助周书霖照顾发疯的夏菊花并为其解决工作，为周书霖“神通个特困户”，撮合周书霖与夏菊花，帮助莎菲接生，等等。尽管这里面不排除有其个人的补偿心理，但不容否认，从周书霖、刘尿壶对冯三骏言听计从的认同里，可以看出冯三骏所代表的旧民间伦理依然发挥着相当大的社会作用和隐秘力量，当然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赞赏态度。
　　然而，我不免对这样的旧民间伦理心存疑虑。我们需要重温恩格斯在批评哈克奈斯《城市姑娘》时所说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作者坐实了乡村景物和事件的细节真实，人物（周书霖、冯三骏）本身也很典型，但却未必写出了环绕他们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典型环境，这环境必然涉及诸如资本扩张和下乡对乡村伦理的影响，甚至乡村社会的伦理性危机，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逻辑及其伦理反思等不可忽视的问题。总之，小说似乎是惯性地按照旧乡土小说和旧民间伦理的理路进行想象性叙事，而缺少对新时代语境下乡村伦理新变化的发掘和思考，以及对“新乡土精神”“新民间伦理”的审视与表现。
　　以上或许只是我个人的吹毛求疵，但聪明的明月也不妨理解为一种更高的期待和希望吧！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