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戏剧奖获得者苏珊·格拉斯贝尔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重要的女剧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为美国戏剧传统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些评论家肯定其说：“格拉斯贝尔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剧作家，她的作品数量有限。可是，从1915年到1922年间‘普罗温斯敦剧社’写作剧的作家中，除了尤金·奥尼尔之外，现在仍有影响的就只有她了，并且她的剧本还在不断地被排演。”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仅仅被人所知晓的是20世纪初美国小剧场运动的代表人物以及她与丈夫库克共同创办了戏剧界众所周知的现代戏剧的摇篮—普罗温斯敦剧社，鲜为人知的是尤金·奥尼尔的某些剧作创作曾一度受到过格拉斯贝尔的启发和影响，并且她还是奥尼尔走红剧坛的幕后资助人，作为女性剧作家的身份更是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戏剧评论家和历史学家马西亚·诺亚等学者的出现才使得这位女剧作家引起学界关注和兴趣。
　　《琐事》是女性主义戏剧文学的扛鼎之作，篇幅短小却意义深刻。家住约翰附近的农民黑尔太太次日前往赖特家商量安装电话一事，发现赖特死在床上并报了案。赖特太太被当作最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带走。随后两名女性黑尔太太、彼得斯太太和三名男性警长彼得斯、举报人黑尔以及镇上的检察官亨得森进入赖特家搜查赖特太太的谋杀的证据。我们在唏嘘哀叹的同时，不得不深思作为这出悲剧的主角米尼·福斯特，一个原本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女子，是什么逼迫她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勒死自己的丈夫而沦为一名杀人犯？她的生存境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赖特的死，究竟应该归罪于谁？在格拉斯贝尔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无助、奋力突围但又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女性人物形象和一个充满了悲壮色彩的、血淋淋的女性世界。
　　一、女性狭窄、沉闷的生存空间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男主外，女主内”是父权制社会对男女分工的概述。凯恩曾说道：“维多利亚时期的意识形态更注重强调男性公共领域和女性足不出户家庭领域的对比，这使得女性的闺房家居生活成为家庭和道德残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男权中心文化制订出种种规矩，为的就是要让女子完全放弃自我，忠实地扮演“贤妻、良母”的身份角色。
　　赖特家的外环境，“在这个三月早晨的寒冷天气里，这个地方看起来十分的荒凉。这个地方向来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放在盖在洼地上，周围的杨树就给人一种荒凉感”。这位女主人的生活完全禁锢在这样一个荒凉偏远可谓与世隔绝的家庭中。为了顺从丈夫，她很少参加社区活动，为了取悦丈夫，她也很少与邻里来往，被迫将自我封闭起来，把全部的生活局限在房子这个方寸之地。一把破烂的摇椅、一塌糊涂的碗橱、肮脏的滚轴毛巾、破旧不堪的炉子构成的一幅幅杂乱无章的生活场景。警长等一行五人首先来到的就是赖特家的厨房。据海尔说，赖特太太就正坐在这个摇椅上，当她来询问安装电话事宜，“海尔太太觉得那把摇椅同米尼·福斯特非常不相称—与二十年前那个米尼·福斯特不相称”。从前的她老爱穿漂亮的衣服、爱唱歌，并乐意参加唱诗班和其他一些社会活动。而婚后，她一步步扮演着父权制文化为其设定的“贤妻良母”的女性角色，一步步远离渴求自由生长的女性自我。
　　她的生活軌迹正如她手下的针线活所展示的那样，“瞧瞧这些针脚！都这么漂亮，平整。再看看这边！这儿全歪了！哎呀，看起来她像是有点心不在焉”。美好有序的往日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杂乱无章，没有孩子、没有生气、没有朋友、没有温情的家庭生活，有的只是变得一团糟但又不知何去何从的日子。“一个人泄了气—就没有信心了”。
　　面对如此沉闷、窒息的家庭空间，她将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寄托在一只金丝雀身上，但生命中的精神支柱也是唯一能给她带来一丁点欢快的金丝雀却遭到了丈夫的虐杀，她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受到刺激的她终于爆发，杀害了她的丈夫。丽兹伯斯·古德曼指出：“在《琐事》中，尽管鸟儿没有出现，但却是剧情的核心。人们经常用金丝雀这种鸟儿来探测煤矿里面气体的浓度（如果鸟儿飞进去之后就死了，说明人和马都不能下去）。在《琐事》里面，米尼·赖特就像一只金丝雀，她本来喜欢唱歌，但是结婚后被困在寂寞的家里，断绝了同外界的联系，逐渐窒息—先是失去了希望和自我意识，然后是冒着可能的牢狱之灾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但她的反抗最终没有换来女性的独立和自由，她的勇敢突围是无望的。当赖特太太被抓入狱，她还心系着厨房里的果酱并要求警察给她带一条围裙。
　　赖特太太一方面试图挣脱“家庭天使”的传统女性角色，努力实现自我，寻找一条通往自由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她内化了父权的规范和约束，当她试图打破固有生活模式的局限，向着理想方向前进的时候，却发现这种突围是无望的。
　　二、女性缺失的话语权
　　古今中外，在几千年的文明演化中人类一直沿袭着男尊女卑的传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妇女的确受到男性的压制，丧失了话语权。女性的生存沦落为一种极其可悲的“物”的存在—无职业，无知识、无人格，做为男子的奴隶，做为一人专有的玩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调查过程，犯罪嫌疑人赖特太太根本没有出场，更没有说话的机会，她一直是被书写、被表达的客体，是一个“沉默的他者”。露丝·伊里盖蕾所言，“有了声音才有路可走”，这注定了她生活的悲惨与凄凉。
　　不仅仅是赖特太太，剧中的女人们也一片沉寂，被男性话语的巨大张力层层围困，失去了女性主体话语表达权。女人们一言一行的小心翼翼、瞻前顾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人们的大摇大摆、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目空一切。只有等到男人们的缺席，女性同胞们单独在一起时才能轻松愉快地发声。剧中当男人们离开房间到马房里继续寻找线索时，两位女士才开始正常交流。当黑尔太太为赖特夫人表面上不会操持家务而辩护时，两个女人仅仅用身体语言交流—她们紧紧地靠在了一起。他们一走，黑尔太太便说：“我最恨男人们到我的厨房指手画脚，挑肥拣瘦。”
　　三、冷漠的人际关系
　　赖特太太的生存困境和悲剧不仅仅体现在狭窄、沉闷的生活空间和缺乏话语权的家庭生活，还表现在周围人情的冷漠和淡薄。黑尔太太等人对赖特太太最深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她年轻的时候，这足以说明疏离的邻里关系，她们缺乏相互的理解和正常的交流，以致彼此之间越来越冷漠，她们看似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海尔太太走进福斯特家的时候，剧中描写道：“她登上了台阶，手扒上门把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她不能跨过门槛的感觉。她不能跨过门槛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因为她从来没有进过这个地方，她心里常想我该去看看福斯特，她还是把她当作是福斯特，虽然米尼·福斯特已经做了20年的赖特太太。”接着黑尔太太自责此前没能时常过来拜访邻居，“近几年很少见过她，而且有一年多没来过她家”。虽然黑尔太太对她的处境—无儿无女，备受冷落的生活状况一清二楚，但由于自己整天忙于琐事，无暇关注他人的事情。设想，就连跟她住得最近的邻居，二十年都未曾踏进过她家，又还会有谁常去呢？周围社会关系的疏远和人情的淡薄使得赖特太太长期处于一种隔绝、自我封闭、孤立无援的状态，满心的愁苦和悲怨无从诉说，只能压抑在自己的心里。剧中作者借黑尔太太的控诉表达了对人心冷漠的批判：“那是犯罪！那是犯罪！谁又会惩罚这个呢？”
　　苏珊·格拉斯贝尔作为一名勇于开拓、风格多样的剧作家。在其文学生涯中，从未停止过对女性人生的思考和反思，她们的前途和命运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她执着地为女性应该怎样生存、去向何方寻找答案。《琐事》中的主人公赖特太太奋力地反抗、努力地突围，但是孤军奋战的赖特只能承受被男权挤压，最终生活在失望与痛苦之中。格拉斯贝尔用笔记录下了现代女性的艰难历程，这种难以言说的孤独和绝望显然是女性们的共同感受。诚然，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出一条生存之道是十分艰难的，虽然会是荆棘满布，但依然阻挡不了女性们艰苦执着的探索脚步，也正是因为女性解放的道路如此艰辛，现代女性们在这条路上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更显得光彩夺目。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美国当代戏剧的女性主义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6YBQ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