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法国人有不少缺点,但这个民族也有最让人感动之处——宽容,一种对自己生活环境、对周围人、对冒犯自己甚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仇敌的一种宽宏大量精神。这也是我们这个刚开始学会用法律武器对付他人的民族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危不可扶”说起
　　
　　想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一则新闻。南京一个青年因为扶起倒地的老人成了被告,被反咬一口的老人讨要数目不少的医疗赔偿费,而法官也做了对老人有利的判决。“身体接触”成了起诉别人的理由,“老不可扶”这个有违于传统的新观念也在国人中逐渐蔓延。
　　“身体接触”在美国确实是一个定罪的标准,我在纽约生活期间深深体会到这点。两人之间假如有了这种也称为物理接触的碰撞或肢体冲突,自己承认或者被人告发,警察就可以抓人了,检察官可以据此起诉,法官也可以据此判决。在那里,“老不可扶”也就成了习惯做法。
　　法国人不像美国人那么热衷于打官司。首先,法国人很少动手打架,即便打架也不重,想不起来叫警察。其次,警察来了也经常充当和事佬,他们不轻易将人揪到警局,让检察官起诉他们。再次,法国法官没有美国法官那么有想象力,能做出令人匪思的判决。比如两口子打架,在美国就可能把丈夫关进拘留所,在法国可能没人理睬。
　　区别更大的是舆论。美国是个刻薄的国家,“我告你”成了那里人们吵架时的口头禅,然后他们真的去告。法国人则宽容得多,他们不会为小事告来告去,免得成为别人的笑柄。
　　
　　对他人的尊重
　　
　　我自己的经历就说明了这种区别。
　　那次在巴黎去地铁站途中,不知怎么竟鬼迷心窍地突然走到了公路上。就听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声,腿一软就跪倒在地,像被人点穴一般。
　　回头一看,一辆雷诺车就停在旁边。原来,司机转弯过来时见到马路上突然冒出个人就紧急刹车,车前杠刚好撞到我的后腿。
　　驾车的法国妇女从车里冲出来,问我伤着没有。问题是自己造成的,我当然不会嫁祸于人,况且又没伤着哪儿。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灰溜溜地走了,留下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我想换成法国人,没伤着的话,他也会不计较的。当然前提是自己有错,对方还真诚道歉了。假如那个妇女上来就指责我没长眼不会走路的话,我当然不会轻易离去。这需要受害者有个平和心态、周围又是一种宽容环境才行。法国就是这样的国度,行路和居家均如此。
　　法国人举办家庭聚会时声音会比较小,而美国人、尤其美国年轻人要是弄起这种事来,不仅音乐声、连说话声都大了好几个分贝,邻居就可能直接报警。
　　那次在巴黎家里聚会,来了好几个人,闹闹哄哄地超过了午夜,被邻居敲门示警。我打开房门看是谁,结果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敲门的邻居已经离去,他是要告诉我时间不早已经影响到别人,但又不愿意面对以便给我一个面子,免得以后在楼道里碰到时尴尬。
　　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个国家人的宽容或许与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天主教告诫人们宽恕别人,彼此修和,认为修和是正义与真理的果实,也是宽恕的果实。过世的教宗保罗二世曾经说过,宽恕之情是人类心灵高贵的表现,也使人相信和平是可能的。人生要是没有一件事比请求别人宽恕更难的话,那么也没有任何事比宽恕别人更高贵。
　　在那部耳熟能详的《悲惨世界》中,牧师对盗窃者行为给了另外一种解释,告诉警方被偷的东西是自己送给盗窃者的,让后者体面地离去,免除了牢狱之灾,同时也在罪恶之身中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当这颗种子发芽时,正义就会战胜邪恶,心灵就会获得重生。
　　雨果的作品里表达的是一种令人震撼的法国式人道主义精神,宽容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对冒犯的容忍
　　
　　法国的政治家也很在意这点。多年前我在巴黎经常看一个叫“贝贝秀”的电视讽刺小品,每天的新闻节目前五分钟播出,那可是黄金时段,法国电视台不播广告而播这个节目,是想以通俗语言和幽默的方式解读政局和政治人物。
　　主持者搜集头一天的新闻,以政治人物对话的形式进行表演。小品把总统、总理和部长们做成小布偶,每个人都有和自己名字谐音的外号,让他们在台上打架争吵。观众一看就知道谁是谁,从五分钟小品认识政界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这个节目很搞笑,让人像等待彩票开奖那样被吸引每天按时坐在电视机前,欲罢不能。
　　电视里公开丑化总统、总理和部长,这还不算,记者还故意调查当事人对这台节目的看法。结果发现,从总统到总理都看过。当时的总理不仅承认自己也看,还很有风度地说喜欢这台节目。后来接任的女总理尽管认为小品进行人身攻击,却坦承无法阻止这台节目的播出,因为大家均有言论自由。
　　法国现任总统萨科齐个头小,个性却很强,经常语出惊人。有次去某地访问时,被一名既不愿意和他握手又对其进行言辞挖苦的法国农民惹毛了,当着随从和媒体的面与后者对骂,被报界当成重大新闻大大渲染了一番。但那个法国老乡不仅没有受到警方的质询,反而名声大噪。
　　接下来的故事更让人大跌眼镜——法国老乡不久接到了总统修好的邀请,去爱丽舍宫参加晚宴。这个大胆的家伙还真去了,不仅没有羞愧之意,估计还很得意,骂了总统还被当成贵宾请进爱丽舍宫,连吃带喝酒足饭饱。当然总统也落个大度的名声,宰相肚里能撑船嘛,还赢得了铁杆支持者。这场力量悬殊骂战的结局,就是现在人常说的双赢。
　　伟大的政治家都有这个风度,当年林肯总统对政敌就素以宽容著称,引起一位议员的不满:“你不应该试图和那些人交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林肯报以微笑回答:“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难道不正是在消灭我的敌人吗?”
　　
　　对行凶者的宽恕
　　
　　我原来在巴黎的办公室,旁边就是路易十六广场,因路易十六纪念堂得名。法国大革命后期,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因叛国罪1794年被处死刑,先后上了断头台。他们的遗骨被草草埋在这里,一埋就是21年。
　　后来拿破仑战败被放逐圣赫勒拿岛,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继位,给路易十六国王夫妇恢复名誉,在这里建了纪念堂。说是广场,其实不过是十字路口旁一个小花园加一个教堂圆顶般的建筑而已。我多次踱步于此,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雕像的基座上刻的遗书引起我的注意,真是催人泪下。
　　王后的遗书是写给路易十六的姐姐的,知道自己还有六小时就会被处决,所以临刑托孤,请求她帮助照看未成年的一对子女。王后信中倾诉对孩子的爱,希望他们长大后互相帮助,姐姐照顾好弟弟,表示自己将效法之前被处决的国王丈夫,坚强地面对死亡。
　　她给才几岁的儿子留下的遗言是:永远不要为父母的死复仇! 这也是路易十六死前留给孩子的话,夫妇二人不约而同留下了宽恕行凶者的圣旨。
　　王后认为对她的处置是不公平的,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她想到的全是原谅和宽恕,甚至让今后有可能复辟继承王位的儿子不许复仇。
　　我认真看过这份几百字的遗书,里面充满了忏悔。王后向上帝祈祷宽恕她一生所做的错事,原谅所有的敌人,尽管有些人使他们陷入绝境。她请求所有认识自己的人也原谅她无意中带给他们的困扰。
　　
　　让宽容成为一种传统
　　
　　后来我经比较发现,中法对宽容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理论上,中文对宽容一词的解释是心胸有气量,不计较不追究,说的是自己的修炼;法文的解释是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说的是对他人尊重。
　　在现实中,宽容这个词在国人的文化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可能大大低于“报仇”这个词汇。如果有人受欺负了,朋友们说得更多的是后者。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宽容似乎是西方人的说教,尤其是宗教般的说教,尽管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教都主张宽容。
　　法国人当然也讲复仇,尤其是在一百年前。但区别是:即使是《基督山恩仇记》那样的苦大仇深,他们的复仇也是那么仗义,那么具有骑士风范,而不滥杀无辜。这种复仇讲的是适可而止,不会打得对手跪地求饶,不会斩尽杀绝,因为每个人都有未泯天良。
　　如果复仇是阶级斗争年代的共同话题,那么宽容就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主旋律。因为宽容表现了一种自信,个人的自信和民族的自信。现在我们的物质社会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就应该有相应的高度。
　　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想要和谐首先要自己做好,还要宽容他人。
　　当然,宽容与纪律是一对矛盾。过于宽容,社会就失去纪律,失去组织性,也就很难建立秩序;过于强调纪律,社会就少了人情味。所以为政者就要引导百姓,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常有人问我:你在巴黎生活那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提问的场合比较严肃而我又想继续话题的话,我就会说是“宽容”。
　　在这点上我们不能学习美国,那是个刻薄的国家,不能像他们那样锱铢必较,没完没了地打官司浪费公共资源。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美国那样的法制体系,同时具有法国那样的宽容习惯,这个国家就会有相当大的凝聚力,不仅社会和谐,还会无比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