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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格致书院是近代中国创立的一个讲求格致之学的新型书院，它最早对矿业教育大力倡导并始终格外重视。格致书院旨在培养有职业技能的人才，将矿业教育视为专业教育，强调理论知识与实际的结合，并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征。格致书院将西方职业教育理念较早介绍到中国，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 上海格致书院;近代矿业教育;职业教育;傅兰雅
中图分类号 G649.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30-0073-07
鸦片战争后，兴办矿业企业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由此催生了近代中国的矿业教育。无论是在外国传教士兴办的学校，还是在清政府的官办新式学堂中，都涉及矿业知识的学习，但就矿业教育的专门性、示范性及矿业知识学习的系统性、全面性而言，上海格致书院（以下简称格致书院或书院）无疑走在了前列。
格致书院是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的倡议下，由傅兰雅和徐寿创建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经过中外人士的共同努力，格致书院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建成。设立格致书院的目的是“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1]。中方董事徐寿在上南北洋大臣的禀告中亦称院中事务“均系专考格致，毫不涉其传教，并不干预别项公事”[2]。矿学作为格致之学的一门，是格致书院关注最早也最为重视的学科之一。
一、格致书院对矿业教育的倡导
在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及清政府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学校中，西方科技知识已经渗透到日常的教学内容中，矿业知识也夹杂于其中。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这些学校的教学没有按照知识的分科体系开展专业教育。矿业教育尚处在零散、非系统化阶段，或混迹于西学，或藏匿于格致诸学。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说，格致书院是矿业教育的首倡者。
按照麦华陀的最初设想，格致书院只是一个供人阅读西学书籍的场所，以使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得到启迪。学校西方董事傅兰雅却认为，仅通过阅读书籍难以明晓西学之理，因此，仅仅办一个阅览室是不够的，应将格致书院办成一所工业技术学院。在学校1874年6月第二次董事会上，他的建议被热烈讨论，最后一致通过将书院定名为“中国工业技术学院和阅览室”（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s）。这一名称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格致书院的宗旨。在同年10月学校的第四次董事会上，傅兰雅再次表示“务愿扩大其规，庶几可为振兴格致之学，裨益中国各方之始基”[3]。他的努力受到董事们的称赞。
在1878年4月的董事会上，会议主席丹文提出应尽快举办科技训练班，因为科技训练班将给书院带来活力，并建议先开设化学或矿物学班。
1883年4月，傅兰雅在向格致书院董事会作报告时说：“自书院向公众开放已经过去9年多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做准备工作，而相对地在把西学知识传入中国以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这最重要的使命方面，几乎没做什么工作。”[4]在他看来，最佳方式便是组织科学训练班和讲座，他赞同董事会主席丹文之前提出的建议，即科学训练班和讲座应首先从化学和矿物学开始。“化学和矿物学将是最需要的课程，因为中国人来院询问的很多都是采矿和冶金学问题。”[5]为使有充裕的资金保障该项计划的成功，他还建议董事会除想方设法招募合格学生外，还应建立完全独立于书院总财务的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资助科学训练班和讲座。
这一建议得到董事会的认可，中方董事唐景星、唐茂芝還允诺将发动国内的矿业公司为书院的化学、矿学和冶金学校捐助基金。书院也给予捐助人一定的回报，即为他们的孩子或亲属提供入学机会以便成为矿业工程师以及免费享受分析矿石样品的服务。傅兰雅等人为建立矿学科学训练班付出的努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那以后，中国人对于能够分析矿石以及了解开矿、冶金及电学的科学原理的需求大大增加了。”[6]
格致书院希望通过矿业教育为中国培养矿业工程师等矿业人才，这种为生产部门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理念，与中国人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形成鲜明对比，冲击着他们“君子不器”的观念。经过长期的宣传，从学生的思想观念变化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意识到矿业教育是一门专业教育，矿学人才是一类专门人才。
二、格致书院矿业教育的实施
开班设学进行科技教育是格致书院的应有之义，这从其英文名称“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s”便可看出。书院在发往各国的条陈中称：“此书院之设，原令中国人明晓西国各种学问与工艺与造成之物。其法分为三事：一、立博物房，内安置各种机器与器具，与造成之货物，便于华人观阅。二、立格致房，内讲教各种格致之学。三、立书房，内备各种书籍。”[7]由此可见，格致书院是一所集博物馆、学校、图书馆于一身的文化机构。书院的章程也对教学作出规定：“于董事中选出精晓艺术者四人，以为院师，均须自备资斧，每月拟定日期，轮流讲论格致一切，如天文、算法、制造、舆图、化学、地质等事。”[8]开设科学训练班一直是董事会热烈讨论的事宜。在傅兰雅等人的推动下，矿业教育在艰难中行进着。
（一）矿业教育的开办经费筹措与招生
格致书院开办不久，就受到经费拮据的困扰，科技学堂没能如图书馆及博物馆那样立即设立。1877年，徐寿被任命为司库后，他将精力主要用在募集资金上，格致书院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并于1880年偿还了所有债务，为招生工作奠定了物质基础。1879年，书院在《申报》上刊载招生启事，正式招生，并于次年开始授课，教习化学、矿学。招生启事云：
本书院创设沪上，专为招致生徒，究心实学。其提倡者半为中西积学之士。院地极宏广，拟以半造博物院，中列图画象物，为生徒考镜之资;半为学舍，比屋鳞次，可容数百人。学有二端，听其所向，例亦定为两则：一为学西国语言者，本书院延有名师，朝夕课责，来学者每岁纳四十金，本书院供给饮食;一为讲求格致实学者，本书院于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皆有专家，其考据、书籍、器具亦皆罗列，来学者先纳三百金，三年学成后，原银仍交该生领回，学未三年，不成而思去者，其银罚充公项。望有志之士先期赴院报名注册，及期甄收，再行通知可也[9]。 在中西董事的共同努力下，矿学科学训练班落在了实处，但并未就此走上常态化、规范化的轨道。招生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各年学生多寡不一，矿学科学训练班常陷于停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傅兰雅认为其原因有三：风气未开、资金困难和教习难聘。
经费不足总是矿学科学训练班步入正轨的拦路虎，是书院董事会须首先解决的难题。为此，他们常发起募捐。募捐考验着董事们的毅力和恒心，但董事会从未放弃开设矿学科学训练班的努力，且还希望扩大招生规模。多数情况下，结果是令人失望的。1883年，董事会议定开办一个教授化学、采矿和冶金的学校，聘请外国教习教授，希望设在上海的中国矿业公司能为学校提供办学经费，同时向李鸿章、左宗棠等寻求经济资助，然各级官吏虽对该设想表示充分肯定，却没有给予必要的资金帮助。1885年，董事会又议定禀请南北洋大臣再集募捐，以便恢复并扩大格致书院的规模，同时议定设立矿学馆和化学馆，教授生徒，以应当时急务之需，但来院学习的人仍不见增多。与矿学、化学等专业教育的招生困难形成对比的是，书院于该年开办的英文预备班却办得很有成效。据《北华捷报》记载，该班主要招收10～14岁的少年，课程主要为英语，包括写和说，也有选自英文课本的数学、地理、自然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基本常识，为学生接受更高级别的科学教育作准备。书院要求学生至少读满一年，否则不准入学[10]。另外，于1886年开始的考课在得到人们积极参与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学习西学的热情，科学训练班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入院学习的人显著增多。王韬称：“院中肄业士子，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11]
综观19世纪80年代，格致书院矿学科学训练班在多重困境中开办，招生工作进展得步履蹒跚，与创办者的初衷相去甚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一直基本上是被忽视的”[12]。但它毕竟在屡次挫折中得以延续，一再受到董事们的特别关注，这本身就说明其价值所在。它培养了一些掌握新知识的科技人才。这些人才虽寥若晨星，然在西学风气初开之时，仍显得弥足珍贵。1887年，朝野议论算学取士，总理衙门在《奏会议算学取士事》折中称：“即以西学而论，其人才半出于格致书院。”[13]可见格致书院的西学教育在当时确属优等。王韬说院中学生“无不争自濯磨，共相奋勉，以期于格致之学渐能深造而有得，他日以家脩为廷献，出而宣力于国家：或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雍容乎坛坫，折冲乎樽俎;或练习韬钤，克敌致果;或制器象物，各适于用”[14]。这反映出西学教育内容的广泛性，也表明“制器象物，各适于用”的职业教育得到世人的认可。
19世纪90年代中期，格致书院的科学训练班逐步走上正轨，入学人数增多，入学要求也提高了。1894年，书院计划开设矿业、电力、建筑工程等科学训练班，却因投考学生的数学成绩不合格而未能开设，遂于次年5月开办数学预备班。该班初为20人，之后又不断增加，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教习而不得不挑选成绩好的学生兼任。1896年初，预备班50名毕业生通过考试，有17人升入科学训练班。
（二）矿业教育的师资
格致书院正式招生后，由于没有充裕的资金从西方聘请教习，各种教习都由院董兼任。矿业类课程由傅兰雅、徐寿等人讲授。西方董事们深知，作为一门专业教育，矿业教育是需要学有专门的人才能胜任的。即使是以西学立身、被誉为“西学传播大师”[15]的傅兰雅也常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局限。他清醒地认识到：“我只是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所以我必须非常用功学习，才能胜任我的工作。”[16]毋庸讳言，对于师范毕业的傅兰雅来说，教授专精的矿学知识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他之所以能胜任此工作，得益于他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工作。為翻译之需，他把大量时间用于研究矿学及与矿学相关的知识。“上午学习和翻译有关煤和煤采掘的具体知识，下午钻研化学。”[17]这是他常态生活的一种写照。经年累月的学习使他掌握了丰富的矿学知识，为他之后设计矿业教育课程和承担多种矿业课程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书院的董事们也总在计划聘请精通格致学的教习，还曾希冀能请到一位不计较薪水多少的人来院主持科学训练班的工作，都未能成功。傅兰雅对此感到非常焦急。他说：“欲盛行格致，扩充西学，非有名师教授，日夕宣传则不为功。”[18]
1890年夏，格致书院终于从英国聘请到化学教师白尔敦（Burton）来院讲授格致之学。这是格致书院的第一位格致学专职教习。对于白氏的到来，傅兰雅心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该年秋季的《格致汇编》中，他撰《格致书院新到格致教习》一文大力宣传，称这是“函至英京，托大名格致家荐聘名师”[19]的成果。白尔敦对此工作感觉甚是满意，“欣然乐从，昕夕无闲”，科学训练班“骎骎乎有兴起之机矣”[20]。白尔敦到院后，立即着手制订格致诸学的讲授计划，为秋季开课作准备。他将书院的授课方式分为两种：“一为公讲格致大纲，并用器具演试，以便众人观听而增识见，来听者不取分文;一为招集生徒，分班细教，学者常居院内，月教格致各门，曰气学、曰水学、曰热学、曰光学、曰电学、曰化学矿学等。”他还对矿业教育的年限作出规定：“欲习化学、矿学、炼金三门者，以三年为限。”[21]而对于其他各学，则无此规定。
科学训练班原定该年秋季开课，然天有不测风云，白尔敦还未等到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就于该年9月上旬因病去世，出乎格致书院董事会的意料。“先生以强壮之年客死万里之外，躬抱宏富之学而未获一试其才，胸怀教育之思而未获一见诸事。”[22]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书院后又聘请玛敦阿来院教授，然此君也很快另谋他就。此后，聘请西士之议在董事会上屡被提起，都因经费之艰而作罢。
在延聘西士受挫的情况下，1895年，傅兰雅主动承担起教学的重任。他按照当时西学书籍将课程分为六科：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和制造，并按此种分类编制了《格致书院西学课程》，为求学者提供参考。由其制订的《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对教学形式、教学内容、课程安排和考核等作了严格限定。他不支薪水，不收学生脩金，以周六晚上授课的形式将科学训练班的授课固定下来。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即使会讲之期有偶遇疾病或公务缠身等特殊情况，还把授课放在首要位置，认为“不到此，恐扫诸君之兴”。科学训练班走上了正轨，来学之人日渐增多，达三四十人，这使他对书院科学教育的未来充满希望。“将来就学者日益众，所学者日益深，则必多筹经费，请格致名师常驻院中教授生徒，以格致之学畅行于中国，庶可与西方诸国相颉颃。”[23] 1896年，傅兰雅离开中国赴美，接替其任教习的有其子傅绍兰，还有秀耀春、李佳白、陆仁堂、栾学谦、来门义尔等人。
（三）矿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
1880年2月，格致书院正式开学。起初，矿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未作细致划分。当时院中师资和学生都较少，也无此必要。1895年，傅兰雅在《格致书院西学课程纲目》中，对格致书院的矿业教育进行了详细规划。他将矿务科课程分成两类：全课与专课。全课就是全面学习与矿务科有关的基础知识，专课则是专门学习矿务科中的某一专门技术。专课又分为三门，即开煤课、开金类矿课和矿务机器课，相当于煤炭开采、金属矿开采、矿山机械各专业。
格致书院设学之初，设有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天文、算法、化学、地质等课程[24]，这些课程注重对矿学基础知识的介绍。1895年，傅兰雅为矿务科各专业设计了内容更为全面具体的一系列矿学课程，见表1[25]。
由表1可知，全课与专课各有侧重，也有一些共同科目，如数学、重学、材料学、汽机学等。全课课程虽只有17门，但许多课程又包含诸多子课程，实际上涉及62门，范围比专课要广泛得多。这种课程安排，体现出傅兰雅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愿望。格物须明“理”，兴西学须培养能明其“理”的学术人才。他对清廷只采西学之“用”而弃西学之“理”的教育深不以为然。在《格致書院西学课程序》中，他指出：“洎乎中外互市以来，华洋既接，各事交通，西学之流进中国者已非朝夕。识时务者，每喜西学之有裨实用;明道理者，亦嘉西学之足扩襟怀。一再仿行，因设同文、方言之馆;次第举办，乃兴武备、水师学堂。然此特国家仿效西法之一端，犹非振兴西学之盛举。”[26]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尚停留在其“用”之上，还未深入其“理”。全课的课程广泛有助于矿业学术型人才的脱颖而出。
不论是全课还是专课，均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任意选学。选定之后，则需根据课程表按计划自行学习。如需实验，亦可借用院中器具操作。
（四）矿业教育的其他形式
格致书院的西学教育，科学训练班是傅兰雅等人最为重视的形式。另外，科技讲座和考课西学也是开展西学教育的重要途径。在矿学科学训练班时断时续之时，矿业教育通过这两种形式取得了较大成绩。
科技讲座在开院之后就开始举办。书院经常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开办科技讲座，取得良好成效。如1877年，书院邀请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作关于电学知识的讲座，向人们讲解附电气之理法，吸引了50多名听众。有学者称，“自光绪六年起，以致光绪十年徐寿故世，以经费不足，师无定席及薪资，除一般讲演之外，西学授课，并无起色。”[27]书院也有一些固定的讲座教习。担任讲座教习的，除傅兰雅与徐寿这两位致力于书院发展事业的董事外，还有帕克、华蘅芳、傅绍兰、陆仁堂、栾学谦、秀耀春、来门义尔等人[28]。他们就各自所熟悉的西学举办各种科学讲座，如傅兰雅的讲座包括矿物开采、人体生理学和解剖、动物学以及芝加哥博览会等内容。
考课是在书院成立十年后采取的一种教育形式。1885年，王韬被聘为书院山长。这位被誉为格致书院三位灵魂人物之一的中国学者，接掌书院后就创立了考课西学制度，巩固了书院在中国西学传播的中心地位。
考课是从传统书院借过来的学业考核形式，但在内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所课之题侧重于格致之学，一则可以副书院之名实，二则可以培养好学之士研求西学的进取心。“考课得到出人意料的热烈反应，头两年的每次季课都有26～81名不等的应试者参与。”[29]在书院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对考课成绩优胜者给予褒奖，这显示了傅兰雅、王韬等人兴西学的良苦用心。奖金甚为丰厚，季课由书院奖银25两，另有命题人自捐的奖银;春季特课加奖200多元，秋季特课加奖120元。获奖者的名单在中西文报纸上予以公布，最优秀的文章还在《申报》等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上刊载。尽管格致书院考课没有直接以矿业发问的题目，但在有关自强求富的命题中对矿业多有涉及。这从学生的回答和引用的书籍可以得到印证。学生的回答中有关于对矿业重要性的认识：“自强之道，首在致富，致富之术，无过于开矿。”[30]“矿务一兴，五金并出，国宝以充，民用以足，其利曷有既哉！”[31]很多人都认识到技术的落后，提出开设矿学等技术学堂的建议。也有人认为中国矿业不兴是因为没有好的矿师，建议派遣留学生学习矿学。应试者征引的科学书籍中，当时流行的矿冶书籍都在其列，如《金石识别》《宝藏兴焉》《矿石图说》《开煤要法》《井矿工程》《冶金录》等。其他还有部分介绍矿冶知识的书籍，如《格致须知》《格致汇编》《金石中西名目表》等。考课虽不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形式，但命题人对矿业的关注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对矿学知识的学习。
为扩大格致书院的社会影响，增强考课的吸引力，书院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政府要员参与命题。参与季课的命题者都为道台以上热衷于兴西学、办洋务的洋务官员，如盛宣怀、聂缉椝等。1889年始，于四季考课外另增春秋特课，春季特课由北洋大臣命题，秋季特课由南洋大臣命题。李鸿章、刘坤一等重要朝廷官员成为考官，无疑在考课的重要性上增加了砝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撰写文章参与课艺。1886～1893年的42次课艺，共有1878人提交2236篇文章，次均53篇 [32]。由此可见参与人员的踊跃程度，并且回答也很令人满意，“嘉言谠论，多发明洋务西学”[33]。
三、格致书院矿业教育所体现的职业教育理念
格致书院的矿业教育，从宏观的设学目的到微观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等，都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征，将西方职业教育理念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一）职业教育以获取职业技能为目的，是近代工业生产客观要求的体现，与其他学校教育类型同等重要
中国自古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但与此相关的教育仅囿于中央官府，民间多只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师徒口耳相传、实践中学习的方式，由于培养规模小、周期长，显然不能适应近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面对中国逐渐兴起的开矿热潮，格致书院希望通过矿业教育培养矿业人才，满足矿业实业的需求。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职业技能，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更与读书入仕的传统观念相背离，因此造成格致书院办学举步维艰。为实现设学目的，书院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矿业教育。格致书院是由中西人士共同设立、共同管理的新式书院，这种中西合璧模式，也使其矿业教育体现出中西杂糅的特征：既有中国传统书院的考课，又有西方近代矿业教育的矿学学堂和科技讲座。中西管理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各自所长，共同推进书院矿业教育的开展，传播了职业教育理念，如考课中还有以“如何效法欧美设立技术学校”为题的。这些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职业教育有层次之分，分别培养初级普通人才和高级专门人才
格致书院的矿业教育既开设全课，培养普通矿业人才，又开设专课，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全课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对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既有煤及金属矿之地学、矿学等矿学类科学基础知识的课程，探求煤及金属矿之法的探矿原理课程，也有开煤及金属矿之方法的技术类课程，还有一些矿山开采或管理方面的实用课程，如医伤害初用各法适用于矿山开采过程中意外伤害的自救，开煤开矿各国律例可为开采矿山提供法律借鉴，开煤开矿管账法有助于学生掌握工矿企业的财务管理方法。这些课程有利于学生对矿学学理的掌握，了解职业特性，成为掌握初步知识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专课强调在基础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注重采矿各工种专门技能的培养，以造就掌握专精技能的工程师，如采矿工程师、勘矿工程师、矿山高级管理人才等。
（三）职业教育是专业性的教育
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专业性教育须注重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二是专业性教育须由专业人员进行教学;三是专业教育有一定的学习年限。格致书院设立预备班等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学生经考试合格方可进入矿学学堂接受专业教育。不论是全课还是专课，矿务科都十分重视矿业基礎知识的教学。此外，傅兰雅还特别强调数学的作用。他对数学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诸学以算学为起首工夫，违此则不能前进，盖算学为各学之根本，算学不明，则诸理难解，故不可不先习也。算学又以数学为首，明乎数算，始可进习代数、几何、三角、八线诸算学。是学算宜以数学为先也。”“算之为学，节节可以致用。非若他学，必待学全而始有用。此则浅而习之，可施于日用平常;深而求之，可藉以析分穷理;变而通之，可以制器;大而化之，可以参天。算学之益，岂浅鲜哉！”[34]他批评了那种把算学与格致诸学割裂开来的观点，指出格物之理亦多赖算学去证明。他所有的教学都是从数学开始的，学生数学考试及格方可进入下一课程的学习。这样，可以杜绝那种只图粗识皮毛、不求甚解，以广泛涉猎、浅尝辄止为目的的想法。师资是衡量办学水准的重要指标，也是困扰格致书院的主要因素之一。科学训练班迟迟未能举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教习。傅兰雅强调须有精通格致之学的名师教授，方能收获实效。关于学习年限，书院规定，凡学习化学、矿学和炼金三门，须三年才能毕业，而对于电学、照像、电镀等，则视来学人员之多寡，达到人数随时开班授课。
（四）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须注重理论知识与实际的结合
西人对格致之学的教学方法有独到的见解：“格致之学，非诵读可比，必随物检测，以推究其极。”[35]因此，在格致书院成立之初，就建造了藏书房存放各种格致书籍，“知新堂”陈列格致器具，供人观摩，并请精通格致学之士在书院内讲明各种理法。在电学、化学、矿学等科教学中，各科教习都广泛采用实验方式验证其理。时人称傅兰雅授课“随演随讲，较之看书事半功倍”[36]。学生如需实验，也可与书院约定实验日期，书院不收取任何费用。院中陈列开矿、起水、起泥等工程机器，作为矿学学生的“考镜之资”。“某器具用于何事，其制造若何，其形体若何，其装配若何，其修治若何，其运用若何，无不可考之于书，证之于图，寓之于目，悟之于心，庶几一理一法皆有所凭借，以为入门之捷径。”[37]
（五）职业教育要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格致书院引进西方的毕业证书制度，学生每学完一门课程，经考试合格，可获该课程的文凭（合格证书），“通得文凭者，所教进一等。每成一学，给一专凭。俟学大成，给一总凭。”[38]这里的专凭，已属职业资格证书性质，是专门设计用来证明持证人的职业能力。“每习一学，满课则严为考试，考中者院内给凭，以昭熟练，便于出院后谋事有凭可据，随地见信于人。”[39]为增加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实现“随地见信于人”，格致书院的文凭考试极其严格。傅兰雅称，每次考试出题15道，由他本人监考。考试的难易程度与英美学院里的考试一样，只有达到百分制的75分才能获得能力合格证书。证书用中英文写成，中文在上，英文在下。其英文[40]为：
由英文证书内容可知，只有全部课程合格，才能换得一张“总凭”。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保障了证书的可信度。
四、结语
上海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新制教育之滥觞，更是近代科学教育之先驱”[41]。不仅书院的办理者对其寄予厚望，认为西学兴盛之日由此可期，西方传教士也对其大加赞赏。格致书院还处在萌芽状态时，林乐知就在《万国公报》上对此评论道：“华人……独于扩人聪明、益人智慧之事，曾未一措意。不知耳无闻谓之聋，目无见谓之瞽，其有虽不聋瞽而一若聋瞽者，则不聋瞽于耳目，而实聋瞽于心，其可矜恤怜悯当较聋瞽为尤甚。今诸公此举，不啻塞者使聪，蔽者使明，其所以疗人心之聋瞽者，实有中外而并蒙其惠。苟扩而充之，则足以开风气，育人材，利用厚生，使朝廷收富强之效。”[42]然终因此种教育与中国传统的仕途之路格格不入，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格致书院的矿业等科学教育未能如举办者所愿，职业教育始终停留在理念的流传层面。
在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严夷夏之大防”之堤再也抵挡不住西学潮水的冲刷。格致书院通过开设学堂、设立讲座、考课西学等方式，使中国人了解了西方矿业等生产领域的科技知识，逐渐接受职业教育的理念。经过长期浸润，当格致书院的矿业教育有了实质性进展（指白尔敦和傅兰雅拟定课程计划以及傅兰雅亲自讲学），亦即其对职业教育理念的宣传由弱而强之际，正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呼之欲出之时 。由此观之，格致书院所展示的职业教育理念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参 考 文 献
[1]林乐知.万国公报（三）[M].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1560.
[2][8]徐寿.拟举办格致书院上李伯相禀稿[N].申报，1874-11-11（3）.
[3]上海格致书院聚会节略[N].申报，1874-10-21（2）. [4][5][6]John Fryer. Third Report of 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s， Shanghai， March 1878 to March 1883[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关键词 上海格致书院;近代矿业教育;职业教育;傅兰雅
中图分类号 G649.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30-0073-07
鸦片战争后，兴办矿业企业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由此催生了近代中国的矿业教育。无论是在外国传教士兴办的学校，还是在清政府的官办新式学堂中，都涉及矿业知识的学习，但就矿业教育的专门性、示范性及矿业知识学习的系统性、全面性而言，上海格致书院（以下简称格致书院或书院）无疑走在了前列。
格致书院是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的倡议下，由傅兰雅和徐寿创建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经过中外人士的共同努力，格致书院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建成。设立格致书院的目的是“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1]。中方董事徐寿在上南北洋大臣的禀告中亦称院中事务“均系专考格致，毫不涉其传教，并不干预别项公事”[2]。矿学作为格致之学的一门，是格致书院关注最早也最为重视的学科之一。
一、格致书院对矿业教育的倡导
在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及清政府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学校中，西方科技知识已经渗透到日常的教学内容中，矿业知识也夹杂于其中。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这些学校的教学没有按照知识的分科体系开展专业教育。矿业教育尚处在零散、非系统化阶段，或混迹于西学，或藏匿于格致诸学。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说，格致书院是矿业教育的首倡者。
按照麦华陀的最初设想，格致书院只是一个供人阅读西学书籍的场所，以使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得到启迪。学校西方董事傅兰雅却认为，仅通过阅读书籍难以明晓西学之理，因此，仅仅办一个阅览室是不够的，应将格致书院办成一所工业技术学院。在学校1874年6月第二次董事会上，他的建议被热烈讨论，最后一致通过将书院定名为“中国工业技术学院和阅览室”（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s）。这一名称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格致书院的宗旨。在同年10月学校的第四次董事会上，傅兰雅再次表示“务愿扩大其规，庶几可为振兴格致之学，裨益中国各方之始基”[3]。他的努力受到董事们的称赞。
在1878年4月的董事会上，会议主席丹文提出应尽快举办科技训练班，因为科技训练班将给书院带来活力，并建议先开设化学或矿物学班。
1883年4月，傅兰雅在向格致书院董事会作报告时说：“自书院向公众开放已经过去9年多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做准备工作，而相对地在把西学知识传入中国以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这最重要的使命方面，几乎没做什么工作。”[4]在他看来，最佳方式便是组织科学训练班和讲座，他赞同董事会主席丹文之前提出的建议，即科学训练班和讲座应首先从化学和矿物学开始。“化学和矿物学将是最需要的课程，因为中国人来院询问的很多都是采矿和冶金学问题。”[5]为使有充裕的资金保障该项计划的成功，他还建议董事会除想方设法招募合格学生外，还应建立完全独立于书院总财务的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资助科学训练班和讲座。
这一建议得到董事会的认可，中方董事唐景星、唐茂芝還允诺将发动国内的矿业公司为书院的化学、矿学和冶金学校捐助基金。书院也给予捐助人一定的回报，即为他们的孩子或亲属提供入学机会以便成为矿业工程师以及免费享受分析矿石样品的服务。傅兰雅等人为建立矿学科学训练班付出的努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那以后，中国人对于能够分析矿石以及了解开矿、冶金及电学的科学原理的需求大大增加了。”[6]
格致书院希望通过矿业教育为中国培养矿业工程师等矿业人才，这种为生产部门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理念，与中国人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形成鲜明对比，冲击着他们“君子不器”的观念。经过长期的宣传，从学生的思想观念变化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意识到矿业教育是一门专业教育，矿学人才是一类专门人才。
二、格致书院矿业教育的实施
开班设学进行科技教育是格致书院的应有之义，这从其英文名称“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s”便可看出。书院在发往各国的条陈中称：“此书院之设，原令中国人明晓西国各种学问与工艺与造成之物。其法分为三事：一、立博物房，内安置各种机器与器具，与造成之货物，便于华人观阅。二、立格致房，内讲教各种格致之学。三、立书房，内备各种书籍。”[7]由此可见，格致书院是一所集博物馆、学校、图书馆于一身的文化机构。书院的章程也对教学作出规定：“于董事中选出精晓艺术者四人，以为院师，均须自备资斧，每月拟定日期，轮流讲论格致一切，如天文、算法、制造、舆图、化学、地质等事。”[8]开设科学训练班一直是董事会热烈讨论的事宜。在傅兰雅等人的推动下，矿业教育在艰难中行进着。
（一）矿业教育的开办经费筹措与招生
格致书院开办不久，就受到经费拮据的困扰，科技学堂没能如图书馆及博物馆那样立即设立。1877年，徐寿被任命为司库后，他将精力主要用在募集资金上，格致书院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并于1880年偿还了所有债务，为招生工作奠定了物质基础。1879年，书院在《申报》上刊载招生启事，正式招生，并于次年开始授课，教习化学、矿学。招生启事云：
本书院创设沪上，专为招致生徒，究心实学。其提倡者半为中西积学之士。院地极宏广，拟以半造博物院，中列图画象物，为生徒考镜之资;半为学舍，比屋鳞次，可容数百人。学有二端，听其所向，例亦定为两则：一为学西国语言者，本书院延有名师，朝夕课责，来学者每岁纳四十金，本书院供给饮食;一为讲求格致实学者，本书院于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皆有专家，其考据、书籍、器具亦皆罗列，来学者先纳三百金，三年学成后，原银仍交该生领回，学未三年，不成而思去者，其银罚充公项。望有志之士先期赴院报名注册，及期甄收，再行通知可也[9]。 在中西董事的共同努力下，矿学科学训练班落在了实处，但并未就此走上常态化、规范化的轨道。招生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各年学生多寡不一，矿学科学训练班常陷于停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傅兰雅认为其原因有三：风气未开、资金困难和教习难聘。
经费不足总是矿学科学训练班步入正轨的拦路虎，是书院董事会须首先解决的难题。为此，他们常发起募捐。募捐考验着董事们的毅力和恒心，但董事会从未放弃开设矿学科学训练班的努力，且还希望扩大招生规模。多数情况下，结果是令人失望的。1883年，董事会议定开办一个教授化学、采矿和冶金的学校，聘请外国教习教授，希望设在上海的中国矿业公司能为学校提供办学经费，同时向李鸿章、左宗棠等寻求经济资助，然各级官吏虽对该设想表示充分肯定，却没有给予必要的资金帮助。1885年，董事会又议定禀请南北洋大臣再集募捐，以便恢复并扩大格致书院的规模，同时议定设立矿学馆和化学馆，教授生徒，以应当时急务之需，但来院学习的人仍不见增多。与矿学、化学等专业教育的招生困难形成对比的是，书院于该年开办的英文预备班却办得很有成效。据《北华捷报》记载，该班主要招收10～14岁的少年，课程主要为英语，包括写和说，也有选自英文课本的数学、地理、自然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基本常识，为学生接受更高级别的科学教育作准备。书院要求学生至少读满一年，否则不准入学[10]。另外，于1886年开始的考课在得到人们积极参与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学习西学的热情，科学训练班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入院学习的人显著增多。王韬称：“院中肄业士子，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11]
综观19世纪80年代，格致书院矿学科学训练班在多重困境中开办，招生工作进展得步履蹒跚，与创办者的初衷相去甚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一直基本上是被忽视的”[12]。但它毕竟在屡次挫折中得以延续，一再受到董事们的特别关注，这本身就说明其价值所在。它培养了一些掌握新知识的科技人才。这些人才虽寥若晨星，然在西学风气初开之时，仍显得弥足珍贵。1887年，朝野议论算学取士，总理衙门在《奏会议算学取士事》折中称：“即以西学而论，其人才半出于格致书院。”[13]可见格致书院的西学教育在当时确属优等。王韬说院中学生“无不争自濯磨，共相奋勉，以期于格致之学渐能深造而有得，他日以家脩为廷献，出而宣力于国家：或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雍容乎坛坫，折冲乎樽俎;或练习韬钤，克敌致果;或制器象物，各适于用”[14]。这反映出西学教育内容的广泛性，也表明“制器象物，各适于用”的职业教育得到世人的认可。
19世纪90年代中期，格致书院的科学训练班逐步走上正轨，入学人数增多，入学要求也提高了。1894年，书院计划开设矿业、电力、建筑工程等科学训练班，却因投考学生的数学成绩不合格而未能开设，遂于次年5月开办数学预备班。该班初为20人，之后又不断增加，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教习而不得不挑选成绩好的学生兼任。1896年初，预备班50名毕业生通过考试，有17人升入科学训练班。
（二）矿业教育的师资
格致书院正式招生后，由于没有充裕的资金从西方聘请教习，各种教习都由院董兼任。矿业类课程由傅兰雅、徐寿等人讲授。西方董事们深知，作为一门专业教育，矿业教育是需要学有专门的人才能胜任的。即使是以西学立身、被誉为“西学传播大师”[15]的傅兰雅也常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局限。他清醒地认识到：“我只是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所以我必须非常用功学习，才能胜任我的工作。”[16]毋庸讳言，对于师范毕业的傅兰雅来说，教授专精的矿学知识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他之所以能胜任此工作，得益于他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工作。為翻译之需，他把大量时间用于研究矿学及与矿学相关的知识。“上午学习和翻译有关煤和煤采掘的具体知识，下午钻研化学。”[17]这是他常态生活的一种写照。经年累月的学习使他掌握了丰富的矿学知识，为他之后设计矿业教育课程和承担多种矿业课程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书院的董事们也总在计划聘请精通格致学的教习，还曾希冀能请到一位不计较薪水多少的人来院主持科学训练班的工作，都未能成功。傅兰雅对此感到非常焦急。他说：“欲盛行格致，扩充西学，非有名师教授，日夕宣传则不为功。”[18]
1890年夏，格致书院终于从英国聘请到化学教师白尔敦（Burton）来院讲授格致之学。这是格致书院的第一位格致学专职教习。对于白氏的到来，傅兰雅心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该年秋季的《格致汇编》中，他撰《格致书院新到格致教习》一文大力宣传，称这是“函至英京，托大名格致家荐聘名师”[19]的成果。白尔敦对此工作感觉甚是满意，“欣然乐从，昕夕无闲”，科学训练班“骎骎乎有兴起之机矣”[20]。白尔敦到院后，立即着手制订格致诸学的讲授计划，为秋季开课作准备。他将书院的授课方式分为两种：“一为公讲格致大纲，并用器具演试，以便众人观听而增识见，来听者不取分文;一为招集生徒，分班细教，学者常居院内，月教格致各门，曰气学、曰水学、曰热学、曰光学、曰电学、曰化学矿学等。”他还对矿业教育的年限作出规定：“欲习化学、矿学、炼金三门者，以三年为限。”[21]而对于其他各学，则无此规定。
科学训练班原定该年秋季开课，然天有不测风云，白尔敦还未等到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就于该年9月上旬因病去世，出乎格致书院董事会的意料。“先生以强壮之年客死万里之外，躬抱宏富之学而未获一试其才，胸怀教育之思而未获一见诸事。”[22]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书院后又聘请玛敦阿来院教授，然此君也很快另谋他就。此后，聘请西士之议在董事会上屡被提起，都因经费之艰而作罢。
在延聘西士受挫的情况下，1895年，傅兰雅主动承担起教学的重任。他按照当时西学书籍将课程分为六科：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和制造，并按此种分类编制了《格致书院西学课程》，为求学者提供参考。由其制订的《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对教学形式、教学内容、课程安排和考核等作了严格限定。他不支薪水，不收学生脩金，以周六晚上授课的形式将科学训练班的授课固定下来。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即使会讲之期有偶遇疾病或公务缠身等特殊情况，还把授课放在首要位置，认为“不到此，恐扫诸君之兴”。科学训练班走上了正轨，来学之人日渐增多，达三四十人，这使他对书院科学教育的未来充满希望。“将来就学者日益众，所学者日益深，则必多筹经费，请格致名师常驻院中教授生徒，以格致之学畅行于中国，庶可与西方诸国相颉颃。”[23] 1896年，傅兰雅离开中国赴美，接替其任教习的有其子傅绍兰，还有秀耀春、李佳白、陆仁堂、栾学谦、来门义尔等人。
（三）矿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
1880年2月，格致书院正式开学。起初，矿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未作细致划分。当时院中师资和学生都较少，也无此必要。1895年，傅兰雅在《格致书院西学课程纲目》中，对格致书院的矿业教育进行了详细规划。他将矿务科课程分成两类：全课与专课。全课就是全面学习与矿务科有关的基础知识，专课则是专门学习矿务科中的某一专门技术。专课又分为三门，即开煤课、开金类矿课和矿务机器课，相当于煤炭开采、金属矿开采、矿山机械各专业。
格致书院设学之初，设有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天文、算法、化学、地质等课程[24]，这些课程注重对矿学基础知识的介绍。1895年，傅兰雅为矿务科各专业设计了内容更为全面具体的一系列矿学课程，见表1[25]。
由表1可知，全课与专课各有侧重，也有一些共同科目，如数学、重学、材料学、汽机学等。全课课程虽只有17门，但许多课程又包含诸多子课程，实际上涉及62门，范围比专课要广泛得多。这种课程安排，体现出傅兰雅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愿望。格物须明“理”，兴西学须培养能明其“理”的学术人才。他对清廷只采西学之“用”而弃西学之“理”的教育深不以为然。在《格致書院西学课程序》中，他指出：“洎乎中外互市以来，华洋既接，各事交通，西学之流进中国者已非朝夕。识时务者，每喜西学之有裨实用;明道理者，亦嘉西学之足扩襟怀。一再仿行，因设同文、方言之馆;次第举办，乃兴武备、水师学堂。然此特国家仿效西法之一端，犹非振兴西学之盛举。”[26]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尚停留在其“用”之上，还未深入其“理”。全课的课程广泛有助于矿业学术型人才的脱颖而出。
不论是全课还是专课，均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任意选学。选定之后，则需根据课程表按计划自行学习。如需实验，亦可借用院中器具操作。
（四）矿业教育的其他形式
格致书院的西学教育，科学训练班是傅兰雅等人最为重视的形式。另外，科技讲座和考课西学也是开展西学教育的重要途径。在矿学科学训练班时断时续之时，矿业教育通过这两种形式取得了较大成绩。
科技讲座在开院之后就开始举办。书院经常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开办科技讲座，取得良好成效。如1877年，书院邀请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作关于电学知识的讲座，向人们讲解附电气之理法，吸引了50多名听众。有学者称，“自光绪六年起，以致光绪十年徐寿故世，以经费不足，师无定席及薪资，除一般讲演之外，西学授课，并无起色。”[27]书院也有一些固定的讲座教习。担任讲座教习的，除傅兰雅与徐寿这两位致力于书院发展事业的董事外，还有帕克、华蘅芳、傅绍兰、陆仁堂、栾学谦、秀耀春、来门义尔等人[28]。他们就各自所熟悉的西学举办各种科学讲座，如傅兰雅的讲座包括矿物开采、人体生理学和解剖、动物学以及芝加哥博览会等内容。
考课是在书院成立十年后采取的一种教育形式。1885年，王韬被聘为书院山长。这位被誉为格致书院三位灵魂人物之一的中国学者，接掌书院后就创立了考课西学制度，巩固了书院在中国西学传播的中心地位。
考课是从传统书院借过来的学业考核形式，但在内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所课之题侧重于格致之学，一则可以副书院之名实，二则可以培养好学之士研求西学的进取心。“考课得到出人意料的热烈反应，头两年的每次季课都有26～81名不等的应试者参与。”[29]在书院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对考课成绩优胜者给予褒奖，这显示了傅兰雅、王韬等人兴西学的良苦用心。奖金甚为丰厚，季课由书院奖银25两，另有命题人自捐的奖银;春季特课加奖200多元，秋季特课加奖120元。获奖者的名单在中西文报纸上予以公布，最优秀的文章还在《申报》等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上刊载。尽管格致书院考课没有直接以矿业发问的题目，但在有关自强求富的命题中对矿业多有涉及。这从学生的回答和引用的书籍可以得到印证。学生的回答中有关于对矿业重要性的认识：“自强之道，首在致富，致富之术，无过于开矿。”[30]“矿务一兴，五金并出，国宝以充，民用以足，其利曷有既哉！”[31]很多人都认识到技术的落后，提出开设矿学等技术学堂的建议。也有人认为中国矿业不兴是因为没有好的矿师，建议派遣留学生学习矿学。应试者征引的科学书籍中，当时流行的矿冶书籍都在其列，如《金石识别》《宝藏兴焉》《矿石图说》《开煤要法》《井矿工程》《冶金录》等。其他还有部分介绍矿冶知识的书籍，如《格致须知》《格致汇编》《金石中西名目表》等。考课虽不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形式，但命题人对矿业的关注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对矿学知识的学习。
为扩大格致书院的社会影响，增强考课的吸引力，书院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政府要员参与命题。参与季课的命题者都为道台以上热衷于兴西学、办洋务的洋务官员，如盛宣怀、聂缉椝等。1889年始，于四季考课外另增春秋特课，春季特课由北洋大臣命题，秋季特课由南洋大臣命题。李鸿章、刘坤一等重要朝廷官员成为考官，无疑在考课的重要性上增加了砝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撰写文章参与课艺。1886～1893年的42次课艺，共有1878人提交2236篇文章，次均53篇 [32]。由此可见参与人员的踊跃程度，并且回答也很令人满意，“嘉言谠论，多发明洋务西学”[33]。
三、格致书院矿业教育所体现的职业教育理念
格致书院的矿业教育，从宏观的设学目的到微观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等，都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征，将西方职业教育理念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一）职业教育以获取职业技能为目的，是近代工业生产客观要求的体现，与其他学校教育类型同等重要
中国自古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但与此相关的教育仅囿于中央官府，民间多只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师徒口耳相传、实践中学习的方式，由于培养规模小、周期长，显然不能适应近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面对中国逐渐兴起的开矿热潮，格致书院希望通过矿业教育培养矿业人才，满足矿业实业的需求。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职业技能，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更与读书入仕的传统观念相背离，因此造成格致书院办学举步维艰。为实现设学目的，书院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矿业教育。格致书院是由中西人士共同设立、共同管理的新式书院，这种中西合璧模式，也使其矿业教育体现出中西杂糅的特征：既有中国传统书院的考课，又有西方近代矿业教育的矿学学堂和科技讲座。中西管理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各自所长，共同推进书院矿业教育的开展，传播了职业教育理念，如考课中还有以“如何效法欧美设立技术学校”为题的。这些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职业教育有层次之分，分别培养初级普通人才和高级专门人才
格致书院的矿业教育既开设全课，培养普通矿业人才，又开设专课，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全课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对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既有煤及金属矿之地学、矿学等矿学类科学基础知识的课程，探求煤及金属矿之法的探矿原理课程，也有开煤及金属矿之方法的技术类课程，还有一些矿山开采或管理方面的实用课程，如医伤害初用各法适用于矿山开采过程中意外伤害的自救，开煤开矿各国律例可为开采矿山提供法律借鉴，开煤开矿管账法有助于学生掌握工矿企业的财务管理方法。这些课程有利于学生对矿学学理的掌握，了解职业特性，成为掌握初步知识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专课强调在基础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注重采矿各工种专门技能的培养，以造就掌握专精技能的工程师，如采矿工程师、勘矿工程师、矿山高级管理人才等。
（三）职业教育是专业性的教育
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专业性教育须注重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二是专业性教育须由专业人员进行教学;三是专业教育有一定的学习年限。格致书院设立预备班等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学生经考试合格方可进入矿学学堂接受专业教育。不论是全课还是专课，矿务科都十分重视矿业基礎知识的教学。此外，傅兰雅还特别强调数学的作用。他对数学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诸学以算学为起首工夫，违此则不能前进，盖算学为各学之根本，算学不明，则诸理难解，故不可不先习也。算学又以数学为首，明乎数算，始可进习代数、几何、三角、八线诸算学。是学算宜以数学为先也。”“算之为学，节节可以致用。非若他学，必待学全而始有用。此则浅而习之，可施于日用平常;深而求之，可藉以析分穷理;变而通之，可以制器;大而化之，可以参天。算学之益，岂浅鲜哉！”[34]他批评了那种把算学与格致诸学割裂开来的观点，指出格物之理亦多赖算学去证明。他所有的教学都是从数学开始的，学生数学考试及格方可进入下一课程的学习。这样，可以杜绝那种只图粗识皮毛、不求甚解，以广泛涉猎、浅尝辄止为目的的想法。师资是衡量办学水准的重要指标，也是困扰格致书院的主要因素之一。科学训练班迟迟未能举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教习。傅兰雅强调须有精通格致之学的名师教授，方能收获实效。关于学习年限，书院规定，凡学习化学、矿学和炼金三门，须三年才能毕业，而对于电学、照像、电镀等，则视来学人员之多寡，达到人数随时开班授课。
（四）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须注重理论知识与实际的结合
西人对格致之学的教学方法有独到的见解：“格致之学，非诵读可比，必随物检测，以推究其极。”[35]因此，在格致书院成立之初，就建造了藏书房存放各种格致书籍，“知新堂”陈列格致器具，供人观摩，并请精通格致学之士在书院内讲明各种理法。在电学、化学、矿学等科教学中，各科教习都广泛采用实验方式验证其理。时人称傅兰雅授课“随演随讲，较之看书事半功倍”[36]。学生如需实验，也可与书院约定实验日期，书院不收取任何费用。院中陈列开矿、起水、起泥等工程机器，作为矿学学生的“考镜之资”。“某器具用于何事，其制造若何，其形体若何，其装配若何，其修治若何，其运用若何，无不可考之于书，证之于图，寓之于目，悟之于心，庶几一理一法皆有所凭借，以为入门之捷径。”[37]
（五）职业教育要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格致书院引进西方的毕业证书制度，学生每学完一门课程，经考试合格，可获该课程的文凭（合格证书），“通得文凭者，所教进一等。每成一学，给一专凭。俟学大成，给一总凭。”[38]这里的专凭，已属职业资格证书性质，是专门设计用来证明持证人的职业能力。“每习一学，满课则严为考试，考中者院内给凭，以昭熟练，便于出院后谋事有凭可据，随地见信于人。”[39]为增加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实现“随地见信于人”，格致书院的文凭考试极其严格。傅兰雅称，每次考试出题15道，由他本人监考。考试的难易程度与英美学院里的考试一样，只有达到百分制的75分才能获得能力合格证书。证书用中英文写成，中文在上，英文在下。其英文[40]为：
由英文证书内容可知，只有全部课程合格，才能换得一张“总凭”。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保障了证书的可信度。
四、结语
上海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新制教育之滥觞，更是近代科学教育之先驱”[41]。不仅书院的办理者对其寄予厚望，认为西学兴盛之日由此可期，西方传教士也对其大加赞赏。格致书院还处在萌芽状态时，林乐知就在《万国公报》上对此评论道：“华人……独于扩人聪明、益人智慧之事，曾未一措意。不知耳无闻谓之聋，目无见谓之瞽，其有虽不聋瞽而一若聋瞽者，则不聋瞽于耳目，而实聋瞽于心，其可矜恤怜悯当较聋瞽为尤甚。今诸公此举，不啻塞者使聪，蔽者使明，其所以疗人心之聋瞽者，实有中外而并蒙其惠。苟扩而充之，则足以开风气，育人材，利用厚生，使朝廷收富强之效。”[42]然终因此种教育与中国传统的仕途之路格格不入，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格致书院的矿业等科学教育未能如举办者所愿，职业教育始终停留在理念的流传层面。
在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严夷夏之大防”之堤再也抵挡不住西学潮水的冲刷。格致书院通过开设学堂、设立讲座、考课西学等方式，使中国人了解了西方矿业等生产领域的科技知识，逐渐接受职业教育的理念。经过长期浸润，当格致书院的矿业教育有了实质性进展（指白尔敦和傅兰雅拟定课程计划以及傅兰雅亲自讲学），亦即其对职业教育理念的宣传由弱而强之际，正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呼之欲出之时 。由此观之，格致书院所展示的职业教育理念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参 考 文 献
[1]林乐知.万国公报（三）[M].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1560.
[2][8]徐寿.拟举办格致书院上李伯相禀稿[N].申报，1874-11-11（3）.
[3]上海格致书院聚会节略[N].申报，1874-10-21（2）. [4][5][6]John Fryer. Third Report of 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s， Shanghai， March 1878 to March 1883[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