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梁启超是比较坚定的改良主义者。甲午战后的改革呼吁，胶州湾事变后的政治活动，以及他在《时务报》、湖南时务学堂的言论，无论如何激进，都只是一个“体制内”改良主义者。他期待执政当局早点警醒“自改革”，而不是等待“山中之民”起而革命。
　　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梁启超是直接参与者，他虽然未必知道事件真相，但他在随后的流亡生涯中依然很清楚，只能支持清政府，没有办法与革命党合流，因为一旦清政府觉醒了，政府主导的改良，毕竟是历史发展正途，对社会破坏小。而革命，推倒重来，是洪水猛兽，是国家灾难。所以，梁启超可以与革命党中许多人保持个人友谊，但没有办法采取同样的政治手段，合伙推翻清廷。
　　1901年，在义和团战争影响下，因国际大势压迫，“自改革”终于被梁启超等来了。流亡途中的慈禧太后幡然醒悟，宣布新政，重回维新，认同梁启超一直倡导的危机意识。
　　对新政，梁启超期待很高。他希望清廷以此为起点，学习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国家体制。对于随后的预备立宪，梁启超更是竭尽全力，力所能及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中国能因清廷此番觉醒彻底避免“政治革命”。因此，他调动一切关系，联络上层亲贵大员，组织立宪团体，促进中国和平转型。
　　当此时，梁启超依然是清廷通缉的政治犯，但由于清廷宣布政治变革，预备立宪，因而清廷内部许多大员并没有因为梁启超身份敏感而疏远，而是尽量利用梁启超的政治智慧。
　　对于清廷大员的征询，梁启超耐心交流，不厌其烦，倾其所知。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戴鸿慈甚至因此与梁启超成为不挂名的师生。溥伦、载沣、载泽、张之洞、岑春煊、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体制内开明大员，也与梁启超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互动。到了1908年初，梁启超俨然有“体制内”的感觉，欣然要求他的同志不计往日恩怨，参加廷试，进入体制。
　　预备立宪与海外政治流亡者取得了政治信念上的最大公约数，这些政治流亡者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还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在清廷预备立宪感召下，无不跃跃欲试，只要没有命案在身，没有遭到清政府通缉追捕的人，在1906年之后两年，想方设法返回国内，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在这个时候，清廷如顺手宣布不计前嫌，大赦天下，可以相信，即便孙中山等极少数革命者可能还会继续坚持，但绝大多数流亡者一定会响应号召，重回体制，共襄盛举。
　　然而，清廷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和动力。慈禧太后可能还在为1898年那场未遂的政变生气，光绪帝对孙中山不时扔下的炸弹心有余悸，充满怨怼。因而不论是康梁，还是孙中山，只能眼见着自己的队伍日趋缩小，大批革命党人、保皇党人被朝廷分化出来，回归体制，而他们却只能在海外继续随风飘摇，不知所至。
　　在这种情形下，梁启超依然初心未改，以各种方式帮助清政府走向宪政，防堵革命。机会终于来了。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梁启超相信接班的摄政王一定会调整政策，赦免党人，扩大统治基础，寻求整个国家的和解，以全力推进预备立宪，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因此，梁启超一方面致信摄政王献计献策，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关系促动摄政王重申十年前旧案，为他们这些“戊戌党人”平反昭雪。
　　很显然，梁启超在慈禧太后、光绪帝时代，只是期望朝廷废止通缉令，让他们赎回自由身，现在情形不一样了，皇太后、皇上都不在了，他的要求也在加码，除了自由，还要平反。
　　实事求是说，摄政王没有让机会白费。他在接手后，重新审理了十年前旧案，对于能平反的，并没有犹豫彷徨，如对冤死的杨锐给予适当抚恤，以慰生者。惟独对于康梁，尽管朝野各界不断向摄政王施压，但摄政王坚决不给平反。
　　摄政王的决断使满怀期待的梁启超从失望到绝望。此后，梁启超和他的铁杆抛弃幻想，走上了排满革命，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朝廷，批判摄政王。梁启超那支常带感情的笔不再为改良辩护，反而成了革命的最强音。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