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艺术”，这是一个太大太难的问题。其实“好”是不太一样的，西洋画的好和中国画的好就不太一样，民间艺术和专业美术的好也不太一样；好在色彩，好在线条，好在构图，好在思想的深刻，好在形式的美感，好在独创，抑或是好在全面。审美无争辩，见仁见智。而联系到人民需要怎样的艺术，人民的需要，以前是清晰的，今天有时候会有点儿模糊。回答这个问题，总是挂一漏万，因此我试着勉为其难回答吧。
　　我以为，人民需要的“好的艺术”，一是要有当下关怀，具有时代性。二是要有中國特色，具有民族性。而这两者都需要与人性、与人类共同价值做深度结合。
　　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必须对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人们在世界上怎样生活有触动、有关怀、有表现。一部作品如果没有当下关怀，就不会感动当代人。因为只有我们熟悉的当下生活的最为生动鲜活的“人”才能激起我们内心的波澜。而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这为我们今天的艺术提供了最为新鲜最具活力的素材。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带有它产生那个时代的“表情”，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
　　但是“好”的艺术只有当下关怀是很不够的。报纸、电视、网络天天都在关怀当下，但是有谁把这些东西像艺术那样收藏起来？为什么人们会在艺术面前驻足，甚至看完还恋恋不舍，离开后还浸没在思考和情感的波涛里？因为艺术有人性的深度，它在表现时代故事表层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时代人性深处不为人知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这里我想举个文学的例子，如果把梅里美、小仲马、托尔斯泰这三位作家的小说放在一起看，前两者虽情节精彩、人物生动、引人入胜，但却不能如后者的《安娜·卡列尼娜》一般进入大师级作品的行列，这源于前两者的时代性不及后者的缘故。托尔斯泰把安娜的悲剧放在列文的改革事件中，使其具有了人性与时代的双重意义。列宁曾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安娜·卡列尼娜》照出了那个时代无法摆脱的矛盾和困境。但同时其悲剧意义又是大大超越了时代的，安娜的身上结合了古今中外所有追求爱情、不甘平庸的女性的悲剧。一如忻东旺作品中对那些生活窘迫的人们的刻画，这位来自中国河北大地的农家孩子曾说过，“有一天，我在大同车站的广场上看到黑压压的一群似乎是我家乡的农民，大包小包地相簇在一起，我先是一怔，接着心咚咚地急跳起来，这是怎么了？我在心里自问”。这种自问，就是对自己良知和人性的拷问，而画中对人们卑微疲惫表情的表现，可以感受到画家本人始终燃烧着的人文关怀。
　　此外，“好的艺术”还应该是中国特色与人类共同价值的结合。有次参加一个版画展，听有的观众说，中国的艺术家作品与欧美和世界的潮流还是不太像。我想，“不像”才是对的。艺术首先是个性，是殊相，其次才是共性和共相，是以自己的面貌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画家就是要以中国题材、中国特色取胜。那次画展上有一幅画让我很感动，就是赵延年的《沧桑》。表现的是被逆光勾勒的一个老人的侧面头像，画面省略了一切可以省略的细节，除了唇边和下巴的胡子、额头的皱纹略为精细，连眼睛都只留了几毫米的一点白光。那是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老人。但我想作品中那种真正的沧桑、令人百感交集的沧桑、非语言能描述的充满各种况味的沧桑，一定能打动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个地方的观众。有时，沉默和简单，是最丰富的语言。好的艺术其实就是有人性的温度，有吸引人心灵的意味，而这种直击精神的共鸣，一定来源于我们民族和文明的集体意识。这是中国世世代代艺术家面临的难题，也是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去努力实践的一个任务。
　　这种中国特色不仅是题材上的，更是渗透到艺术语言中的。一方面，中国艺术在千百年艺术实践中积累下了宝贵和丰富的程式。中国画线条的十八描、山水画的皴法十八家……这些是国外艺术没有的，也是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特别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这些财富甚至让毕加索震惊。艺术家如能将这些民族的宝贵遗产与时代结合起来，就能不断创新出人民喜爱的艺术语言。周韶华的大山大水如是，田黎明具有老庄恬淡神韵的国画亦如是。另一方面，外来的艺术样式同样可以具备内在的中国品格。青年油画家杜海军运用书法的“飞白”处理画中墙体，王克举始终坚持着写意油画艺术实践，他们以中国化的油画色彩与用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吴冠中虽不是传统笔墨功夫最结实的艺术家，却因将国画的线条带到了油画创作中，又把跳跃的点彩式的色彩融入中国画里，而使两个传统的画种同时因创新而焕发了时代的光彩。
　　可以说，“好的艺术”必然是时代的，是民族的，脱离了时代与民族的历史坐标怎能创造出为历史铭记的艺术？而“好的艺术”同时也是具有深度的人文情怀的，人民的艺术家所创造出的艺术要能够不断地提醒和鼓励人民，当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过快、过猛时，帮助我们免于失控的境地，同时在遭遇困难而情绪沮丧时，更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神的力量。
　　（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