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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元，1982—1992年期间在陈云身边工作，负责陈云的贴身警卫及生活、医疗等行政协调工作。
问：能否回忆一下您最初到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时的情景？
答：我是1978年参军来到中央警卫师（后来的中央警卫团）的，入伍第三年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中央警卫团干部科，和我同去的还有其他大队的几位同志，在一个会议室里我被三位领导模样的同志询问了工作和家庭情况。不久后的一天上午，教导员通知我到中南海西楼找中央警卫局牟副局长，他说：“根据工作需要，准备调你到陈云同志身边做警卫工作……”陈云是我们党的元老，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向往又激动。
两天后的上午，牟副局长带我去见陈云。来到陈云办公室，牟副局长向他简单介绍了我。我向他问好，他一边答应着，一边笑着朝我点头，随手接过牟副局长递过去的写有我名字的纸条，看过我的名字后他问：“赵钱孙李，天元（圆）地方。什么地方人呀？”
我说：“河南沁阳。”
陈云给赵天元的题字“小米”的碑拓
牟副局长示意我写在纸上。桌上有旧台历纸，我就在其中一张旧台历纸上写下“河南沁阳”四个字。
他看着说：“河南沁阳，产小米的地方，那小米过去是给皇帝进贡的。你知道吗？”
“我只知道老家的小米好吃，可不知道过去还是给皇帝进贡的。”
“你们那里的小米好哇，回去可以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都知道……”他笑了。
散步的时间到了，我们陪同陈云走出屋外。他边走边指着我对大家说：“这位小同志是‘第一’，赵钱孙李，赵是第一，天、元也都是第一。你有弟弟吗？你要是有个弟弟，就该让他叫地方了，天元（圆）地方嘛。”说得周围的人都笑起来。这一笑，使我刚来时那种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有一位北京医院的护士叫赵贵华，陈云每次喊“小赵”，我们两个都齐声答应。后来有一次，陈云突然对我说：“你们沁阳不是产小米吗？那就叫你赵小米吧，可以吗？”
我说：“可以，这就分清了。”从此，“小米”这个名字就渐渐叫开了。
问：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十年，陈云同志身上哪些品质让您印象深刻？
答：陈云身上有很多优秀品质值得我学习。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酷爱学习、善于学习;二是他凡事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
学习是陈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曾说过：“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進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或者不愿学习。我们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是难得有机会长时期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
时至晚年，他的学习兴致仍不减当年，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常在学习上给大家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
他总跟我说：“‘小米’，你还年轻，要多学点东西。哲学一定要学，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对你一辈子都有好处。”他还说：“哲学要学会学通不容易。学习的时候要做笔记，把遇到的问题记下来，可以找几个人讨论讨论……”
有一次，我在王府井书店买了两本《简明世界通史》。陈云知道后说：“怎么不买中国的呢？应该先看中国的，再看世界的。你应该先看正统的史书。……学习历史先读现在的教科书就行。学了历史同时也就学了地理了，因为历史事件离不开地理，二者是分不开的。其中还包括人文物产知识。这一个问题要涉及多方面的知识，所以学习时要有联系，要注意联想，要全面。”
他经常在散步时随口考查我们一些历史、地理知识，以这种方式督促我们学习。有一次，陈云听说我们买了一张世界地图和一张中国地图挂在值班室，就笑着说：“我考试考得四邻不安，你们知道考完中国地理还要考世界地理。我书柜里有两本《各国概况》（上下册）和一本《世界知识年鉴》，你们拿去看吧……”
陈云同志身上另一个品质就是实事求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
有一年春节前陈云在杭州汪庄会见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及省委常委，他把事先题写的一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条幅送给了李泽民。陈云告诉大家：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全部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他说：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才是最靠得住的。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怎么做到实事求是，当然就是搞调查研究。在花了很长时间讲了对这15个字的理解后他补充说：“我还有一个意见，请你们考虑。搞调查研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陈云同志自己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一个时期，媒体对农村万元户的宣传过热。热到一些不了解农村情况的人还以为万元户成了普遍现象。陈云是不相信这种宣传的，因为他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他担心这种脱离实际的宣传，会导致一些领导者昏昏然，作出不切实际的决策。 1985年夏天，我回乡探亲之前，他交代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对我们村农民的收入情况做一次认真的调查。
陈云手迹
我的家乡位于豫西北，是一个有3000多人口的大村，是乡政府所在地。这里一马平川，交通便利，土地肥沃，人均耕地一亩半多，全部水浇地，以种植业为主，生活水平中游。回到村里，我以亲戚、邻居、同学家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并做了笔记。
回来后，我向陈云汇报了我的调查情况：“我对姐姐家、岳父家和街坊邻居家、同学家做了调查，全家一年地里所打的粮食、棉花、药材等折成款，再加上养些猪呀、鸡呀这些收入，减去所有的投资，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水电、提留、饲料等费用，最后算下来，结果是人均一年收入不到200块钱。”我还告诉他：“我们村没有万元户，在我们的邻村也没听说有，在整个县有。万元户是个别的，占的比例小得很，这些人多是一些做生意的，属于暴富。”
不光是我，但凡有工作人员回乡，他都分派有调查任务。厨师晏晓章家是江西的，反馈回来的情况是人均年收入200元。秘书顾宗宏岳父家是河北的，连家里的柴禾都算上才130元。警卫员朱吉星家是山东的，反馈的情况是人均收入也不到200元……陈云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成果在当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讲话中体现了出来：“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抓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得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
问：您照顾陈云同志的日常起居，与陈云同志及他家人朝夕相处，对陈云的家风有什么感受？
答：陈云的品格风范在党内有口皆碑，陈云束身自重，对自己要求很严，家风塑造主要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生活简朴和廉洁自律。
陈云生活简朴，一把七毛五分钱的刮胡刀，用了整整60年。他给我讲过这把刮胡刀的来历：1935年他从上海乘苏联轮船到海参崴，上了船后，发现自己的胡子好长，想到应该刮刮胡子，可是没有刮胡刀，自己上岸买又怕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于是就把钱交给苏联船员，请船员下船去帮他买了这把刮胡刀。
他的棉被心是日军投降后韩光送给他的，穿了整整39年，打了32处补丁，后来捐赠给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他常穿的三条毛裤，布满了大大小小若干个补丁。他一直替换使用的两根质地像军用宽背包带的腰带，在我刚到他身边工作时就已经发毛、脱线，用黄布缝补过，一直用到他去世。他每天用的一把牛筋梳子，一直用了45年，断齿15根……
能反映他廉洁自律的事情就更多了，我讲一件小事。1985年5月的一天上午，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同志送来了一台日本产的比较高级的收录机。当时陈云正在和许秘书谈话，不便打扰，这位同志就把收录机放到值班室，并嘱托我转达这是中直管理局送给首长们用的，送了好几台，别的都比较大，这台小一点。首长的利用率高，使用起来也方便。
陈云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每天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6点半或7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及早、中、晚三次“国际新闻与时事”。对他来说，收录机是不可或缺的。此前，他一直使用着一台砖头那么大，只有一个喇叭的小收录机，是他的小女儿陈伟兰买给他的。因为年头久，这台收录机已经太旧了，音质差、噪音大，这次拿来的这台新收录机有四个喇叭，音质很好。于是午饭前，我把这台收录机送到他办公室，简单介绍了机子的来历和功能，把新机子给换上就吃饭去了。
没想到午休时，他躺了一个小时未能入眠，下午一起床就让我去叫许秘书。许秘书来后，他说：“中午没睡好觉，就是这个录音机给闹的。这是怎么回事？”许秘书给他做了一番解释，但他还是坚决地说：“你告诉他们，把这个机子拿走。”
下午他工作忙，没有再顾及此事。吃过晚饭，到了听新闻的时间了，我赶忙把频道调好，并试探着说：“新闻马上就开始了，来不及换机子了，首长就先听一会儿吧！”我想：他听后也许会因为这个机子好而把它留下。谁知他听完新闻就叫我，说：“这个机子好是好，但我还是用自己的好，我这个旧机子是130块钱买的，自己掏钱用着踏实。”我还试图劝他留下，但他不容置疑地说：“我不用，不开此例。”
我不得不又“请出”原来那台又旧又小的收录机。晚上睡觉前，他语重心长地说：“把那个录音机拿走了，我心里也踏实。”
陳云使用了60年的刮胡刀
又过了大约半年，儿子陈元为陈云送来一台新收录机。
陈云问：“这是哪里来的？”
陈元说：“这是我用工资给爸爸买的。音质还可以，你这个机子也该换了。”
他满意地说：“用自己的钱买来的可以，不要用公家的钱。”
陈元走后，他指着新收录机说：“这是儿子孝敬老子的，自己花的钱，心里踏实。”
问：陈云同志戎马一生，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晚年有没有跟您提起他年轻时候的事情？
答：陈云给我讲过很多生动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长征时他出川的一段经历。
红军长征前，中共中央主要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同共产国际联系，由于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这一联系中断。而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都需要尽快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争取支持。因此，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让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我日记中记录有陈云给我讲的他的这段经历： 当时我离开红军队伍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个中央领导知道，刘伯承亲笔写了两封信让我带着。
从四川到上海一路都是国民党统治区。我打扮成商人，化名叫廖家骏，有个小学校长陪着，事先预料会碰到国民党的小股部队，果然路上碰到了国民党的一个班，我就装着解手，混过去了。后来在教育局长家吃饭，只吃饭，不说话，因为教育局长的哥哥是国民党军的营长，我怕不是本地口音暴露了身份。
到了成都，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去找刘伯承的一个朋友，这个人是银行总经理。他问我姓什么，我说姓廖，开始他不敢接待，我就吓唬他说：“那我去住旅馆。”他赶快说：“那怎么行！”我就住在了他那里。我让一个当差的去买两包“白金龙”香烟，给了他五块钱，找的零钱都不要了。那个当差的说：“廖先生很有钱。”又一个当差的问我：“廖先生，还有什么事要办吗？”我又给了他五块钱，让他去买点东西，剩的钱又归他了。晚上我去洗澡，警察见了都赶快给我打敬礼，因为我是总经理的客人。洗澡时我不敢让别人搓背，因为身上穿的是绸衫，可脚上有老厚的茧子，与身份不相符，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在成都住了一晚上，离开成都时，我要当差的给拿些信纸信封来，说要给总经理写信，然后，我把多余的印有他们银行名字的信纸信封都装起来带走了，以便日后有情况时好冒充他们银行的职员。到延安以后我给周总理、邓大姐、刘伯承等人讲起这件事，他们都说当时要这信纸信封要得好。
从成都到了重庆，又拿着刘伯承的信去找刘伯承的弟弟。他是开药铺的。我找到了药铺，那里人说他不在。我说：“他不在我就到他家去找。”那个人说：“你认识他家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不就是爬十八层楼梯嘛。”刘伯承告诉了我他家的详细地址。说着我就去了他家。刘伯承的弟弟当时也在药铺，他赶快回家，一个劲地向我道歉：“实在对不起，刚才在铺里怠慢了你。”原来他以前上过当。我在他家住了个把星期。
我是半路长征，从屁股后头出来的。在重庆，刘伯承的弟弟给我买的船票。那个小学校长陪了我一路，并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我姓廖，是中央的大官。
船顺江而下，到武昌，别人都下船了，我对同船上的人说我不下去了。没敢下去，这里国民党特务很多。那时，四川发行的货币只能在四川用，到上海不能用。在重庆我把剩余的路费川币换了一只金戒指，反正金子在哪儿都通用。后来就顺利到了上海。
有一次，他指着卧室抽屉柜上的一只旧皮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皮箱比你们的年龄都大。”
一位新来的护士说：“这不是您出川时用的嘛！”
他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出川时用的呢？”
“我在电视里看到的，看您出川时提着这只箱子。有部电视剧《陈云出川》就是演首长的，演首长的那个演员还挺像首长呢。”
他听说有这么部电视剧，很不高兴，让找来该电视剧的剧本，让秘书读给他听。
此后不久的一天，陈云听完评弹磁带后关了收音机。在我换磁带时，他突然问：“你看过《陈云出川》这部电视剧吗？”
我答道：“看过。我觉得这个电视剧还可以。但我认为首长平时给我们讲的一些出川时的情况比电视剧的内容还要精彩，可惜这些他们不知道，没有写进去，很遗憾。”
他说：“我历来是不主张搞这些东西的，长征的时候牺牲了多少人，有多少好故事，我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就因为我是陈云，是个大官，他们才写这个电视剧的嘛。就这件事我要发一个声明：这个电视剧与事实有出入，拍这个电视剧我本人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后来就没有再上演。
陈云是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他丰富而又曲折的经历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在生前，他一直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扣下”。陈云曾经写下这样一张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他写完后对我说：“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这样做。”他的一生正是这样做的。
陈云出川时使用过的旧皮箱
这之后还有一件事情，有一天早上他拿起一张写有字的旧台历纸给我，上面写着：“《四保临江》不拍。”这是他前一天晚上睡觉前想到后怕忘了，随手写下的，他说：“你马上告诉许秘书，《四保临江》不要拍，剧本我不看。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役多了，这只是一个小的战役，不值得拍。”他接着又说：“电视剧的事（指他的声明），发到政治局委员。这个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
陈云就是这样一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而又淡泊名利的人。正如他老人家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所说：“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个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轉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他不光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问：您能否回忆一下陈云同志晚年有哪些兴趣爱好？
答：评弹和书法是陈云晚年的两大爱好。
他认为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结合起来的艺术，内容丰富，演唱细腻。他曾和我讲过：“我10岁前就听书，先是跟舅舅去听，听上瘾了，有时候大人不去自己也想去，没有钱不能进书场就偷偷去听，有时就站在外面听。”他说他是听“戤壁书”出身，听“英烈”的。戤是方言，斜靠的意思，过去流行在书场听白书，一般都站在墙边，将身体靠在墙上，所以叫“戤壁书”，也叫听“站书”。由于是悄悄地站在阴暗处听书，因此有一个俏皮的说法，叫听“英烈”，即“阴立”的谐音。
陈云在欣赏评弹节目
晚年陈云听的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怕是独一无二的。他所存的录音磁带有700多盘，90%以上是评弹磁带。这些磁带分两种：一种是盒式磁带，另一种是开盘式磁带。盒式磁带中，他最爱听的是《玉蜻蜓》分回《骗上辕门》，这盘磁带平时就摆放在他的小收录机旁，方便随时听。开盘式磁带中，他最爱听的是《文武香球》（一套23盘），其次是《包公和狄青》《七侠五义》《闹东京》《霸王庄》《玉蜻蜓》，评话《英烈》等。就在他去世的前夜，他点名要听《闹东京》，一直听到夜里11点多钟。
他听的开盘式磁带，装了24个木箱，一箱装满是34盘。陈云的许多开盘式磁带堪称“珍品”。这其中有不少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录制的。比如他最爱听的《文武香球》，是1963年在苏州录制的。还有他保存的一些过去著名演员的演唱录音，有的甚至成了“孤本”，在评弹之乡的上海、苏州、杭州都找不到这些珍贵的录音了。
由于年代久了，磁带质地变脆，尤其是过去用透明胶粘接过的地方，使用时常发生断带现象。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一把医用剪刀和一卷透明胶布，以备随时接磁带用。1988年，怕将来无法翻录，他决定抢救这些旧磁带，这年10月他去杭州之前，亲自将需要翻录的评弹磁带挑选出来，带到杭州。1989年3月20日，何占春等来看望他时，他将这个事情委托给了何占春，一批旧磁带因此得以重新录制。
1987年6月11日上午，陈云让我帮他找一盘多年不听的评弹磁带，叫《活电话簿》。因为这盘带所装的盒子是后来换的旧盒，盒子两边贴着不同的名字，《活电话簿》的名字正好朝里，所以我找了好半天也没找着。陈云以为我没听清楚，就将这四个字写在一张旧台历纸上交给我，并提醒道：“不是小盘子，也不是很大的盘子，放在旧箱子的靠左边。”我按他的话，将旧箱子靠左边的磁带逐个打开来看，果然发现了这盘磁带。这还是当年他自己放的位置，我吃惊于时隔多年他仍记得如此清楚。他见我感到惊奇，便用右手食指指指自己的头，又跷起大拇指，那意思是说：怎么样？老汉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嘛！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海瑞》呀这些磁带都赶快收起来了，怕红卫兵抄家给抄走了。这一盘带（即《活电话簿》）就放在外边，因为红卫兵不会要的。”
陈云关注评弹事业的发展，总是抽出时间与艺人们一道研究如何发展评弹艺术的问题，他要求有数百年历史的评弹艺术与时代相结合，充分提高其艺术魅力和生命力。他对评弹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他说：“出人，就是要热心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使他们尽快地跟上甚至超过老一辈;出书，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的书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是要多写多编新书;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做到这几条，曲艺就定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不断发展，日益繁荣。”
陈云在练书法
陈云晚年的另一大爱好是书法，从1984年6月到1994年，陈云晚年练了整整十年书法。
他曾说过，他上小学时，每天早晨都要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练字就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每天基本都要抽出时间练字。上午坚持练字一个小时，后来身体条件不允許后改为40分钟，开始是坐着在8开的小张宣纸上写，后来站着悬肘写大张条幅，一站40分钟。他也要求孙子孙女们练好毛笔字。要求他们把练习毛笔字当成作业每天写，他要检查作业，当面考试。1983年他在接见全国少先队夏令营的小朋友之前，为全国少年儿童题词，勉励孩子们“从小要练好毛笔字”，他还建议教育部要重视小学生的毛笔字训练。
练字时，遇到拿不准的字，他就让身边的同志给查字典（陈云晚年患有眼疾，看字典上的小字费力），我们就把查到的字用毛笔写成大大的楷书交给他。他写完字后也总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吗？”
陈云喜爱书法，勤习书法，但题词送字却十分慎重。有一回，他的家乡有人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同时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秘书向他报告后，他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我一题，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成立这家公司了。他嘱咐秘书把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而且要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1988年6月的一天，他跟我说：“小贺（陈云身边工作人员——编者注）告诉我，前几天她拿着我写给她的字到荣宝斋去装裱，被一个外国人看见了，这个外国人对小贺说：‘我给你一万美金，把这张字卖给我吧。’小贺说不卖。她做得对，我的字不能卖，要是让坏人买去，那就作为他吹牛的资本了。”
问：陈云同志晚年在很多重大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重新组建了中纪委，他连续担任两届九年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对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能否介绍一两件您见证的这方面的事情？
答：我讲一件事，大概是在1985年底，某些大报经常刊登外国的产品广告，以外国轿车广告为多。就在那段时间里，在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中，乘坐进口轿车之风越来越盛，而且车的档次也越来越高。对此，群众很有意见，报纸和内参时有披露。当时身兼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对此也十分关注。
1986年1月的一天，陈云说：“小米，你告诉许秘书，开一辆德国产的‘奔驰’轿车来，我要看看它有多高级。” 我说：“那就看看‘奔驰500’，现在是最高级的车了。首长什么时间看呀？”
“明天上午吧。”午睡前，他又说：“明天再开一辆日本的‘皇冠’和国产的‘上海’车来。”
第二天上午，“奔驰”“皇冠”“上海”三辆车鱼贯开进了他住所的一块场地，车头都朝西停放，“上海”停在西南角，“皇冠”停靠西北角，“奔驰500”防弹轿车停在一进大门的东北角。
快11点钟时，他来到停车的地方，许秘书分别介绍轿车的性能和特点。望着锃亮的进口高级轿车，我觉察到他脸色有点严肃。他径直向“皇冠”车走去，坐在了车后排左侧的座位上，认真地看了看轿车的内体，右手使劲地在座位上按了按，用拳头捶了两下座位靠背，接着说：“我看这车不能坐，再好也不能坐！为什么要买呢？摆阔气？！下车。”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坐外国小轿车，前后总共不到三分钟时间。
下了“皇冠”，他来到“上海”轿车前，我随手拉开面前的车门，他坐在“上海”轿车后排右侧座位上，有意识地端坐着，往靠背上靠了靠，摸了摸车座、靠背，看了车的内体设施后下车。
他指着“上海”问许秘书：“这车多少钱？”
许秘书说：“‘上海’一辆车是人民币两万五，‘奔驰’车一辆是九万六，而且要用外汇。”
这时，他跷起大拇指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上海’车很好！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又说：“买进口车是需要外汇的，国家外汇有限，买汽车花那么多外汇，别的大事就干不成了。”
他望着“上海”，又一次伸出大拇指，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歇后语：“瘌痢头儿子——还是自己的好！”
他转身准备回房间，许秘书指着“奔驰”说：“这一辆才高级呢，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级的了。”
他扭头看了一眼“奔驰”，我问：“坐不坐？”“我懒得坐！”他干脆而肯定地回答。
看完轿车，回到办公室，他又说：“还是我的两句话，吃光花光，没有希望。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些进口车都干什么用了？就是少数人摆阔气、图享受嘛。群众有意见呀！这样做只能距离群众越来越远。脱离了群众，那是危险的。有些领导干部坐在那个位置上，头脑就发昏了，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们还不到摆阔气的时候，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1954年我就说过，革命胜利了，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容易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还是我过去说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老汉不坐外国车。花国家那么多外汇买一辆车，坐着心里也不安，不踏实呀！还是坐我们国產车心里踏实，老汉就坐红旗车。”
陈云（中）同赵天元夫妇在一起
此后不久，他将中纪委办公厅反映某国家机关有四位省部级干部向下属单位要高级小轿车一事的简报批转胡耀邦、胡启立，并在批语中指出：“自己有车，还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车，这样的事，在高级干部中，可能不仅这几位同志。中央要求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作表率。我建议，作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如同意，请将我的意见批发给在京中委、中顾委、中纪委成员和党政军各部委，以便监督执行。”
不久，胡耀邦将这个批示批转给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军区，要求贯彻执行。198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严格控制进口小轿车……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
问：能否回忆一下您最初到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时的情景？
答：我是1978年参军来到中央警卫师（后来的中央警卫团）的，入伍第三年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中央警卫团干部科，和我同去的还有其他大队的几位同志，在一个会议室里我被三位领导模样的同志询问了工作和家庭情况。不久后的一天上午，教导员通知我到中南海西楼找中央警卫局牟副局长，他说：“根据工作需要，准备调你到陈云同志身边做警卫工作……”陈云是我们党的元老，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向往又激动。
两天后的上午，牟副局长带我去见陈云。来到陈云办公室，牟副局长向他简单介绍了我。我向他问好，他一边答应着，一边笑着朝我点头，随手接过牟副局长递过去的写有我名字的纸条，看过我的名字后他问：“赵钱孙李，天元（圆）地方。什么地方人呀？”
我说：“河南沁阳。”
牟副局长示意我写在纸上。桌上有旧台历纸，我就在其中一张旧台历纸上写下“河南沁阳”四个字。
他看着说：“河南沁阳，产小米的地方，那小米过去是给皇帝进贡的。你知道吗？”
“我只知道老家的小米好吃，可不知道过去还是给皇帝进贡的。”
“你们那里的小米好哇，回去可以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都知道……”他笑了。
散步的时间到了，我们陪同陈云走出屋外。他边走边指着我对大家说：“这位小同志是‘第一’，赵钱孙李，赵是第一，天、元也都是第一。你有弟弟吗？你要是有个弟弟，就该让他叫地方了，天元（圆）地方嘛。”说得周围的人都笑起来。这一笑，使我刚来时那种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有一位北京医院的护士叫赵贵华，陈云每次喊“小赵”，我们两个都齐声答应。后来有一次，陈云突然对我说：“你们沁阳不是产小米吗？那就叫你赵小米吧，可以吗？”
我说：“可以，这就分清了。”从此，“小米”这个名字就渐渐叫开了。
问：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十年，陈云同志身上哪些品质让您印象深刻？
答：陈云身上有很多优秀品质值得我学习。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酷爱学习、善于学习;二是他凡事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
学习是陈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曾说过：“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進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或者不愿学习。我们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是难得有机会长时期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
时至晚年，他的学习兴致仍不减当年，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常在学习上给大家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
他总跟我说：“‘小米’，你还年轻，要多学点东西。哲学一定要学，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对你一辈子都有好处。”他还说：“哲学要学会学通不容易。学习的时候要做笔记，把遇到的问题记下来，可以找几个人讨论讨论……”
有一次，我在王府井书店买了两本《简明世界通史》。陈云知道后说：“怎么不买中国的呢？应该先看中国的，再看世界的。你应该先看正统的史书。……学习历史先读现在的教科书就行。学了历史同时也就学了地理了，因为历史事件离不开地理，二者是分不开的。其中还包括人文物产知识。这一个问题要涉及多方面的知识，所以学习时要有联系，要注意联想，要全面。”
他经常在散步时随口考查我们一些历史、地理知识，以这种方式督促我们学习。有一次，陈云听说我们买了一张世界地图和一张中国地图挂在值班室，就笑着说：“我考试考得四邻不安，你们知道考完中国地理还要考世界地理。我书柜里有两本《各国概况》（上下册）和一本《世界知识年鉴》，你们拿去看吧……”
陈云同志身上另一个品质就是实事求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
有一年春节前陈云在杭州汪庄会见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及省委常委，他把事先题写的一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条幅送给了李泽民。陈云告诉大家：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全部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他说：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才是最靠得住的。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怎么做到实事求是，当然就是搞调查研究。在花了很长时间讲了对这15个字的理解后他补充说：“我还有一个意见，请你们考虑。搞调查研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陈云同志自己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一个时期，媒体对农村万元户的宣传过热。热到一些不了解农村情况的人还以为万元户成了普遍现象。陈云是不相信这种宣传的，因为他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他担心这种脱离实际的宣传，会导致一些领导者昏昏然，作出不切实际的决策。 1985年夏天，我回乡探亲之前，他交代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对我们村农民的收入情况做一次认真的调查。
我的家乡位于豫西北，是一个有3000多人口的大村，是乡政府所在地。这里一马平川，交通便利，土地肥沃，人均耕地一亩半多，全部水浇地，以种植业为主，生活水平中游。回到村里，我以亲戚、邻居、同学家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并做了笔记。
回来后，我向陈云汇报了我的调查情况：“我对姐姐家、岳父家和街坊邻居家、同学家做了调查，全家一年地里所打的粮食、棉花、药材等折成款，再加上养些猪呀、鸡呀这些收入，减去所有的投资，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水电、提留、饲料等费用，最后算下来，结果是人均一年收入不到200块钱。”我还告诉他：“我们村没有万元户，在我们的邻村也没听说有，在整个县有。万元户是个别的，占的比例小得很，这些人多是一些做生意的，属于暴富。”
不光是我，但凡有工作人员回乡，他都分派有调查任务。厨师晏晓章家是江西的，反馈回来的情况是人均年收入200元。秘书顾宗宏岳父家是河北的，连家里的柴禾都算上才130元。警卫员朱吉星家是山东的，反馈的情况是人均收入也不到200元……陈云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成果在当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讲话中体现了出来：“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抓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得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
问：您照顾陈云同志的日常起居，与陈云同志及他家人朝夕相处，对陈云的家风有什么感受？
答：陈云的品格风范在党内有口皆碑，陈云束身自重，对自己要求很严，家风塑造主要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生活简朴和廉洁自律。
陈云生活简朴，一把七毛五分钱的刮胡刀，用了整整60年。他给我讲过这把刮胡刀的来历：1935年他从上海乘苏联轮船到海参崴，上了船后，发现自己的胡子好长，想到应该刮刮胡子，可是没有刮胡刀，自己上岸买又怕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于是就把钱交给苏联船员，请船员下船去帮他买了这把刮胡刀。
他的棉被心是日军投降后韩光送给他的，穿了整整39年，打了32处补丁，后来捐赠给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他常穿的三条毛裤，布满了大大小小若干个补丁。他一直替换使用的两根质地像军用宽背包带的腰带，在我刚到他身边工作时就已经发毛、脱线，用黄布缝补过，一直用到他去世。他每天用的一把牛筋梳子，一直用了45年，断齿15根……
能反映他廉洁自律的事情就更多了，我讲一件小事。1985年5月的一天上午，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同志送来了一台日本产的比较高级的收录机。当时陈云正在和许秘书谈话，不便打扰，这位同志就把收录机放到值班室，并嘱托我转达这是中直管理局送给首长们用的，送了好几台，别的都比较大，这台小一点。首长的利用率高，使用起来也方便。
陈云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每天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6点半或7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及早、中、晚三次“国际新闻与时事”。对他来说，收录机是不可或缺的。此前，他一直使用着一台砖头那么大，只有一个喇叭的小收录机，是他的小女儿陈伟兰买给他的。因为年头久，这台收录机已经太旧了，音质差、噪音大，这次拿来的这台新收录机有四个喇叭，音质很好。于是午饭前，我把这台收录机送到他办公室，简单介绍了机子的来历和功能，把新机子给换上就吃饭去了。
没想到午休时，他躺了一个小时未能入眠，下午一起床就让我去叫许秘书。许秘书来后，他说：“中午没睡好觉，就是这个录音机给闹的。这是怎么回事？”许秘书给他做了一番解释，但他还是坚决地说：“你告诉他们，把这个机子拿走。”
下午他工作忙，没有再顾及此事。吃过晚饭，到了听新闻的时间了，我赶忙把频道调好，并试探着说：“新闻马上就开始了，来不及换机子了，首长就先听一会儿吧！”我想：他听后也许会因为这个机子好而把它留下。谁知他听完新闻就叫我，说：“这个机子好是好，但我还是用自己的好，我这个旧机子是130块钱买的，自己掏钱用着踏实。”我还试图劝他留下，但他不容置疑地说：“我不用，不开此例。”
我不得不又“请出”原来那台又旧又小的收录机。晚上睡觉前，他语重心长地说：“把那个录音机拿走了，我心里也踏实。”
又过了大约半年，儿子陈元为陈云送来一台新收录机。
陈云问：“这是哪里来的？”
陈元说：“这是我用工资给爸爸买的。音质还可以，你这个机子也该换了。”
他满意地说：“用自己的钱买来的可以，不要用公家的钱。”
陈元走后，他指着新收录机说：“这是儿子孝敬老子的，自己花的钱，心里踏实。”
问：陈云同志戎马一生，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晚年有没有跟您提起他年轻时候的事情？
答：陈云给我讲过很多生动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长征时他出川的一段经历。
红军长征前，中共中央主要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同共产国际联系，由于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这一联系中断。而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都需要尽快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争取支持。因此，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让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我日记中记录有陈云给我讲的他的这段经历： 当时我离开红军队伍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个中央领导知道，刘伯承亲笔写了两封信让我带着。
从四川到上海一路都是国民党统治区。我打扮成商人，化名叫廖家骏，有个小学校长陪着，事先预料会碰到国民党的小股部队，果然路上碰到了国民党的一个班，我就装着解手，混过去了。后来在教育局长家吃饭，只吃饭，不说话，因为教育局长的哥哥是国民党军的营长，我怕不是本地口音暴露了身份。
到了成都，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去找刘伯承的一个朋友，这个人是银行总经理。他问我姓什么，我说姓廖，开始他不敢接待，我就吓唬他说：“那我去住旅馆。”他赶快说：“那怎么行！”我就住在了他那里。我让一个当差的去买两包“白金龙”香烟，给了他五块钱，找的零钱都不要了。那个当差的说：“廖先生很有钱。”又一个当差的问我：“廖先生，还有什么事要办吗？”我又给了他五块钱，让他去买点东西，剩的钱又归他了。晚上我去洗澡，警察见了都赶快给我打敬礼，因为我是总经理的客人。洗澡时我不敢让别人搓背，因为身上穿的是绸衫，可脚上有老厚的茧子，与身份不相符，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在成都住了一晚上，离开成都时，我要当差的给拿些信纸信封来，说要给总经理写信，然后，我把多余的印有他们银行名字的信纸信封都装起来带走了，以便日后有情况时好冒充他们银行的职员。到延安以后我给周总理、邓大姐、刘伯承等人讲起这件事，他们都说当时要这信纸信封要得好。
从成都到了重庆，又拿着刘伯承的信去找刘伯承的弟弟。他是开药铺的。我找到了药铺，那里人说他不在。我说：“他不在我就到他家去找。”那个人说：“你认识他家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不就是爬十八层楼梯嘛。”刘伯承告诉了我他家的详细地址。说着我就去了他家。刘伯承的弟弟当时也在药铺，他赶快回家，一个劲地向我道歉：“实在对不起，刚才在铺里怠慢了你。”原来他以前上过当。我在他家住了个把星期。
我是半路长征，从屁股后头出来的。在重庆，刘伯承的弟弟给我买的船票。那个小学校长陪了我一路，并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我姓廖，是中央的大官。
船顺江而下，到武昌，别人都下船了，我对同船上的人说我不下去了。没敢下去，这里国民党特务很多。那时，四川发行的货币只能在四川用，到上海不能用。在重庆我把剩余的路费川币换了一只金戒指，反正金子在哪儿都通用。后来就顺利到了上海。
有一次，他指着卧室抽屉柜上的一只旧皮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皮箱比你们的年龄都大。”
一位新来的护士说：“这不是您出川时用的嘛！”
他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出川时用的呢？”
“我在电视里看到的，看您出川时提着这只箱子。有部电视剧《陈云出川》就是演首长的，演首长的那个演员还挺像首长呢。”
他听说有这么部电视剧，很不高兴，让找来该电视剧的剧本，让秘书读给他听。
此后不久的一天，陈云听完评弹磁带后关了收音机。在我换磁带时，他突然问：“你看过《陈云出川》这部电视剧吗？”
我答道：“看过。我觉得这个电视剧还可以。但我认为首长平时给我们讲的一些出川时的情况比电视剧的内容还要精彩，可惜这些他们不知道，没有写进去，很遗憾。”
他说：“我历来是不主张搞这些东西的，长征的时候牺牲了多少人，有多少好故事，我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就因为我是陈云，是个大官，他们才写这个电视剧的嘛。就这件事我要发一个声明：这个电视剧与事实有出入，拍这个电视剧我本人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后来就没有再上演。
陈云是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他丰富而又曲折的经历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在生前，他一直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扣下”。陈云曾经写下这样一张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他写完后对我说：“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这样做。”他的一生正是这样做的。
这之后还有一件事情，有一天早上他拿起一张写有字的旧台历纸给我，上面写着：“《四保临江》不拍。”这是他前一天晚上睡觉前想到后怕忘了，随手写下的，他说：“你马上告诉许秘书，《四保临江》不要拍，剧本我不看。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役多了，这只是一个小的战役，不值得拍。”他接着又说：“电视剧的事（指他的声明），发到政治局委员。这个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
陈云就是这样一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而又淡泊名利的人。正如他老人家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所说：“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个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轉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他不光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问：您能否回忆一下陈云同志晚年有哪些兴趣爱好？
答：评弹和书法是陈云晚年的两大爱好。
他认为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结合起来的艺术，内容丰富，演唱细腻。他曾和我讲过：“我10岁前就听书，先是跟舅舅去听，听上瘾了，有时候大人不去自己也想去，没有钱不能进书场就偷偷去听，有时就站在外面听。”他说他是听“戤壁书”出身，听“英烈”的。戤是方言，斜靠的意思，过去流行在书场听白书，一般都站在墙边，将身体靠在墙上，所以叫“戤壁书”，也叫听“站书”。由于是悄悄地站在阴暗处听书，因此有一个俏皮的说法，叫听“英烈”，即“阴立”的谐音。
晚年陈云听的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怕是独一无二的。他所存的录音磁带有700多盘，90%以上是评弹磁带。这些磁带分两种：一种是盒式磁带，另一种是开盘式磁带。盒式磁带中，他最爱听的是《玉蜻蜓》分回《骗上辕门》，这盘磁带平时就摆放在他的小收录机旁，方便随时听。开盘式磁带中，他最爱听的是《文武香球》（一套23盘），其次是《包公和狄青》《七侠五义》《闹东京》《霸王庄》《玉蜻蜓》，评话《英烈》等。就在他去世的前夜，他点名要听《闹东京》，一直听到夜里11点多钟。
他听的开盘式磁带，装了24个木箱，一箱装满是34盘。陈云的许多开盘式磁带堪称“珍品”。这其中有不少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录制的。比如他最爱听的《文武香球》，是1963年在苏州录制的。还有他保存的一些过去著名演员的演唱录音，有的甚至成了“孤本”，在评弹之乡的上海、苏州、杭州都找不到这些珍贵的录音了。
由于年代久了，磁带质地变脆，尤其是过去用透明胶粘接过的地方，使用时常发生断带现象。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一把医用剪刀和一卷透明胶布，以备随时接磁带用。1988年，怕将来无法翻录，他决定抢救这些旧磁带，这年10月他去杭州之前，亲自将需要翻录的评弹磁带挑选出来，带到杭州。1989年3月20日，何占春等来看望他时，他将这个事情委托给了何占春，一批旧磁带因此得以重新录制。
1987年6月11日上午，陈云让我帮他找一盘多年不听的评弹磁带，叫《活电话簿》。因为这盘带所装的盒子是后来换的旧盒，盒子两边贴着不同的名字，《活电话簿》的名字正好朝里，所以我找了好半天也没找着。陈云以为我没听清楚，就将这四个字写在一张旧台历纸上交给我，并提醒道：“不是小盘子，也不是很大的盘子，放在旧箱子的靠左边。”我按他的话，将旧箱子靠左边的磁带逐个打开来看，果然发现了这盘磁带。这还是当年他自己放的位置，我吃惊于时隔多年他仍记得如此清楚。他见我感到惊奇，便用右手食指指指自己的头，又跷起大拇指，那意思是说：怎么样？老汉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嘛！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海瑞》呀这些磁带都赶快收起来了，怕红卫兵抄家给抄走了。这一盘带（即《活电话簿》）就放在外边，因为红卫兵不会要的。”
陈云关注评弹事业的发展，总是抽出时间与艺人们一道研究如何发展评弹艺术的问题，他要求有数百年历史的评弹艺术与时代相结合，充分提高其艺术魅力和生命力。他对评弹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他说：“出人，就是要热心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使他们尽快地跟上甚至超过老一辈;出书，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的书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是要多写多编新书;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做到这几条，曲艺就定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不断发展，日益繁荣。”
陈云晚年的另一大爱好是书法，从1984年6月到1994年，陈云晚年练了整整十年书法。
他曾说过，他上小学时，每天早晨都要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练字就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每天基本都要抽出时间练字。上午坚持练字一个小时，后来身体条件不允許后改为40分钟，开始是坐着在8开的小张宣纸上写，后来站着悬肘写大张条幅，一站40分钟。他也要求孙子孙女们练好毛笔字。要求他们把练习毛笔字当成作业每天写，他要检查作业，当面考试。1983年他在接见全国少先队夏令营的小朋友之前，为全国少年儿童题词，勉励孩子们“从小要练好毛笔字”，他还建议教育部要重视小学生的毛笔字训练。
练字时，遇到拿不准的字，他就让身边的同志给查字典（陈云晚年患有眼疾，看字典上的小字费力），我们就把查到的字用毛笔写成大大的楷书交给他。他写完字后也总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吗？”
陈云喜爱书法，勤习书法，但题词送字却十分慎重。有一回，他的家乡有人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同时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秘书向他报告后，他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我一题，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成立这家公司了。他嘱咐秘书把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而且要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1988年6月的一天，他跟我说：“小贺（陈云身边工作人员——编者注）告诉我，前几天她拿着我写给她的字到荣宝斋去装裱，被一个外国人看见了，这个外国人对小贺说：‘我给你一万美金，把这张字卖给我吧。’小贺说不卖。她做得对，我的字不能卖，要是让坏人买去，那就作为他吹牛的资本了。”
问：陈云同志晚年在很多重大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重新组建了中纪委，他连续担任两届九年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对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能否介绍一两件您见证的这方面的事情？
答：我讲一件事，大概是在1985年底，某些大报经常刊登外国的产品广告，以外国轿车广告为多。就在那段时间里，在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中，乘坐进口轿车之风越来越盛，而且车的档次也越来越高。对此，群众很有意见，报纸和内参时有披露。当时身兼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对此也十分关注。
1986年1月的一天，陈云说：“小米，你告诉许秘书，开一辆德国产的‘奔驰’轿车来，我要看看它有多高级。” 我说：“那就看看‘奔驰500’，现在是最高级的车了。首长什么时间看呀？”
“明天上午吧。”午睡前，他又说：“明天再开一辆日本的‘皇冠’和国产的‘上海’车来。”
第二天上午，“奔驰”“皇冠”“上海”三辆车鱼贯开进了他住所的一块场地，车头都朝西停放，“上海”停在西南角，“皇冠”停靠西北角，“奔驰500”防弹轿车停在一进大门的东北角。
快11点钟时，他来到停车的地方，许秘书分别介绍轿车的性能和特点。望着锃亮的进口高级轿车，我觉察到他脸色有点严肃。他径直向“皇冠”车走去，坐在了车后排左侧的座位上，认真地看了看轿车的内体，右手使劲地在座位上按了按，用拳头捶了两下座位靠背，接着说：“我看这车不能坐，再好也不能坐！为什么要买呢？摆阔气？！下车。”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坐外国小轿车，前后总共不到三分钟时间。
下了“皇冠”，他来到“上海”轿车前，我随手拉开面前的车门，他坐在“上海”轿车后排右侧座位上，有意识地端坐着，往靠背上靠了靠，摸了摸车座、靠背，看了车的内体设施后下车。
他指着“上海”问许秘书：“这车多少钱？”
许秘书说：“‘上海’一辆车是人民币两万五，‘奔驰’车一辆是九万六，而且要用外汇。”
这时，他跷起大拇指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上海’车很好！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又说：“买进口车是需要外汇的，国家外汇有限，买汽车花那么多外汇，别的大事就干不成了。”
他望着“上海”，又一次伸出大拇指，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歇后语：“瘌痢头儿子——还是自己的好！”
他转身准备回房间，许秘书指着“奔驰”说：“这一辆才高级呢，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级的了。”
他扭头看了一眼“奔驰”，我问：“坐不坐？”“我懒得坐！”他干脆而肯定地回答。
看完轿车，回到办公室，他又说：“还是我的两句话，吃光花光，没有希望。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些进口车都干什么用了？就是少数人摆阔气、图享受嘛。群众有意见呀！这样做只能距离群众越来越远。脱离了群众，那是危险的。有些领导干部坐在那个位置上，头脑就发昏了，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们还不到摆阔气的时候，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1954年我就说过，革命胜利了，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容易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还是我过去说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老汉不坐外国车。花国家那么多外汇买一辆车，坐着心里也不安，不踏实呀！还是坐我们国產车心里踏实，老汉就坐红旗车。”
此后不久，他将中纪委办公厅反映某国家机关有四位省部级干部向下属单位要高级小轿车一事的简报批转胡耀邦、胡启立，并在批语中指出：“自己有车，还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车，这样的事，在高级干部中，可能不仅这几位同志。中央要求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作表率。我建议，作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如同意，请将我的意见批发给在京中委、中顾委、中纪委成员和党政军各部委，以便监督执行。”
不久，胡耀邦将这个批示批转给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军区，要求贯彻执行。198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严格控制进口小轿车……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