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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先生是我国近当代著名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和他早年在胡适家中“亲炙师教”有很大关系。他们之间的师生情，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段令人称道的佳话。笔者和罗尔纲先生相识，他送过笔者他写的《师门五年记》、《生涯六记》等多本著作，其中记述了他和胡适之间的这段令人难忘的师生情。
初进师门
1930年初夏，罗尔纲要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他想毕业后去搞历史研究工作，于是就给他的老师和校长胡适写了一封信，请他引荐去历史研究所。胡适对这个学生是了解的，他当中国公学校长时，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全校每年以成绩最优的5个学生应选，罗尔纲就获过奖。胡适对罗尔纲说，历史所远在北平，问罗愿不愿意到他家中去工作。罗尔纲觉得自己能“置身在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真是说不尽的欢喜”!
罗尔纲在胡适家中开始主要是抄录整理胡适父亲胡传(铁花)的遗集，并辅导胡适两个儿子的学习；还帮胡适整理图书和做一些学术工作。罗尔纲认为自己在胡适家是向他学做“考证”的“学徒”，除吃饭住房外，不能再受报酬，因此他坚决不肯收受胡适的任何报酬，每年让家里寄零用钱给他。
罗尔纲在胡适家第一年，主要是抄录整理胡传的遗稿。胡传是清代的一位地理学者，一生中，东北到吉林边疆，南到海南岛，东南到台湾，足迹所至，对地理学上多所订正；他还在清光绪年间参加过中俄交涉、中葡交涉、黄河河工、中日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并都有文书报告和日记详载其事，全部遗稿80万字，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可是这些原始材料经作者东涂西改，左添右补，难以辨认。抄写人要非常小心，且有耐心，有时还要用校勘方法，才能找出一点线索来。胡适搁置了许多年不曾找到一个适当的人来抄写和整理。罗尔纲一到胡家，便来做这样一件繁难的工作。他用了约9个月时间，才完成这一工作。这一工作，使罗尔纲养成了伏案工作时具有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也初步学到了校勘和考证的方法。
罗尔纲去胡家不久，胡适就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将家从上海搬往北平，罗尔纲也跟着去了北平。他在胡家前后5年，跟胡适学做考证的学问，怎样对材料进行辨伪，养成在做学问上“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到北平后，胡适打算动手考证《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问题，他要证明该书作者西周生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他借了两部《聊斋全集》的抄本，叫罗尔纲将其中的文、诗、词的目录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聊斋全集》对照，列一个对照表，校其异同。罗尔纲列出对勘表后，胡适据此写成一篇《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名《辨伪举例》)，就揭穿了石印本的捏造，把那些假证据都推翻了。胡适以此教导罗尔纲用对勘的方法解决考证问题，使罗尔纲获益一生。这成了罗尔纲后来解决太平天国史料辨伪，以及解决《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嚆矢。
罗尔纲刚到胡适家时，还是个学术“新手”，胡适根据罗尔纲具体情况来指导他的学术研究方向。罗尔纲在中国公学时，读过一些社会学著作，到胡适家后，白天工作，晚上就写《春秋战国民族史》。他根据的史料，主要是《左传》等先秦古籍和《史记》等。他把已写好的两章给胡适看。胡适看后说：你根据的(《左传》)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你。胡适劝罗尔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胡适这一“黑夜明灯般的指示”，从此改变了罗尔纲的研究方向，不久就使他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
对罗尔纲来说，胡适是个“严师”。罗尔纲在胡适家写的第一篇考证论文是《水浒传与天地会》，认为“天地会”这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名号、信条和组织，正是从《水浒传》的理想渊源来的。他把这篇论文送胡适看，胡适又帮他补充了一条材料，才拿去发表。接着，罗尔纲又写了一篇《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这是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个疑案。罗考证后认为“黄畹”即是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名人王韬的化名(虽然王本人否认)。胡适看后，说证据不够，叫罗慢慢补充证据，不要赶着发表。过了一阵儿，罗尔纲又增添了几条证据，重写后再送胡适看。胡认为证据还不够，亲自动手帮他找证据，找来王韬的著作和“黄畹”上太平军书作词句上的比较研究；又从图书馆找来王韬的手迹，作字迹上的对勘；还写信请人代查王韬人学的名字，等等。各项材料都收齐了，罗尔纲才写第三稿。胡适看后，认为这次证据充足，结论能站住了，让罗尔纲拿到北大《国学季刊》发表了。这是罗尔纲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考证论文。后来胡适教导他：“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以说三分话。”
罗尔纲在胡适指导下，写过多篇学术辨伪和考证论文。胡适教导他要懂得怀疑，要疑而后信。引起罗尔纲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动机的，是他在家乡怀疑一本薛福成所述张嘉祥故事的传说，结果考证史实，证明了薛福成记载的虚谬。这件事对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有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官书野乘对太平天国史事已经传说纷纭，甚至抱着某种目的伪造文献，因此罗尔纲按照胡适的教导，一开步走就存着怀疑的态度，从而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上开了一种辨伪考证的风气，一点一滴地把太平天国史上的伪传说、伪文件逐步推翻。罗尔纲说：“这一点小小的工作，都是从适之师给我的训练，给我的教训得来的。”
罗尔纲在胡家把自己当做一个“学徒”，然而胡适夫妇却把他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对他这个学生“熙熙如春阳”般的关怀，既一丝不苟，又处处为学生着想。胡适是个有名望有地位的大学者，他家常常是名流满座。罗尔纲拙于言辞，难免会有自卑感。胡适早就考虑到这一点，对人介绍罗时总是用“我的朋友罗尔纲”，并夸奖几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年轻人。胡适如有重要宴会，也一定要请罗尔纲参加。罗尔纲讲到这一点时说：“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得流起眼泪来。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再进师门
1931年，罗尔纲因母病，回广西两年。走前，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表示惜别之情。第二天胡适就给他回信，信的抬头称之为“尔纲弟”，并高度评价罗尔纲在他家的工作，说“你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超过我的期望的”；他说罗尔纲的家乡并不适宜做研究工作，如罗要再出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不过他向罗尔纲提了三个“条件”：一是罗不能再向老家取钱用；二是每月胡适送罗40元钱，“你不可再辞”；三是“你何时来，我寄100元给你作旅 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1934年春天，罗尔纲回到北平重入师门，胡适一家人热烈欢迎他。他到的头一天，胡适曾两次去车站接他不着，晚上又打电话到车站去问列车的消息。
这次到胡家，原先做的工作都已做完，罗尔纲的事已经不多，胡适就叫他去图书馆看书，搞研究，写考证论文。不过罗尔纲那种“狷介”的天性，使他不愿不劳而受老师家的款待，就提出要胡适介绍一件事做。胡适给他介绍了一个北大考古室的工作，月薪60元。不久，罗尔纲的妻小从老家搬来北平，他就在外面租了房子，每月开销要90元，还缺30元，于是罗尔纲决定公余时间写文章以补不足。按照当时的稿酬标准，他每月得写出并发表1.5万字才能凑够30元。这样，许多文章就成了“急就章”。胡适在报上看到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的由来》的短文，知道是罗尔纲写的，非常生气，就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责备他，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整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他分析了罗文的论据不能成立外，还说“你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罗尔纲收到胡适的责备信，一连四个晚上伏在桌上给老师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向老师恳切地表白他的感激，并报告他一年来的工作、研究和生活情况；还将他准备“研究清代军制计划”向老师作了汇报，请老师指导。胡适当时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接到信后，在炎炎酷暑中一天连写两封长信给罗尔纲，教导他不要有半点自满，鼓励他向金石学上努力，还指导他研究清代军制的方法。信中他还建议罗尔纲挑选研究金石最精的成果，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要用真姓名，因为“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的地位”。
1935年秋，罗尔纲发表了一篇《淮军的兴起》的文章，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看后极为赞赏，认为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的真相”。他通过吴晗约罗尔纲谈谈。翌年春，蒋廷黻要去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就推荐罗尔纲接任他在清华大学教授的中国近代史课。于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到北大找胡适商谈这件事。胡适刚听到时很高兴，因为他的一个无名学生已经让著名教授重视了；继之他却替罗尔纲辞谢了清华的邀请。罗尔纲的朋友知道后，愤愤不平，认为胡适在北大既不升罗尔纲的级，又不放去清华，是看不起他。当时罗尔纲住在外边，每到周日就到胡府去看看胡适儿子的功课。自此之后，罗尔纲的朋友就不准他去胡家，一到星期天就拉他到公园去玩。如是有两个月。一次，罗尔纲怀着踌躇趑趄的心情走进胡家，胡适知道他的心思，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胡适说，为你着想，还是留在北大好，到别的机关，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听了老师一番话，罗尔纲一腔热泪，涌上眉睫，他完全明白了适之师对他的爱护。后来，胡适决定北大给罗尔纲升级、加薪；还每月领中央研究院的津贴50元，以研究清代军制。这就完全解决了罗尔纲的家庭所需。罗尔纲后来说：“我这个人，性鲁行方，不会应付人事，不是适之师，谁能同他那样爱护我，体谅我，宽恕我，弃我之短而录我之长?”
比35个名誉博士学位更光荣的“小书”
1943年，罗尔纲应桂林一家出版社总编辑之约，将他在胡适家的学习工作情况写成一本小书《师门辱教记》。他之所以起这个书名是觉得有负师教和希望。此书1944年出版；1945年，罗尔纲又将此书修改后准备重印，出版者要胡适写篇序。胡适很看重罗尔纲这本小书，说这本小书给他的光荣，比他一生所得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可是胡适1948年才写好序，而当时的形势已不可能使此书重印了。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胡适和罗尔纲从此天各一方。又不久，大陆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批判胡适”运动，许多人表态、著文批判胡适，和他“划清界限”。罗尔纲因这一段和胡适的特殊交往关系，他们的师生情，使“胡适问题”“沉重地压在心头”，他不知如何“划清界限”。一次，他们的共同熟人、已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对罗尔纲说，最近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写了一篇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写得很好，叫罗尔纲找来看看。罗尔纲马上找来看了，他看后得到“启发”：“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限，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限了!”从此解决了他“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不过罗尔纲和胡适“划清界限”，主要还是学术思想方面。1937年初春，罗尔纲写的《太平天国史纲》出版，他马上送一本给胡适，胡在病中当天就看了，下午就把罗尔纲叫去，“厉声斥责”，说罗尔纲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的公正，等等。1952年“思想改造后”，罗尔纲认识到，这是“受了胡适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消极影响了。胡适这一个申饬是错误的，他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是应该批判的”。不过罗尔纲又说：“但他在病床上一个上午就赶看完了我那部十多万字的书，下午特地起床，扶病到楼下书房严肃地等候我。他那一片教学生的苦心却是可见的。”
然而，海峡那边的胡适却没有和罗尔纲“划清界限”。1952年，胡适在台湾向出版方取得《师门辱教记》的修改稿本。不久胡适去美，就将这部书稿带去美国。1958年，胡适回台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纪念日，又适逢老校长胡适68岁诞辰，在台北的北大同学及各界人士纷纷去台湾“中研院”给胡适贺寿，会上向胡氏赠送织锦签名祝寿册两册，胡适则是回赠与会者每人一本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原来，胡适早在寿辰前十天就把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改名为《师门五年记》，亲题了书名，写了篇《后记》，说：“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其后一个月，胡适又把这本小册子重改重印了一次，以后不断赠送给学术文化界人士。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适宴请从美国回台的吴健雄等四位台湾“中研院”院士，宴会前送他们每人一本《师门五年记》，接着致词。此后不久，胡适就因心脏病遽发而逝世。胡适至死还在向外送发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说明他很重视和罗尔纲的这一段师生情谊。该书后来名播中国台、港、澳三地和海外。20世纪80年代，台湾一位教授来祖国大陆看望罗尔纲，说《师门五年记》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可惜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祖国大陆直到1995年才公开出版了这本书。
(责任编辑 文世芳)
初进师门
1930年初夏，罗尔纲要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他想毕业后去搞历史研究工作，于是就给他的老师和校长胡适写了一封信，请他引荐去历史研究所。胡适对这个学生是了解的，他当中国公学校长时，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全校每年以成绩最优的5个学生应选，罗尔纲就获过奖。胡适对罗尔纲说，历史所远在北平，问罗愿不愿意到他家中去工作。罗尔纲觉得自己能“置身在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真是说不尽的欢喜”!
罗尔纲在胡适家中开始主要是抄录整理胡适父亲胡传(铁花)的遗集，并辅导胡适两个儿子的学习；还帮胡适整理图书和做一些学术工作。罗尔纲认为自己在胡适家是向他学做“考证”的“学徒”，除吃饭住房外，不能再受报酬，因此他坚决不肯收受胡适的任何报酬，每年让家里寄零用钱给他。
罗尔纲在胡适家第一年，主要是抄录整理胡传的遗稿。胡传是清代的一位地理学者，一生中，东北到吉林边疆，南到海南岛，东南到台湾，足迹所至，对地理学上多所订正；他还在清光绪年间参加过中俄交涉、中葡交涉、黄河河工、中日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并都有文书报告和日记详载其事，全部遗稿80万字，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可是这些原始材料经作者东涂西改，左添右补，难以辨认。抄写人要非常小心，且有耐心，有时还要用校勘方法，才能找出一点线索来。胡适搁置了许多年不曾找到一个适当的人来抄写和整理。罗尔纲一到胡家，便来做这样一件繁难的工作。他用了约9个月时间，才完成这一工作。这一工作，使罗尔纲养成了伏案工作时具有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也初步学到了校勘和考证的方法。
罗尔纲去胡家不久，胡适就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将家从上海搬往北平，罗尔纲也跟着去了北平。他在胡家前后5年，跟胡适学做考证的学问，怎样对材料进行辨伪，养成在做学问上“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到北平后，胡适打算动手考证《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问题，他要证明该书作者西周生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他借了两部《聊斋全集》的抄本，叫罗尔纲将其中的文、诗、词的目录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聊斋全集》对照，列一个对照表，校其异同。罗尔纲列出对勘表后，胡适据此写成一篇《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名《辨伪举例》)，就揭穿了石印本的捏造，把那些假证据都推翻了。胡适以此教导罗尔纲用对勘的方法解决考证问题，使罗尔纲获益一生。这成了罗尔纲后来解决太平天国史料辨伪，以及解决《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嚆矢。
罗尔纲刚到胡适家时，还是个学术“新手”，胡适根据罗尔纲具体情况来指导他的学术研究方向。罗尔纲在中国公学时，读过一些社会学著作，到胡适家后，白天工作，晚上就写《春秋战国民族史》。他根据的史料，主要是《左传》等先秦古籍和《史记》等。他把已写好的两章给胡适看。胡适看后说：你根据的(《左传》)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你。胡适劝罗尔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胡适这一“黑夜明灯般的指示”，从此改变了罗尔纲的研究方向，不久就使他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
对罗尔纲来说，胡适是个“严师”。罗尔纲在胡适家写的第一篇考证论文是《水浒传与天地会》，认为“天地会”这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名号、信条和组织，正是从《水浒传》的理想渊源来的。他把这篇论文送胡适看，胡适又帮他补充了一条材料，才拿去发表。接着，罗尔纲又写了一篇《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这是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个疑案。罗考证后认为“黄畹”即是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名人王韬的化名(虽然王本人否认)。胡适看后，说证据不够，叫罗慢慢补充证据，不要赶着发表。过了一阵儿，罗尔纲又增添了几条证据，重写后再送胡适看。胡认为证据还不够，亲自动手帮他找证据，找来王韬的著作和“黄畹”上太平军书作词句上的比较研究；又从图书馆找来王韬的手迹，作字迹上的对勘；还写信请人代查王韬人学的名字，等等。各项材料都收齐了，罗尔纲才写第三稿。胡适看后，认为这次证据充足，结论能站住了，让罗尔纲拿到北大《国学季刊》发表了。这是罗尔纲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考证论文。后来胡适教导他：“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以说三分话。”
罗尔纲在胡适指导下，写过多篇学术辨伪和考证论文。胡适教导他要懂得怀疑，要疑而后信。引起罗尔纲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动机的，是他在家乡怀疑一本薛福成所述张嘉祥故事的传说，结果考证史实，证明了薛福成记载的虚谬。这件事对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有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官书野乘对太平天国史事已经传说纷纭，甚至抱着某种目的伪造文献，因此罗尔纲按照胡适的教导，一开步走就存着怀疑的态度，从而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上开了一种辨伪考证的风气，一点一滴地把太平天国史上的伪传说、伪文件逐步推翻。罗尔纲说：“这一点小小的工作，都是从适之师给我的训练，给我的教训得来的。”
罗尔纲在胡家把自己当做一个“学徒”，然而胡适夫妇却把他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对他这个学生“熙熙如春阳”般的关怀，既一丝不苟，又处处为学生着想。胡适是个有名望有地位的大学者，他家常常是名流满座。罗尔纲拙于言辞，难免会有自卑感。胡适早就考虑到这一点，对人介绍罗时总是用“我的朋友罗尔纲”，并夸奖几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年轻人。胡适如有重要宴会，也一定要请罗尔纲参加。罗尔纲讲到这一点时说：“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得流起眼泪来。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再进师门
1931年，罗尔纲因母病，回广西两年。走前，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表示惜别之情。第二天胡适就给他回信，信的抬头称之为“尔纲弟”，并高度评价罗尔纲在他家的工作，说“你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超过我的期望的”；他说罗尔纲的家乡并不适宜做研究工作，如罗要再出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不过他向罗尔纲提了三个“条件”：一是罗不能再向老家取钱用；二是每月胡适送罗40元钱，“你不可再辞”；三是“你何时来，我寄100元给你作旅 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1934年春天，罗尔纲回到北平重入师门，胡适一家人热烈欢迎他。他到的头一天，胡适曾两次去车站接他不着，晚上又打电话到车站去问列车的消息。
这次到胡家，原先做的工作都已做完，罗尔纲的事已经不多，胡适就叫他去图书馆看书，搞研究，写考证论文。不过罗尔纲那种“狷介”的天性，使他不愿不劳而受老师家的款待，就提出要胡适介绍一件事做。胡适给他介绍了一个北大考古室的工作，月薪60元。不久，罗尔纲的妻小从老家搬来北平，他就在外面租了房子，每月开销要90元，还缺30元，于是罗尔纲决定公余时间写文章以补不足。按照当时的稿酬标准，他每月得写出并发表1.5万字才能凑够30元。这样，许多文章就成了“急就章”。胡适在报上看到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的由来》的短文，知道是罗尔纲写的，非常生气，就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责备他，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整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他分析了罗文的论据不能成立外，还说“你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罗尔纲收到胡适的责备信，一连四个晚上伏在桌上给老师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向老师恳切地表白他的感激，并报告他一年来的工作、研究和生活情况；还将他准备“研究清代军制计划”向老师作了汇报，请老师指导。胡适当时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接到信后，在炎炎酷暑中一天连写两封长信给罗尔纲，教导他不要有半点自满，鼓励他向金石学上努力，还指导他研究清代军制的方法。信中他还建议罗尔纲挑选研究金石最精的成果，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要用真姓名，因为“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的地位”。
1935年秋，罗尔纲发表了一篇《淮军的兴起》的文章，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看后极为赞赏，认为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的真相”。他通过吴晗约罗尔纲谈谈。翌年春，蒋廷黻要去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就推荐罗尔纲接任他在清华大学教授的中国近代史课。于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到北大找胡适商谈这件事。胡适刚听到时很高兴，因为他的一个无名学生已经让著名教授重视了；继之他却替罗尔纲辞谢了清华的邀请。罗尔纲的朋友知道后，愤愤不平，认为胡适在北大既不升罗尔纲的级，又不放去清华，是看不起他。当时罗尔纲住在外边，每到周日就到胡府去看看胡适儿子的功课。自此之后，罗尔纲的朋友就不准他去胡家，一到星期天就拉他到公园去玩。如是有两个月。一次，罗尔纲怀着踌躇趑趄的心情走进胡家，胡适知道他的心思，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胡适说，为你着想，还是留在北大好，到别的机关，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听了老师一番话，罗尔纲一腔热泪，涌上眉睫，他完全明白了适之师对他的爱护。后来，胡适决定北大给罗尔纲升级、加薪；还每月领中央研究院的津贴50元，以研究清代军制。这就完全解决了罗尔纲的家庭所需。罗尔纲后来说：“我这个人，性鲁行方，不会应付人事，不是适之师，谁能同他那样爱护我，体谅我，宽恕我，弃我之短而录我之长?”
比35个名誉博士学位更光荣的“小书”
1943年，罗尔纲应桂林一家出版社总编辑之约，将他在胡适家的学习工作情况写成一本小书《师门辱教记》。他之所以起这个书名是觉得有负师教和希望。此书1944年出版；1945年，罗尔纲又将此书修改后准备重印，出版者要胡适写篇序。胡适很看重罗尔纲这本小书，说这本小书给他的光荣，比他一生所得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可是胡适1948年才写好序，而当时的形势已不可能使此书重印了。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胡适和罗尔纲从此天各一方。又不久，大陆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批判胡适”运动，许多人表态、著文批判胡适，和他“划清界限”。罗尔纲因这一段和胡适的特殊交往关系，他们的师生情，使“胡适问题”“沉重地压在心头”，他不知如何“划清界限”。一次，他们的共同熟人、已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对罗尔纲说，最近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写了一篇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写得很好，叫罗尔纲找来看看。罗尔纲马上找来看了，他看后得到“启发”：“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限，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限了!”从此解决了他“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不过罗尔纲和胡适“划清界限”，主要还是学术思想方面。1937年初春，罗尔纲写的《太平天国史纲》出版，他马上送一本给胡适，胡在病中当天就看了，下午就把罗尔纲叫去，“厉声斥责”，说罗尔纲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的公正，等等。1952年“思想改造后”，罗尔纲认识到，这是“受了胡适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消极影响了。胡适这一个申饬是错误的，他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是应该批判的”。不过罗尔纲又说：“但他在病床上一个上午就赶看完了我那部十多万字的书，下午特地起床，扶病到楼下书房严肃地等候我。他那一片教学生的苦心却是可见的。”
然而，海峡那边的胡适却没有和罗尔纲“划清界限”。1952年，胡适在台湾向出版方取得《师门辱教记》的修改稿本。不久胡适去美，就将这部书稿带去美国。1958年，胡适回台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纪念日，又适逢老校长胡适68岁诞辰，在台北的北大同学及各界人士纷纷去台湾“中研院”给胡适贺寿，会上向胡氏赠送织锦签名祝寿册两册，胡适则是回赠与会者每人一本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原来，胡适早在寿辰前十天就把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改名为《师门五年记》，亲题了书名，写了篇《后记》，说：“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其后一个月，胡适又把这本小册子重改重印了一次，以后不断赠送给学术文化界人士。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适宴请从美国回台的吴健雄等四位台湾“中研院”院士，宴会前送他们每人一本《师门五年记》，接着致词。此后不久，胡适就因心脏病遽发而逝世。胡适至死还在向外送发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说明他很重视和罗尔纲的这一段师生情谊。该书后来名播中国台、港、澳三地和海外。20世纪80年代，台湾一位教授来祖国大陆看望罗尔纲，说《师门五年记》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可惜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祖国大陆直到1995年才公开出版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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