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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提出产业链绿色治理概念基础上，利用4个概念架构了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理论模型：资源依赖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中绿色信任;绿色协同和绿色发展理念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信任和绿色协同对产业链绿色发展理念的建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信任将有力促进绿色协同。最后，给出了产业链绿色治理的启示。
关键词：资源依赖;绿色信任;绿色协同;产业链绿色治理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9-0015-03
一、概念及理论模型架构
（一）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概念界定
现代产业链的发展必须遵循生态与经济并重，特别是在农业发展中更应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体现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产业链绿色化治理是指，专属资源依赖下产业链内部节点企业之间绿色协同、绿色信任、绿色共赢，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体现内在和外在绿色化社会责任，在竞合框架下体现产业链经济功能的一种制度安排。
（二）假设及理论模型
任何一种农业园区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园区中的经营主体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吴建峰，2007）。农业园区产业链各节点主体间进行长期交换时，产生了资源依赖性（吕晖，等，2010）。资源依赖性绑定了交换方之间的利益，进而提升了利益计算中的联盟绩效（Dyer，1998）。在维持长期战略伙伴伙伴的过程中，整合依赖的资源就成为农业园区产业链的重要动机。
农业园区产业链各节点通过资源的依赖性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生产共同体（Holm，1999）。因此，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节点间的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彼此之间信任，从而可以更好共享资源。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H1：资源依赖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中绿色信任机制产生正向影响。
产业链的绿色协同是指绿色理念下产业链各节点的同呼吸共命运，是产业链在运作中各节点的兼容程度（Wu et al，2006）。从H·哈肯的协同学视角看，协同是一种“无序变有序”的过程。从产业链内在机制分析，协同是“沟通+交流+合作”的一种同步运作模式（汪延明，2015），其结果是实现“1+1>2”的效果。传统产业链理论强调协同的合作方面（Devaraj et al，2007），对协同的沟通与交流方面鲜见涉足。另外，对产业链协同的研究手段是借助信息系统集成的物理平台，认为产业链节点企業间的信息系统协同要求所有产业链节点企业能够协调彼此之间的流程来提高效率（Powell，1992）。产业链节点企业之间的信息系统协同是一种战略性资产投资（吕晖，等，2010），而对信任来讲，战略性资产投资就能形成专用性资产，按信任的程度看，专用性资产比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程度更高。另外，资源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链节点企业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汪延明，2015）。因此，只有当产业链间愿意建立稳定、持久信任关系和资源的依赖时，产业链节点企业才会愿意进行协同。为此，得出以下假设：
H2：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架构的绿色信任治理机制对绿色协同治理机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H3：资源依赖对西部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的协同治理机制产生正向作用。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各种矛盾相继出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的现实下“绿色化”的含义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在经济领域，它是一种生产方式——“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着“经济绿色化”的内涵，而且希望带动“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在生活领域，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在价值观领域，它是一种价值取向——“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绿色既是理念又是举措，它科学布局到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是理念、制度、科技和文化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文明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具备系统的整体优势是不能够支撑人类发展的未来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外在环境，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要适应自然环境的特性。自然环境最大的特征就是生态的系统性，而绿色发展模式正是在系统中形成了整体优势。同时，绿色发展自身也是一个以精神内涵作为核心、以社会构建作为骨架、以技术体系作为支撑、以文化模式作为提升的系统性的发展模式（郝栋，2012）。
生态环境恶化催生了绿色化发展的理念（胡岳岷，2013）。绿色化发展的中心信条包括可持续性、生产和分配的本地化，尊重生态局限和更平等的资源分配（Jack Reardon，2007），扬弃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置于社会和自然系统之上，单纯崇尚竞争行为取得的超级回报的观点，把经济视为嵌入社会和自然系统中的子系统，认为社会和自然是经济活动的起源与目标（Stefan Kesting，2011）。Peter Custers（2010）认为，社会整体要认识到生态系统容量施加的限制，体制能够设定明确目标以确保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引导绿色产业的发展，唯其如此，绿色发展才能实现。绿色经济试图打破人和自然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构建的天人冲突范式，恰当定位人类福利与生态环境的关联方式;打破自组织间的孤立自守，通过构建信任机制，共同提升经济与环境效益，实现可持续增长。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H4：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中资源依赖对绿色化发展理念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
H5：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信任治理机制对绿色化发展理念产生积极影响。
H6：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节点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机制对绿色化发展理念产生很强的正向影响。 通过上面分析，得出本文的理论模型，见图1。
（三）维度研究
对资源依赖，采用吕晖等（2010）对供应链协同问题进行实证时提出的资源是大家都需要的、不同资源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能各取所需要获得的好处作为测度的指标。
汪延明（2015）提出了产业链协同测度的沟通、交流、合作三个维度。本文结合绿色化发展的理念，将持续性引入到这一研究内，用沟通的深度、交流的广度、合作的愉快程度作为绿色协同的测量指标。
Chen（2010）研究产品的绿色消费时将绿色信任定义为“消费者愿意依赖这项产品、品牌或服务，并期待该产品是可信的、是具有善心的，以及对环境保护和改善环境绩效是具备能力的”。本文结合Chen的定义和其他学者研究信任的测度变量，将产业链中各节点主体愿意依赖这种资源、确信节点主体会遵守承诺、在制定重大决策时会考虑本节点主体的影响、各节点利益主体会将本主体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测度的指标。
对绿色化理念，采用胡杨、刘国花（2009）提出的对生产方式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对消费方式的看法进行测度。
本文在信度、效度分析中采用SPSS15.0，结构方程模型的数据检验采用Amos4.0。
二、数据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因涉及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化治理4个的不同构念（潜变量），所以指标测度用同等信度的Cronbach’s α分析其信度。用SPSS15.0软件对4个构念的测项数据进行分析，α值分别为0.701、0.822、0.725、0.709，根据Cronbach’s检验要求，当α> 0.7时，变量就有较好的信度。4个构念的Cronbach’s α均大于0.7，所以具有较好的信度。
对效度的分析，本文问卷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有很好的内容效度。其次，用因子分析法检验效度，以1为特征值，正交旋转4次，Bartlett’s球形检验显著（Sig.=0.000），KMO = 0.819 9，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8.25%。结果显示，测项的因子标准载荷均大于0.5，T值均大于2，表明结构效度良好。
通过分析表明，数据具有可靠性和真实性，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及相关性检验。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相关性检验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要求，验证资源依赖、绿色协同、绿色信任、绿色发展理念间的作用关系，其测量模型为：潜变量资源依赖（ZL）的三个观测变量分别是ZL1、ZL2、ZL3;潜变量绿色协同（LT）的三个观测变量是LT1、LT2、LT3;潜变量绿色信任（LR）的四个观测变量是LR1、LR2、LR3、LR4;潜变量绿色发展理念（LN）的三个观测变量是LN1、LN2、LN3。模型的路径参数如图2所示。
本文采用Amos4.0软件，对架构的理论模型进行数据拟合。整体拟合结果显示，x2|df=1.972<3，RMSEA=
0.039<0.08，NNFI=0.906>0.9，SRMR=0.039<0.05，CFI=0.902>0.9，IFI=0.908>0.9，PNFI=0.529>0.5，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良好。
根据图2所示，资源依赖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中绿色信任机制和绿色协同机制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H3得到很好验证;资源依赖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发展理念的建立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假设H4得到较好验证;绿色信任和绿色协同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发展理念的建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5、H6得到很好验证;绿色信任将有力促进绿色协同，假设H2得到很好验证。
三、结论
本文以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为样本，利用文献法提炼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4个构念和13项测度指标。实证结果显示，某一特色农产品资源依赖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信任、绿色协同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在产业链绿色治理的前期，必须在资源依赖下架构绿色信任和绿色协同框架，并在绿色信任基础上加强产业链节点主体间的绿色协同，形成绿色发展理念。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启示是：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治理的路径有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出发点在于如何选择特色农产品资源，形成资源依赖，由此架构绿色信任和绿色协同框架，在绿色信任和绿色协同的牵引下，形成产业链绿色发展理念，体现农业园区产业链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 汪延明.产业链信任治理：基于技术董事协同能力的视角[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
[2] 吴剑峰，吕振艳.资源依赖、网络中心度与多方联盟构建——基于产业电子商务平台的实证研究[J].管理學报，2007，4（4）：509-513.
[3] 吕晖，叶飞，强瑞.供应链资源依赖、信任及关系承诺对信息协同的影响[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0，（6）：7-15.
[4] Dyer J H，Singh H.The relational view：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4）：660-679.
[5] Holm D B，Eriksson K，Johanson J.Creating value through mutual commitment to business network relationship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5）：467-486. [6] Wu F，Yeniyurt S，Kim D，et al.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supply chain capabili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a resource-based view[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6，35（4）：493-504.
[7] Devaraj S， Krajewski L， Wei J C. Impact of eBusiness technologies on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produc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supply chain[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07，25（6）：1199-1216.
[8] Powell T C.Organizational alignment as competitive advantag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2，13（2）：119-134.
[9] 郝栋.绿色发展道路的哲学探析[D].北京：中央党校，2012.
[10] 胡岳岷，刘甲库.绿色发展转型：文献检视与理论辨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3，（6）：33-42，93.
[11] Jack Reardon.Comments on‘Green economics：Setting the Scene.Aims，Context，and Philosoph- 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Distinctive New Solutions Offered By Green Economics’ [J].Green Economics，2007，（3）：212-233.
[12] Stefan Kesting.What is‘green’in the green new deal-criteria from ecofeminist and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J].Int.J.Green Economics，2011，（1）：172-196.
[13] Peter Custers.The Tasks of Keynesianism Today：Green New Deals As Transition Towards a Zero Growth Economy？ [J].New Political Science，2010，（6）：233-256.
[14] Chen.The drivers of green brand equity：green brand image，green satisfaction，and green trust[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3）：307-319.
[15] 胡杨，刘国花.基于绿色化理念的新型工业化建设路径探讨[J].当代经济，2009，（21）：60-61.
Research on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in Agricultural Park
—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Southwest Ethnic Areas
WANG Yan-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by using four concepts： resource dependence on Green Trust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agricultural parks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 The concept of Green Synergy and Green Develop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Green Trust and Green Synerg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dustrial chain; Green Trust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Green Synergy. Finally， the enlightenment of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is given.
Key words： resource dependence; Green Trust; Green Collaboration;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责任编辑 妤 文]
基金项目：贵州省软科学计划项目“贵州山地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延伸及治理模式研究”（黔科合R字[2015]2011-3号）
作者简介：汪延明（1965-），男（藏族），青海西宁人，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產业链治理研究。
关键词：资源依赖;绿色信任;绿色协同;产业链绿色治理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9-0015-03
一、概念及理论模型架构
（一）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概念界定
现代产业链的发展必须遵循生态与经济并重，特别是在农业发展中更应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体现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产业链绿色化治理是指，专属资源依赖下产业链内部节点企业之间绿色协同、绿色信任、绿色共赢，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体现内在和外在绿色化社会责任，在竞合框架下体现产业链经济功能的一种制度安排。
（二）假设及理论模型
任何一种农业园区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园区中的经营主体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吴建峰，2007）。农业园区产业链各节点主体间进行长期交换时，产生了资源依赖性（吕晖，等，2010）。资源依赖性绑定了交换方之间的利益，进而提升了利益计算中的联盟绩效（Dyer，1998）。在维持长期战略伙伴伙伴的过程中，整合依赖的资源就成为农业园区产业链的重要动机。
农业园区产业链各节点通过资源的依赖性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生产共同体（Holm，1999）。因此，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节点间的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彼此之间信任，从而可以更好共享资源。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H1：资源依赖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中绿色信任机制产生正向影响。
产业链的绿色协同是指绿色理念下产业链各节点的同呼吸共命运，是产业链在运作中各节点的兼容程度（Wu et al，2006）。从H·哈肯的协同学视角看，协同是一种“无序变有序”的过程。从产业链内在机制分析，协同是“沟通+交流+合作”的一种同步运作模式（汪延明，2015），其结果是实现“1+1>2”的效果。传统产业链理论强调协同的合作方面（Devaraj et al，2007），对协同的沟通与交流方面鲜见涉足。另外，对产业链协同的研究手段是借助信息系统集成的物理平台，认为产业链节点企業间的信息系统协同要求所有产业链节点企业能够协调彼此之间的流程来提高效率（Powell，1992）。产业链节点企业之间的信息系统协同是一种战略性资产投资（吕晖，等，2010），而对信任来讲，战略性资产投资就能形成专用性资产，按信任的程度看，专用性资产比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程度更高。另外，资源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链节点企业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汪延明，2015）。因此，只有当产业链间愿意建立稳定、持久信任关系和资源的依赖时，产业链节点企业才会愿意进行协同。为此，得出以下假设：
H2：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架构的绿色信任治理机制对绿色协同治理机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H3：资源依赖对西部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的协同治理机制产生正向作用。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各种矛盾相继出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的现实下“绿色化”的含义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在经济领域，它是一种生产方式——“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着“经济绿色化”的内涵，而且希望带动“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在生活领域，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在价值观领域，它是一种价值取向——“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绿色既是理念又是举措，它科学布局到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是理念、制度、科技和文化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文明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具备系统的整体优势是不能够支撑人类发展的未来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外在环境，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要适应自然环境的特性。自然环境最大的特征就是生态的系统性，而绿色发展模式正是在系统中形成了整体优势。同时，绿色发展自身也是一个以精神内涵作为核心、以社会构建作为骨架、以技术体系作为支撑、以文化模式作为提升的系统性的发展模式（郝栋，2012）。
生态环境恶化催生了绿色化发展的理念（胡岳岷，2013）。绿色化发展的中心信条包括可持续性、生产和分配的本地化，尊重生态局限和更平等的资源分配（Jack Reardon，2007），扬弃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置于社会和自然系统之上，单纯崇尚竞争行为取得的超级回报的观点，把经济视为嵌入社会和自然系统中的子系统，认为社会和自然是经济活动的起源与目标（Stefan Kesting，2011）。Peter Custers（2010）认为，社会整体要认识到生态系统容量施加的限制，体制能够设定明确目标以确保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引导绿色产业的发展，唯其如此，绿色发展才能实现。绿色经济试图打破人和自然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构建的天人冲突范式，恰当定位人类福利与生态环境的关联方式;打破自组织间的孤立自守，通过构建信任机制，共同提升经济与环境效益，实现可持续增长。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H4：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中资源依赖对绿色化发展理念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
H5：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信任治理机制对绿色化发展理念产生积极影响。
H6：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节点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机制对绿色化发展理念产生很强的正向影响。 通过上面分析，得出本文的理论模型，见图1。
（三）维度研究
对资源依赖，采用吕晖等（2010）对供应链协同问题进行实证时提出的资源是大家都需要的、不同资源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能各取所需要获得的好处作为测度的指标。
汪延明（2015）提出了产业链协同测度的沟通、交流、合作三个维度。本文结合绿色化发展的理念，将持续性引入到这一研究内，用沟通的深度、交流的广度、合作的愉快程度作为绿色协同的测量指标。
Chen（2010）研究产品的绿色消费时将绿色信任定义为“消费者愿意依赖这项产品、品牌或服务，并期待该产品是可信的、是具有善心的，以及对环境保护和改善环境绩效是具备能力的”。本文结合Chen的定义和其他学者研究信任的测度变量，将产业链中各节点主体愿意依赖这种资源、确信节点主体会遵守承诺、在制定重大决策时会考虑本节点主体的影响、各节点利益主体会将本主体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测度的指标。
对绿色化理念，采用胡杨、刘国花（2009）提出的对生产方式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对消费方式的看法进行测度。
本文在信度、效度分析中采用SPSS15.0，结构方程模型的数据检验采用Amos4.0。
二、数据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因涉及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化治理4个的不同构念（潜变量），所以指标测度用同等信度的Cronbach’s α分析其信度。用SPSS15.0软件对4个构念的测项数据进行分析，α值分别为0.701、0.822、0.725、0.709，根据Cronbach’s检验要求，当α> 0.7时，变量就有较好的信度。4个构念的Cronbach’s α均大于0.7，所以具有较好的信度。
对效度的分析，本文问卷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有很好的内容效度。其次，用因子分析法检验效度，以1为特征值，正交旋转4次，Bartlett’s球形检验显著（Sig.=0.000），KMO = 0.819 9，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8.25%。结果显示，测项的因子标准载荷均大于0.5，T值均大于2，表明结构效度良好。
通过分析表明，数据具有可靠性和真实性，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及相关性检验。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相关性检验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要求，验证资源依赖、绿色协同、绿色信任、绿色发展理念间的作用关系，其测量模型为：潜变量资源依赖（ZL）的三个观测变量分别是ZL1、ZL2、ZL3;潜变量绿色协同（LT）的三个观测变量是LT1、LT2、LT3;潜变量绿色信任（LR）的四个观测变量是LR1、LR2、LR3、LR4;潜变量绿色发展理念（LN）的三个观测变量是LN1、LN2、LN3。模型的路径参数如图2所示。
本文采用Amos4.0软件，对架构的理论模型进行数据拟合。整体拟合结果显示，x2|df=1.972<3，RMSEA=
0.039<0.08，NNFI=0.906>0.9，SRMR=0.039<0.05，CFI=0.902>0.9，IFI=0.908>0.9，PNFI=0.529>0.5，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良好。
根据图2所示，资源依赖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中绿色信任机制和绿色协同机制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H3得到很好验证;资源依赖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发展理念的建立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假设H4得到较好验证;绿色信任和绿色协同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发展理念的建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5、H6得到很好验证;绿色信任将有力促进绿色协同，假设H2得到很好验证。
三、结论
本文以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为样本，利用文献法提炼产业链绿色化治理的4个构念和13项测度指标。实证结果显示，某一特色农产品资源依赖对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信任、绿色协同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在产业链绿色治理的前期，必须在资源依赖下架构绿色信任和绿色协同框架，并在绿色信任基础上加强产业链节点主体间的绿色协同，形成绿色发展理念。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启示是：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园区产业链绿色治理的路径有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出发点在于如何选择特色农产品资源，形成资源依赖，由此架构绿色信任和绿色协同框架，在绿色信任和绿色协同的牵引下，形成产业链绿色发展理念，体现农业园区产业链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 汪延明.产业链信任治理：基于技术董事协同能力的视角[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
[2] 吴剑峰，吕振艳.资源依赖、网络中心度与多方联盟构建——基于产业电子商务平台的实证研究[J].管理學报，2007，4（4）：509-513.
[3] 吕晖，叶飞，强瑞.供应链资源依赖、信任及关系承诺对信息协同的影响[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0，（6）：7-15.
[4] Dyer J H，Singh H.The relational view：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4）：660-679.
[5] Holm D B，Eriksson K，Johanson J.Creating value through mutual commitment to business network relationship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5）：467-486. [6] Wu F，Yeniyurt S，Kim D，et al.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supply chain capabili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a resource-based view[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6，35（4）：493-504.
[7] Devaraj S， Krajewski L， Wei J C. Impact of eBusiness technologies on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produc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supply chain[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07，25（6）：1199-1216.
[8] Powell T C.Organizational alignment as competitive advantag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2，13（2）：119-134.
[9] 郝栋.绿色发展道路的哲学探析[D].北京：中央党校，2012.
[10] 胡岳岷，刘甲库.绿色发展转型：文献检视与理论辨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3，（6）：33-42，93.
[11] Jack Reardon.Comments on‘Green economics：Setting the Scene.Aims，Context，and Philosoph- 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Distinctive New Solutions Offered By Green Economics’ [J].Green Economics，2007，（3）：212-233.
[12] Stefan Kesting.What is‘green’in the green new deal-criteria from ecofeminist and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J].Int.J.Green Economics，2011，（1）：172-196.
[13] Peter Custers.The Tasks of Keynesianism Today：Green New Deals As Transition Towards a Zero Growth Economy？ [J].New Political Science，2010，（6）：233-256.
[14] Chen.The drivers of green brand equity：green brand image，green satisfaction，and green trust[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3）：307-319.
[15] 胡杨，刘国花.基于绿色化理念的新型工业化建设路径探讨[J].当代经济，2009，（21）：60-61.
Research on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in Agricultural Park
—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Southwest Ethnic Areas
WANG Yan-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by using four concepts： resource dependence on Green Trust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agricultural parks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 The concept of Green Synergy and Green Develop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Green Trust and Green Synerg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dustrial chain; Green Trust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Green Synergy. Finally， the enlightenment of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is given.
Key words： resource dependence; Green Trust; Green Collaboration; Green Governance of industrial chain
[责任编辑 妤 文]
基金项目：贵州省软科学计划项目“贵州山地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延伸及治理模式研究”（黔科合R字[2015]2011-3号）
作者简介：汪延明（1965-），男（藏族），青海西宁人，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產业链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