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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哲学和历史学的问题。经济学从这两面大旗门下叛逆出来后走得太远，以致它在冷静地反思这一点时，哲学和历史学对它已经无能为力了。当然经济学自身也无能为力了。于是经济学朝着更远处飘弋而去，像一片远去的白帆。不过，也有些“回头是岸”者，其中有年迈的经济学水手，也有青年人。于是，他们和那些仍在涨满的风帆引导下前进的不知死的水手们展开了对话。我觉得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阿罗·克莱默的《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
一种冷静的迂回考察
经济学是真正年轻的科学。有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最初的经济学芽种。但那不是的，那只是关于财富的见解。也有人从桑弘羊的《盐铁论》和其他中国古籍中发现了另一个经济学芽种。但那也不是的，那是一种管理财富的方术。财富只要不成为特定方法论分析的对象，只要其形成和在社会运动中的图景不被这种特定的方法论描摹和认识，就说不上经济学的产生。许多满怀善意的人都“虚报”经济学的年龄。实际上经济学是非常年轻的，现在仍很年轻。
经济学恐怕还是最为孤僻和最不容易接近的人文学科之一。这倒不难理解。它有一个标准化的分析体系。它的方法论就其体系来说是排他的和垄断的。除非受到过训练，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经济学领域。施皮特霍夫几乎是斩钉截铁地认为，经济学家是需要训练的，在这个领域中绝无神童(当然他也谈到熊彼特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在二十五岁时就写出三部煌煌巨著)。经济学严整恢宏的方法论体系令人望而却步。它是完全非常识的领域，这里也完全没有非理性的位置。在这里一切都是合理的，只要它能够通过这种分析体系来加以推论并给予解释。经济学也需要想象力，符合逻辑规范的想象力。经济学是一个数量的世界，它把对象世界编组为若干数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应的函数关系。若某一要素不能或不宜编入数组(这意味着它可能不构成经济学的直接对象)，那么它就作为一个常数而纳入到已知的前提和未知却实存的假定之中。它描绘并模仿这个世界，然后再重新塑造它。在文学和哲学在创造辉煌的世界时，经济学只是重新塑造它。然而这一被塑造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平凡而纷沓的现实世界第一次矗立在理性的原野之上。这个世界没有牧歌的沉吟，没有令人晕眩的历史构筑，也没有力求掌握正义的道学冲动。它简单，简单得近乎利落；它整齐，整齐得近乎完美。经济学的基本质素是“均衡”(不均衡或非均衡是被破坏了的均衡或有待回归的均衡)。它追寻某一点，并给出一条线，从而挖掘到一个平面。在这个点、线、面上，世界是最佳的，或是最优的，任何侵扰这种最优境界的因素，都将在这些点线面的永不止息的重组中得以消解。
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部分地说明了经济学是什么的问题：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工程师和一个经济学家一齐到一座荒岛上去野餐，他们为如何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打开一听豆子罐头而发生争执。物理学家主张用火煮，直到罐头内部的压力将罐头胀破；工程师认为应该用石头将罐头砸开。最后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假设有一把开听刀。”
这笑话显然是揶揄经济学家的。然而，从理论上看，经济学家提出的方法是最为合理的，仅只是多了一个假设。它设想着在某种假定条件下的最优途径。这种途径只有理论的合理性，而缺乏现实性(实际上没有开听刀)。因此经济学家要做的是修改或完善它的假设，譬如，开听刀可能被其他工具(如石头)替代，这样就创造了一个次优的环境和条件。为了使其他工具对开听刀的替代效能最大化，石头将被磨得十分尖利(或者挑选比较尖利的石头)，以使它的替代尽可能地接近开听刀的效能。同时这块石头还将在最为合适的部位切割这听罐头。问题是，这个过程是简化了的。因为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提出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家的解决办法也具有替代性。然而这些方法却肯定不是最优的。对任何一个难题来说，必定有一种最优的方法和若干种次优及次优以下的方法。只有经济学家能够求得最优途径。方法很简单，首先进行若干必要的假设，并给出必要的前提，并将若干现实变量和媒介变量(参数)引进由假设和前提构成的理想世界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他被誉为当代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断言，经济学由于它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各个非经济学领域并君临其上。贝克尔本人就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家庭、慈善行为、友情和社会和睦、宗教虔诚和其他种种非商业行为。
经济学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具有结构美的理想世界。这又是一个过于清醒和理性的世界。这也是一个寂寞的世界。它导致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对知识的顶礼膜拜和工具拜物教的泛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忧心忡忡地指出，知识的“滥用”，科学主义的盛行，将无可挽回地损坏人们对自由和道德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正义的义务感。经济学只崇拜逻辑的铁律，只承认理性的价值。它把异彩纷呈的现实世界排除在外，因为这个现实世界是毋庸解释的，它已合理地存在于经济学逻辑分析的必要前提之中。因此，这个世界愈益显得高贵和一尘不染。
思考的极限与对话的极限
这本书一望而知是对话录。你一句问，我一句答，无拘无束，直抒己见，经济学家难得这么洒脱一次。它描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心态。而在这个范围之外，他们本是刻板得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从这本对话中看到的，是一些机智、幽默、洒脱，甚至有些顽皮的人在堆砌和拆除着经济学的积木。这些机敏而深刻，风趣却有些漫不经心的谈吐，来自那些几近达到极致和几乎无懈可击的科学训练，有些高视阔步意味的学术优越感，以及对外行和非同路人的几乎不加掩饰的轻视和悲悯。
经济学家的幽默有时是黑色的。合理预期学派的首领，在当代美国理论经济学界最为声名显赫的人物之一小罗伯特·卢卡斯居然声称，他“迄今仍读不懂凯恩斯的书”(这句话的含义相当于一个作家读不懂莎士比亚)。这句近乎傲慢的话并不意味着他有一种摒弃旧传统的创新意识，恰恰相反，他认为凯恩斯之所以只配得到这种评论是因为他摒弃了传统，摒弃了自马歇尔以来(甚或自亚当·斯密以来)均衡分析和先验的自由市场假说。卢卡斯直言不讳地说，他“所做的不过是回到传统研究方案中去，即前凯恩斯研究方案”。这么说，它既有对先祖的自然精神——看不见的手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然学说——的重申，也包括方法论的复旧和延伸。
也许经济学的问题正产生于此处。约翰·泰勒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多少改变，真正改变的是方法。”经济学家之间能够相互保持职业性尊重的基本前提，是这些经济学家掌握和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熟练和高明程度。因此，经济学家间的相互批判与责难大部分产生在经济分析方法论领域。而自然精神方面的分歧则主要集中在政策主张方面。凯恩斯派理论至今仍然是西方经济学正统的主体部分。这和它强大的方法论体系有关。由凯恩斯创始，由希克斯和汉森加以教程化；由萨缪尔逊、托宾、莫迪利阿尼等人在美国土地上将其加以细密和综合化，使其和传统经济学更为接近并具有和解的内容；由斯拉伐、卡尔多和罗宾逊夫人等在英国领土上进行的割断凯恩斯主义与传统的联系的努力，以及与萨缪尔逊等人展开的几乎是白热化和撕破脸皮的论战(被称之为“两个剑桥之争”)——凯恩斯理论如此数经砥砺才取得了正统地位。它内部不同学派的争论——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要超过凯恩斯学派和其他外部学派之间争论的激烈程度——的结果是丰富了凯恩斯理论，同时使这一学派的理论限界变得含混暖昧，难以完全将其置于受攻击的地位。处在这种地位上的经济学亦足够幽默，这幽默有时亦足够黑色。詹姆斯·托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亦称后凯恩斯学派)与弗里德曼之货币学派之间论战的焦点是“弗里德曼总是认为他没有说过我所说的他曾说过的那些话，面我说的的确是人人都相信那是弗里德曼说过的话。”
这位托宾认为：“在凯恩斯之前，宏观经济学根本不能称其为一门学科。”这句话的确有几分道理。在凯氏之前，微观经济学领域中虽已形成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但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仍是政策方术占主导地位。而凯氏赋与了宏观经济学一个完整的——虽不及微观经济学那样缜密细微——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体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之深，以至与它敌对的学派的方法论亦多少源出于此。例如，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鼻祖约翰·穆思是新凯恩斯学派的重要成员。他的理论来自凯氏关于不稳定性的预期的学说。
在凯恩斯主义的境界已扩展至它应有的历史边际时，对它的矫正(亦或娇枉过正)就在两个层面上产生了：一是萨缪尔逊等新古典综合派试图赋与凯恩斯主义以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努力；一是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自然精神的全面否定。有趣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方法论起了决定性变革作用的，恰恰是新古典学派而非后者。这也许意昧着今后经济学的争论亦会愈益涉及自然精神亦或价值判断领域。这也应验了托宾的话“在经济学领域中没有泾渭分明的革命和反革命”，“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某些参数的价值，而并非我们所感觉的那样，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对此，索洛亦指摘说：“在他(指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和折衷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我找不到什么区别。”经济学既然走到了用同一种武器来进行批判的田地，那么下一步的批判就在武器以外进行了，这样，经济学将不复是经济学了。
经济学到了尽头了吗？谁也不知道。
在几何学和航海术之间磋跎的主题
经济学不能在经邦济国、经世济民的豪迈冲动和数学堆垒中羞怯的实证游戏之间徘徊。经济学不是信条，也不仅仅是工具，更不仅仅是万能的工具。它是科学，这使得它可以摆脱道德目标。它又是哲学，这使得它不能放弃价值。
阿罗·克莱默认为：“经济学不仅要构造模式，进行先验的检验，而且还要探讨完美模型的形式。此外，它们还要哲学化。”在他看来，在经济学界通晓哲学知识的相对比较少。这不仅导致经济学家愈来愈从现实中疏离，而且导致了其信条与自然精神的日趋淡化。经济学在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徘徊，说明它始终需要这两种力的吸引。现在经济学在其“科学”容量方面，已有些营养过剩，应该让哲学去帮它顺顺气了。
经济学的“哲学化”，不仅仅要设定一系列价值目标，而且应使它的方法论本身更具有形而上的特点。的确，经济学的过度哲学化曾使它显得过于自大，然而经济学的过于科学化却又使它变得过于冷漠和清高。经济学不能以为自己君临科学之上(就曾像哲学一度以为过那样)，却也不能隐身于科学之中，它不能无视这个世界的痛苦而沉浸于那片王国茫然的云游之中。发展、环境、社会不公正、疾病和饥饿、战争与难民，这是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应回避的问题。
在瓦尔拉斯看来，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然不计功利成效的情况下追求纯粹的真理。天文学或几何学的真理对航海术大有助益，但航海术仅仅是一门技艺，它不会由于得到科学真理的指导而成为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所从事的是观察、表述和解释。如果它要对经济社会规定法则，提出忠言和进行监导，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技艺。瓦尔拉斯因此而命名自己的理论为“纯粹经济学”。今天的经济学，由瓦尔拉斯推入迄今得以运行的轨道之上，并由约翰·克拉克将其分为“规范经济学”(包含价值判断内容的)和“实证经济学”(不包含价值判断内容的)。这两种经济学现在竟像两门不同的学科一样水火不相容。经济学变得自负，自负得以为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都说不上是一种科学，除非它们走上它自己已走上的道路。这样经济学就让渡出了太多的分野。
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的经济学曾像一个身披盔袍的将军一样威风凛凛，目光深邃，充满了搏斗的渴望和激荡不息的生命的信念：在等价交换的另一侧隐现的牛角、贝壳与金属；在沉稳的土地上沉稳地觉醒的容克；在高地上像浮云般漂动，突然像狼一样扑向维多利亚社会的羊群；摇晃不已的蒸汽机牵出，喧闹不已的纺织机织出了一个产业革命的时代；无以复加的贫穷像史诗一样令人惊心动魄，所有这一切，都曾被政治经济学的光芒照耀过经济学不仅提出了法则，而且给出了一系列行动的准则。可是，从本世纪初(或者从更早些时候起)经济学却变得忸忸怩怩，缩到摆满了试验瓶和数学积木的闺房中去了。它放弃了许多领地，把容克赠与了历史，把羊群和蒸汽机送给了经济史，把贫穷和剩余价值让给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它不再象虽有些粗厚却耸屹的城堡，不再有剑与火的沉重的荣耀，倒变得像松二爷手中精巧的鸟笼。
然而，经济学在进步着，和历史一样，在代价的付出中进步着，在形态的蜕变中进步着。不管怎么说，经济学所拥有的，是它独有的。对此，我们除了发发议论并略略指手划脚以外做不了太多的什么。它的方法论体系，是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由于拥有这笔财富而略显傲慢，我们也不必太认真计较。当然，我们相信经济学不能总对时代恳切的呐喊熟视无睹。经济学不应该再“纯粹”，不应该裹足在纯粹的境界中。
让纯粹境界困惑，是因为困惑是变化与沿革的发端。
(《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美〕阿罗·克莱默著胡继新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4.50元)
一种冷静的迂回考察
经济学是真正年轻的科学。有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最初的经济学芽种。但那不是的，那只是关于财富的见解。也有人从桑弘羊的《盐铁论》和其他中国古籍中发现了另一个经济学芽种。但那也不是的，那是一种管理财富的方术。财富只要不成为特定方法论分析的对象，只要其形成和在社会运动中的图景不被这种特定的方法论描摹和认识，就说不上经济学的产生。许多满怀善意的人都“虚报”经济学的年龄。实际上经济学是非常年轻的，现在仍很年轻。
经济学恐怕还是最为孤僻和最不容易接近的人文学科之一。这倒不难理解。它有一个标准化的分析体系。它的方法论就其体系来说是排他的和垄断的。除非受到过训练，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经济学领域。施皮特霍夫几乎是斩钉截铁地认为，经济学家是需要训练的，在这个领域中绝无神童(当然他也谈到熊彼特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在二十五岁时就写出三部煌煌巨著)。经济学严整恢宏的方法论体系令人望而却步。它是完全非常识的领域，这里也完全没有非理性的位置。在这里一切都是合理的，只要它能够通过这种分析体系来加以推论并给予解释。经济学也需要想象力，符合逻辑规范的想象力。经济学是一个数量的世界，它把对象世界编组为若干数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应的函数关系。若某一要素不能或不宜编入数组(这意味着它可能不构成经济学的直接对象)，那么它就作为一个常数而纳入到已知的前提和未知却实存的假定之中。它描绘并模仿这个世界，然后再重新塑造它。在文学和哲学在创造辉煌的世界时，经济学只是重新塑造它。然而这一被塑造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平凡而纷沓的现实世界第一次矗立在理性的原野之上。这个世界没有牧歌的沉吟，没有令人晕眩的历史构筑，也没有力求掌握正义的道学冲动。它简单，简单得近乎利落；它整齐，整齐得近乎完美。经济学的基本质素是“均衡”(不均衡或非均衡是被破坏了的均衡或有待回归的均衡)。它追寻某一点，并给出一条线，从而挖掘到一个平面。在这个点、线、面上，世界是最佳的，或是最优的，任何侵扰这种最优境界的因素，都将在这些点线面的永不止息的重组中得以消解。
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部分地说明了经济学是什么的问题：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工程师和一个经济学家一齐到一座荒岛上去野餐，他们为如何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打开一听豆子罐头而发生争执。物理学家主张用火煮，直到罐头内部的压力将罐头胀破；工程师认为应该用石头将罐头砸开。最后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假设有一把开听刀。”
这笑话显然是揶揄经济学家的。然而，从理论上看，经济学家提出的方法是最为合理的，仅只是多了一个假设。它设想着在某种假定条件下的最优途径。这种途径只有理论的合理性，而缺乏现实性(实际上没有开听刀)。因此经济学家要做的是修改或完善它的假设，譬如，开听刀可能被其他工具(如石头)替代，这样就创造了一个次优的环境和条件。为了使其他工具对开听刀的替代效能最大化，石头将被磨得十分尖利(或者挑选比较尖利的石头)，以使它的替代尽可能地接近开听刀的效能。同时这块石头还将在最为合适的部位切割这听罐头。问题是，这个过程是简化了的。因为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提出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家的解决办法也具有替代性。然而这些方法却肯定不是最优的。对任何一个难题来说，必定有一种最优的方法和若干种次优及次优以下的方法。只有经济学家能够求得最优途径。方法很简单，首先进行若干必要的假设，并给出必要的前提，并将若干现实变量和媒介变量(参数)引进由假设和前提构成的理想世界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他被誉为当代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断言，经济学由于它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各个非经济学领域并君临其上。贝克尔本人就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家庭、慈善行为、友情和社会和睦、宗教虔诚和其他种种非商业行为。
经济学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具有结构美的理想世界。这又是一个过于清醒和理性的世界。这也是一个寂寞的世界。它导致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对知识的顶礼膜拜和工具拜物教的泛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忧心忡忡地指出，知识的“滥用”，科学主义的盛行，将无可挽回地损坏人们对自由和道德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正义的义务感。经济学只崇拜逻辑的铁律，只承认理性的价值。它把异彩纷呈的现实世界排除在外，因为这个现实世界是毋庸解释的，它已合理地存在于经济学逻辑分析的必要前提之中。因此，这个世界愈益显得高贵和一尘不染。
思考的极限与对话的极限
这本书一望而知是对话录。你一句问，我一句答，无拘无束，直抒己见，经济学家难得这么洒脱一次。它描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心态。而在这个范围之外，他们本是刻板得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从这本对话中看到的，是一些机智、幽默、洒脱，甚至有些顽皮的人在堆砌和拆除着经济学的积木。这些机敏而深刻，风趣却有些漫不经心的谈吐，来自那些几近达到极致和几乎无懈可击的科学训练，有些高视阔步意味的学术优越感，以及对外行和非同路人的几乎不加掩饰的轻视和悲悯。
经济学家的幽默有时是黑色的。合理预期学派的首领，在当代美国理论经济学界最为声名显赫的人物之一小罗伯特·卢卡斯居然声称，他“迄今仍读不懂凯恩斯的书”(这句话的含义相当于一个作家读不懂莎士比亚)。这句近乎傲慢的话并不意味着他有一种摒弃旧传统的创新意识，恰恰相反，他认为凯恩斯之所以只配得到这种评论是因为他摒弃了传统，摒弃了自马歇尔以来(甚或自亚当·斯密以来)均衡分析和先验的自由市场假说。卢卡斯直言不讳地说，他“所做的不过是回到传统研究方案中去，即前凯恩斯研究方案”。这么说，它既有对先祖的自然精神——看不见的手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然学说——的重申，也包括方法论的复旧和延伸。
也许经济学的问题正产生于此处。约翰·泰勒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多少改变，真正改变的是方法。”经济学家之间能够相互保持职业性尊重的基本前提，是这些经济学家掌握和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熟练和高明程度。因此，经济学家间的相互批判与责难大部分产生在经济分析方法论领域。而自然精神方面的分歧则主要集中在政策主张方面。凯恩斯派理论至今仍然是西方经济学正统的主体部分。这和它强大的方法论体系有关。由凯恩斯创始，由希克斯和汉森加以教程化；由萨缪尔逊、托宾、莫迪利阿尼等人在美国土地上将其加以细密和综合化，使其和传统经济学更为接近并具有和解的内容；由斯拉伐、卡尔多和罗宾逊夫人等在英国领土上进行的割断凯恩斯主义与传统的联系的努力，以及与萨缪尔逊等人展开的几乎是白热化和撕破脸皮的论战(被称之为“两个剑桥之争”)——凯恩斯理论如此数经砥砺才取得了正统地位。它内部不同学派的争论——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要超过凯恩斯学派和其他外部学派之间争论的激烈程度——的结果是丰富了凯恩斯理论，同时使这一学派的理论限界变得含混暖昧，难以完全将其置于受攻击的地位。处在这种地位上的经济学亦足够幽默，这幽默有时亦足够黑色。詹姆斯·托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亦称后凯恩斯学派)与弗里德曼之货币学派之间论战的焦点是“弗里德曼总是认为他没有说过我所说的他曾说过的那些话，面我说的的确是人人都相信那是弗里德曼说过的话。”
这位托宾认为：“在凯恩斯之前，宏观经济学根本不能称其为一门学科。”这句话的确有几分道理。在凯氏之前，微观经济学领域中虽已形成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但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仍是政策方术占主导地位。而凯氏赋与了宏观经济学一个完整的——虽不及微观经济学那样缜密细微——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体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之深，以至与它敌对的学派的方法论亦多少源出于此。例如，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鼻祖约翰·穆思是新凯恩斯学派的重要成员。他的理论来自凯氏关于不稳定性的预期的学说。
在凯恩斯主义的境界已扩展至它应有的历史边际时，对它的矫正(亦或娇枉过正)就在两个层面上产生了：一是萨缪尔逊等新古典综合派试图赋与凯恩斯主义以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努力；一是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自然精神的全面否定。有趣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方法论起了决定性变革作用的，恰恰是新古典学派而非后者。这也许意昧着今后经济学的争论亦会愈益涉及自然精神亦或价值判断领域。这也应验了托宾的话“在经济学领域中没有泾渭分明的革命和反革命”，“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某些参数的价值，而并非我们所感觉的那样，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对此，索洛亦指摘说：“在他(指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和折衷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我找不到什么区别。”经济学既然走到了用同一种武器来进行批判的田地，那么下一步的批判就在武器以外进行了，这样，经济学将不复是经济学了。
经济学到了尽头了吗？谁也不知道。
在几何学和航海术之间磋跎的主题
经济学不能在经邦济国、经世济民的豪迈冲动和数学堆垒中羞怯的实证游戏之间徘徊。经济学不是信条，也不仅仅是工具，更不仅仅是万能的工具。它是科学，这使得它可以摆脱道德目标。它又是哲学，这使得它不能放弃价值。
阿罗·克莱默认为：“经济学不仅要构造模式，进行先验的检验，而且还要探讨完美模型的形式。此外，它们还要哲学化。”在他看来，在经济学界通晓哲学知识的相对比较少。这不仅导致经济学家愈来愈从现实中疏离，而且导致了其信条与自然精神的日趋淡化。经济学在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徘徊，说明它始终需要这两种力的吸引。现在经济学在其“科学”容量方面，已有些营养过剩，应该让哲学去帮它顺顺气了。
经济学的“哲学化”，不仅仅要设定一系列价值目标，而且应使它的方法论本身更具有形而上的特点。的确，经济学的过度哲学化曾使它显得过于自大，然而经济学的过于科学化却又使它变得过于冷漠和清高。经济学不能以为自己君临科学之上(就曾像哲学一度以为过那样)，却也不能隐身于科学之中，它不能无视这个世界的痛苦而沉浸于那片王国茫然的云游之中。发展、环境、社会不公正、疾病和饥饿、战争与难民，这是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应回避的问题。
在瓦尔拉斯看来，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然不计功利成效的情况下追求纯粹的真理。天文学或几何学的真理对航海术大有助益，但航海术仅仅是一门技艺，它不会由于得到科学真理的指导而成为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所从事的是观察、表述和解释。如果它要对经济社会规定法则，提出忠言和进行监导，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技艺。瓦尔拉斯因此而命名自己的理论为“纯粹经济学”。今天的经济学，由瓦尔拉斯推入迄今得以运行的轨道之上，并由约翰·克拉克将其分为“规范经济学”(包含价值判断内容的)和“实证经济学”(不包含价值判断内容的)。这两种经济学现在竟像两门不同的学科一样水火不相容。经济学变得自负，自负得以为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都说不上是一种科学，除非它们走上它自己已走上的道路。这样经济学就让渡出了太多的分野。
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的经济学曾像一个身披盔袍的将军一样威风凛凛，目光深邃，充满了搏斗的渴望和激荡不息的生命的信念：在等价交换的另一侧隐现的牛角、贝壳与金属；在沉稳的土地上沉稳地觉醒的容克；在高地上像浮云般漂动，突然像狼一样扑向维多利亚社会的羊群；摇晃不已的蒸汽机牵出，喧闹不已的纺织机织出了一个产业革命的时代；无以复加的贫穷像史诗一样令人惊心动魄，所有这一切，都曾被政治经济学的光芒照耀过经济学不仅提出了法则，而且给出了一系列行动的准则。可是，从本世纪初(或者从更早些时候起)经济学却变得忸忸怩怩，缩到摆满了试验瓶和数学积木的闺房中去了。它放弃了许多领地，把容克赠与了历史，把羊群和蒸汽机送给了经济史，把贫穷和剩余价值让给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它不再象虽有些粗厚却耸屹的城堡，不再有剑与火的沉重的荣耀，倒变得像松二爷手中精巧的鸟笼。
然而，经济学在进步着，和历史一样，在代价的付出中进步着，在形态的蜕变中进步着。不管怎么说，经济学所拥有的，是它独有的。对此，我们除了发发议论并略略指手划脚以外做不了太多的什么。它的方法论体系，是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由于拥有这笔财富而略显傲慢，我们也不必太认真计较。当然，我们相信经济学不能总对时代恳切的呐喊熟视无睹。经济学不应该再“纯粹”，不应该裹足在纯粹的境界中。
让纯粹境界困惑，是因为困惑是变化与沿革的发端。
(《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美〕阿罗·克莱默著胡继新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4.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