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是所罗门国王在公元前3000年写下的句子。如果以哲学的眼光来考量,这句话未必没有它的精髓所在;而如果以心理学的视角来评判,这种观点则是有大纰漏的,即便发生之事大致相同,导致事件发生的诱因也因“个体动机差异”而最终使事件变得不一样。也是由此,能无限接近那一幕幕表象背后“心理暗室之真相”的心理师的工作,是这样令人神往。
　　
　　心理师是什么？
　　心理师就是为那些对变化着的心灵,有着无穷关切和好奇心的人准备的行业,他或她必须充满了探索欲和苦行僧般的奉献精神。你要比你的来访者更胜出一筹,更聪明更稳定,更深刻更诚实,也更有耐心。
　　你不能比来访者穿得更好。你不能说黄色笑话。你不能忘记关掉手机,无论你有多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迟到。你也不能在来访者迟到的时候,无动于衷。你要适时适当地表示你的遗憾,纠正他的迟到习惯。
　　——以上引自毕淑敏《女心理师》
　　
　　我以为,心理师只要有一颗脑袋和一双透彻的眼睛就足够了。就好像传说中被奉为神器的水晶头骨那样:平静中洞悉一切。这应该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修炼呀!然而当我看到毕淑敏对心理师的上述描述时不禁心生了另一种感叹。
　　“这就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平常人嘛。”
　　“不然,你把他们想象成什么?”毕淑敏笑着问我。在大多时候,她的声音很沉着,没有进攻也没有怯懦,就好像某种不会因外力产生形变的物件,很难说这样的声音会让人觉得温暖,但至少有种需要聆听者笃定的信任。
　　据说拥有这样音色的心理师,才是一个在声音上达标的心理师。
　　于是她用这种让人深信不疑的口吻讲了一个关于女心理师的支离破碎的故事。上下本合起来500多页,看得我分外压抑,里面无数个细碎故事拼贴成的辅线和心理师贺顿这条主线盘根错节,似一株阴暗角落里寄生的Corpse Flower,散发着种种真相被剥析开后的不好的味道:
　　心理师贺顿之所以那么强烈地要成为心理师,潜意识里是希望能够救助自己。而实现自己“成为心理师”这个目的的过程却几乎是不择手段。她给我的感觉是“破损”的,而其内心的构建历程似乎也映射着其他很多人的内心构建历程。
　　除此之外,书里还有来贺顿心理诊所应诊的形形色色的“病人”,有看上去童真可爱却在父亲的女秘书杯子里下毒的小男孩;有重权在握、意气风发却在关键时刻会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的政府要员;有满头白发不久人世的老革命,思路清晰一切皆在其掌握,却独独拿着她的101个洋娃娃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看书的过程中,只觉得里面的内容近乎桎梏一样地压迫下来,因为最接近那些不可告人事件的内里,所以每一次的翻阅,都觉得是在无尽的人性诟病里穿行。看完之后忍不住问毕淑敏,如果按照她书里的故事显示,莫不是“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病”。她安静了一会儿,似在斟酌句子,“我觉得这个说法如果改为‘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可能罹患心理疾病’会比较准确。”
　　或许真是如此,在一篇叫做《拯救心灵》的文章里写道:“专家研究发现,现代人有90%以上患有轻重不一的心理疾病。”而这些“疾病”,大多都与我们的“过去”有关,尤其是童年经历。你也许根本不曾察觉,就已在某个记忆的暗道里崴了脚。
　　写到此,所罗门国王的那一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又有了新一层的解释:你未来的每一个决定或行为,都与你的过去有着某种必然的因果联系。而此刻你所发生之事,都与你的曾经有着内在的联系,以及出人意料的解释。
　　
　　记忆,针对现在,指向未来
　　张国荣在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异度空间》里扮演了一位德艺双馨的心理师,救人无数的他不知自己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失眠、梦游、生杀幻觉……其实这一切都与他大学时一次感情经历有关。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毕淑敏笔下的贺顿身上,尽管她忘了童年发生的可怕事件,甚至在进城谋生时改了名字,但事件残留的后遗症远比她想的坚固,比如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半身冰凉——心理学上把这种为避免不愉快的情绪或冲突而遗忘某些事件或人物的现象称为“动机性遗忘”(motivated forgetting)或者“创伤情境性遗忘”,从生物学上来说就是大脑皮层因受事物刺激而“功能性抑制”,但无器质性损害。
　　“这种埋藏极深的创痛,无时无刻不在陪伴她。它造就了她的性格和命运,甚至决定了她为什么会学心理学,为什么愿意救赎他人,为什么深刻地自卑,为什么在治疗他人的过程中,会让自己一蹶不振。”这是毕淑敏描述贺顿“忘却”的一段话,基本上已经把动机性遗忘的后坐力解释得清清楚楚。
　　它是一种大脑自发的原始保护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受挫方以心理缓解。但“遗忘”并不代表“释然”,也是由此,贺顿才会有她自己也想不明白的生理异常反应。而且她会不自知地把这种潜在影响带入她为其他人诊病的过程中,从而误导他人的决定和判断。所以,心理师救人,恐怕要救的先是自己。而只有自己“放下”,才能让事件在开放和中立中诞生转机。
　　至于“救人”的方法——《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里提到了两种心理师常用的方式:脱敏法(Desensitization)和满灌法(Flooding),前者主要是运用治疗过敏疾病的原理,让患者逐步接受并习惯所畏惧的事物;后者则是让个体反复置身于使其产生巨大焦虑的情景中,直到害怕消失。
　　
　　


　　没有事实的真相,只有感情的真相
　　毕淑敏的这个提法让我惊讶。我一直以为心理师追逐的是一种逼近绝对的真相,无论是通过催眠还是别的方式,定要让事情水落石出才能药到病除。然而在《女心理师》里却似乎没有体现这样的执著。
　　贺顿某种意义上的“导师”告诉她,“对一个好的心理师来说,事实上的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情感上的真实,是记忆的真实。”没有真正的事实,只有心理的真实。因为事实已经被当事人的记忆所修改,所以心理师的工作不是去试图还原已经变形的真相,而是从形变中梳理出最关键的内核所在,然后接纳这个内核的软弱和真实。
　　书里有个“101个洋娃娃”的例子,老革命临终前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收藏的101个洋娃娃,于是来找贺顿。却被贺顿的一句“为什么是101个?”难住,思索多日。最终她在贺顿的帮助下找到根源:年轻时她批斗过、扣过帽子,以及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的数目加起来,刚好是101个。老革命心怀歉愧却不知自己潜意识里已经用这样的方式“疏导”。
　　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小说里的虚构情节,但心理师的工作本质却是一样的,牵引出应诊者某种行为背后暗藏的原因,或者说,牵引出患者感情上的真相。
　　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师并没有看透他人内心的法力,她甚至给不了应诊者任何的建议。心理师能做的,只是引导。
　　引导我们,走向真实的内心重建。
　　
　　Q&A
　　Staffers:你在书里讲到的一个案例很有意思,原本是位高权重之人,在大多时候都能侃侃而谈口舌生风,却往往在一些重要关头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这种情况除了你书里提到的童年的影响外,是否还有别的诱因?
　　毕淑敏:发言恐怖是比较常见的心理疾患,很多人对当众讲话都有难以表述的恐惧,这在农耕社会也许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人的活动范围就那么大,基本上就在一个部落里,一辈子大约只见几百个人,在熟悉的人面前讲话,就会慢慢消除恐惧。现在社会人的活动半径高度扩张,我们一辈子要见的人可能是过去的几百倍。在众多的陌生人面前讲话,正确形象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感受和观点,包括谈判说服他人、辩论以致义正辞严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几乎是现代人要取得成功的必要素质之一。很多人对此视若畏途,常常言不及义,感到很苦恼,也一筹莫展。对于比较轻微的发言恐怖,可能通过自我调整和训练等方法得以改善,但对于比较严重的发言恐怖,还是要经过和心理医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矫正。
　　Staffers:贺顿这个形象太执著于“事业”和“成功”,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种种代价,请你用心理学上的知识和观点评价一下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近乎不择手段的方式。
　　毕淑敏:贺顿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她的执拗和勇敢,甚至不择手段的投入和渴望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病态,如果终止这种满足就会产生心理压力或焦虑。当然这来自她惨痛的童年经历和备受屈辱的成长历史,我想随着她的精神的完善和整合,会渐渐成熟起来、健康起来。
　　Staffers:在你看来,哪些是职场人普遍的心理问题?在我想来可能是心理失衡、失落感、倦怠这些吧。我想我们都信仰快乐,但是快乐有的时候是上帝,陪伴大家左右的更多的还是压力、抑郁、浮躁、自我强迫等等,所以很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指点迷津。
　　毕淑敏:职场人普遍的心理问题,是没有生活的终极目标。这不但是职场人普遍的心理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因为没有终极目标,所以就不快乐。有的人,特别是职场上的人,把什么时候提任什么职务、拿到多少钱的薪水、住进多大平方米的房子、开什么样的好车等等当成自己的追求目标,以为这就是远方的光明,但是当有一天他们终于抵达之时,才发现自己依然不快乐。快乐不是建筑在物质层面的东西,而是精神的追求。这就是我所叩问的“什么是大家所追求的?”,如果你连这一点都不甚清晰的话,快乐就没有扎实的地基。
　　Staffers:你自评《女心理师》这部小说“基调是温暖和光明的,尽管有残酷和哀伤”。我觉得这似乎也是对生命基调的一种评价,你觉得呢?我们怎么做,才能让那些生活中的残酷和哀伤不影响到我们生命温暖的基调?
　　毕淑敏:我坚信,如果你希望这样度过温暖的人生,你就会找到相应的方法。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宝贵的,所以我无法给出一个具体可复制的方式。但是我想,人性是如此的丰富斑斓,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在这其间,也许你会哭,会绝望,我不敢保证,但你一定会笑上几次。微笑,哪怕在地狱里,也是盛开的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