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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环境逐步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在浙江慈溪市,农民基于自身权利诉求组织起了自下而上的环保自治组织,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希望。
2010年5月29日,细雨中的慈溪市横河镇东畈村充满诗情画意。经过生态修复的河道,漂着睡莲等观赏植物;罗汉松等名贵树种,也被“安排”绿化道路;曾经的烂泥田、堆满柴草的晒场,已变身篮球场;昔日垃圾成堆的小溪,重现清澈。
望着眼前的一切,村党总支书记孙允川很是感慨:“东畈村的今天,靠的是环保基建大投入,但更靠的是村环保自治组织。”
孙允川口中的村环保自治组织,目前已遍布慈溪市261个行政村。1.6万名农民环保志愿者,正活跃在慈溪乡间,守护着自己的绿色家园。
村里污染村民管
早晨,胜山镇四灶村村民胡开潮像往常一样,沿着四灶浦江边巡查。江边原来的工厂污水排放口,一只白鹭正在休憩。“现在工厂哪敢再偷排,有我们看着呢。”胡开潮很自豪。
胡开潮是村环保自治组织的一员。村里像他这样的志愿者有100多位。他们在村里的主要河道——四灶浦江边设置了环境监测点,不定期地请环保部门对河水水质进行监测,并对沿岸进行污染源排查。在10余次环保行动中,环保志愿者抽查排污企业400余家,发现并制止了2起非法排污行为。
令老胡自豪的还有一件事。2009年,村里对一块废弃砖瓦窑的利用产生了争执。有人说,应该用来发展集体经济,而环保志愿者则提出,村里的绿化本身不足,应该将砖瓦窑改建成小公园。最后,村环保自治组织的意见成为主导。现在,一座占地11亩的小公园已经成为村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慈溪首家也是浙江省首家村环保自治组织2年前成立于周塘西村。2008年,该村最大的污染源——多家小熔炼污染企业整治、取缔后,村里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村民关注的头等大事,村级环保自治组织应运而生。当时120名农民环保志愿者加入组织,制定管理制度,按照章程自己管理村里的环保事务,当月就成功阻止了一家污染企业进村。
“以前单打独斗,碰到环境违法行为,也只能向上级环保部门打打小报告”,村环保志愿者陈冲利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力量更强大,监督也更有底气了。”
在近几年遭遇“成长烦恼”的慈溪,生态环境已成为当地群众最关注、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周塘西村的做法在慈溪农民中引起了不小轰动,一时间,村环保自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慈溪各地成立。
与政府良性互动
“我们又多了无数双眼睛。”慈溪市环保局副局长胡立江说,村环保自治组织的广泛建立,让一些环境违法行为刚露头就被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横河镇辖区内主要道路上夜间经常发生工程车倾倒建筑渣土、工业垃圾等违法行为,环保志愿者不辞辛劳,直接制止或向镇环保中队举报,第一时间解决环境违法行为。在浒山街道虞波社区环保志愿者的监督下,社区周边餐饮店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及餐饮污水处理装置,餐饮污染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虞家路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对辖区内的企业及商户每季度展开一次系统的污染源排摸和监督,实行动态管理,清晰地掌握了污染源数据。
2009年以来,慈溪市对境内上林湖、梅湖等10个饮用水源水库进行综合治理。政府主导对水库进行清淤、治理污染源,农民环保志愿者也应声而动。各地的环保志愿者纷纷到水源区劝导乱扔垃圾行为,捡拾生活垃圾,挂在绿树上的白色塑料袋、竹林里五颜六色的食品包装袋、溪流里漂浮的饮料瓶,逐渐销声匿迹。
在环保志愿者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慈溪市一些区域性、行业性污染防治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慈溪全市关停了200余家铜熔炼小企业,291家小印花、346家废塑料加工企业,被限期转产或停业。
慈溪市环保局2010年5月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慈溪境内10个饮用水源水库,有6个水质达到了1类标准,4个达到了2类标准。
慈溪市委、市政府也积极扶持环境保护的“草根力量”,鼓励开展群众性环保自治组织建设,出台了激发干部、群众、企业参与环境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系列政策。从2008年开始,慈溪市委、市政府每年对“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环保专项行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培育环保自治组织,汇聚“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的强大合力。
悄然改变村民生活方式
1998年,下洋浦村发动了村里47位厂长经理集资28万元,98户居住在下洋浦江边的农户共同出资,村集体经济补贴,村民参加义务劳动,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清理河道。随后,保护环境及河道清洁被写入了村规民约,并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明确规定:严禁在下洋浦江倾倒废物、废水,严禁清洗有污染的农副产品和杂物,违者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村里还自发组建了一支16人的环保志愿者队伍,每个村民小组2名志愿者,大家共同来维护母亲河。这也被认为是当地村民环保活动的雏形。
“村民像爱护自家的水缸一样爱护我们的母亲河。”下洋浦村村委会主任胡尧芳说,现在维护河道清洁已经成了全村新老村民的一种习惯。
在横河镇海拔最高的大山村,村民戚忠挺至今清晰地记得村里的马洋山水库2009年下半年清淤的场景,“小小一个水库,淤泥不多,倒是清出了数吨生活垃圾。”
这是对村民最生动的一次环保教育。“真的很难为情!”戚忠挺说。从此,村民们变了:脏水不再排向水库,更不会往水库里倾倒垃圾。
2009年下半年开始,周巷镇万安庄村“大兴土木”,不过建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处理生活污水的“三格式回用池”。587户村民主动挖开自家院中的水泥地,在屋后建起一个个3平方米左右的小坑,铺上泥沙,种上德国鸢尾、黑麦草等植物,形成了一块块袖珍湿地。村民们说,别看这个池子小,作用可大着呢,昔日直排的生活污水,现在全达标了。
渐渐地,人们欣喜地发现:慈溪农民上街买菜拎菜篮子、环保袋的多了,使用节能产品的多了,房前屋后的绿色也多了,村里的卫生死角少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也被唤醒了,目前慈溪已有百余家企业出资设立环保基金。
此外,不少镇(街道)还专门组织村环保志愿者培训,进行业务“扫盲”。近日,浒山街道孙塘社区环保学校开课,教室内座无虚席。学校邀请来的环保志愿者主讲“环保健康教育”,在妙趣横生的讲述中传达了十分丰富的环保知识。课后,大家纷纷传抄课堂上讲授的生活节约小常识等笔记。村民们对环保学校的开办纷纷表示欢迎。社区居民孙阿姨说:“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浪费了那么多的资源。以后我会经常来听课,并告诉全家人。”
从“小我”走向“大我”
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城市与农村二元经济现实存在的情况下,要根本解决农村的污染问题,关键在于村民自治水平和能力的提升。此外,村民的意愿必须与政府治污的决心协调一致,才能标本兼治。
从“小我”向“大我”转变,先富起来的慈溪农民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收入、住房等物质层面的生活条件,而是更多地注重社会秩序、自我价值的社会实现,以及包括环境质量等问题在内的生活品质。环保志愿者陈国钿说:“30年前,我们农民关心温饱;30年后,我们更关心生存环境。”
如今,这些朴实的农民通过环保自治组织实现环境自我管理,使得原来环保部门的一双眼睛变成无数双眼睛。每个污染单位时时刻刻接受农民的监督,有限的行政监督转化成了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
“慈溪乡村的环保自治运动,凸显了浙江社会对于环境的重视,也呈现了浙江社会基层自我运行的逻辑。只有社会本身具有环保动力了,社会才有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韩福国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我们应该看到,慈溪农民这种基于自身权利诉求的自下而上的环保运动,可以促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动力。”浙江省政府研究室副研究员马斌说。
“慈溪乡村的环保运动昭示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他们学会运用自主治理和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有效地弥补了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马斌对此这样评价。他告诉记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的环保经验表明,正是广大普通群众对破坏环境行为的斗争、抵制和对环保措施的支持和参与,才给予了环保运动以根本的动力,使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环保工作得以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从更深的层面讲,这种志愿精神和参与行动也孕育着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希望。”
2010年5月29日,细雨中的慈溪市横河镇东畈村充满诗情画意。经过生态修复的河道,漂着睡莲等观赏植物;罗汉松等名贵树种,也被“安排”绿化道路;曾经的烂泥田、堆满柴草的晒场,已变身篮球场;昔日垃圾成堆的小溪,重现清澈。
望着眼前的一切,村党总支书记孙允川很是感慨:“东畈村的今天,靠的是环保基建大投入,但更靠的是村环保自治组织。”
孙允川口中的村环保自治组织,目前已遍布慈溪市261个行政村。1.6万名农民环保志愿者,正活跃在慈溪乡间,守护着自己的绿色家园。
村里污染村民管
早晨,胜山镇四灶村村民胡开潮像往常一样,沿着四灶浦江边巡查。江边原来的工厂污水排放口,一只白鹭正在休憩。“现在工厂哪敢再偷排,有我们看着呢。”胡开潮很自豪。
胡开潮是村环保自治组织的一员。村里像他这样的志愿者有100多位。他们在村里的主要河道——四灶浦江边设置了环境监测点,不定期地请环保部门对河水水质进行监测,并对沿岸进行污染源排查。在10余次环保行动中,环保志愿者抽查排污企业400余家,发现并制止了2起非法排污行为。
令老胡自豪的还有一件事。2009年,村里对一块废弃砖瓦窑的利用产生了争执。有人说,应该用来发展集体经济,而环保志愿者则提出,村里的绿化本身不足,应该将砖瓦窑改建成小公园。最后,村环保自治组织的意见成为主导。现在,一座占地11亩的小公园已经成为村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慈溪首家也是浙江省首家村环保自治组织2年前成立于周塘西村。2008年,该村最大的污染源——多家小熔炼污染企业整治、取缔后,村里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村民关注的头等大事,村级环保自治组织应运而生。当时120名农民环保志愿者加入组织,制定管理制度,按照章程自己管理村里的环保事务,当月就成功阻止了一家污染企业进村。
“以前单打独斗,碰到环境违法行为,也只能向上级环保部门打打小报告”,村环保志愿者陈冲利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力量更强大,监督也更有底气了。”
在近几年遭遇“成长烦恼”的慈溪,生态环境已成为当地群众最关注、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周塘西村的做法在慈溪农民中引起了不小轰动,一时间,村环保自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慈溪各地成立。
与政府良性互动
“我们又多了无数双眼睛。”慈溪市环保局副局长胡立江说,村环保自治组织的广泛建立,让一些环境违法行为刚露头就被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横河镇辖区内主要道路上夜间经常发生工程车倾倒建筑渣土、工业垃圾等违法行为,环保志愿者不辞辛劳,直接制止或向镇环保中队举报,第一时间解决环境违法行为。在浒山街道虞波社区环保志愿者的监督下,社区周边餐饮店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及餐饮污水处理装置,餐饮污染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虞家路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对辖区内的企业及商户每季度展开一次系统的污染源排摸和监督,实行动态管理,清晰地掌握了污染源数据。
2009年以来,慈溪市对境内上林湖、梅湖等10个饮用水源水库进行综合治理。政府主导对水库进行清淤、治理污染源,农民环保志愿者也应声而动。各地的环保志愿者纷纷到水源区劝导乱扔垃圾行为,捡拾生活垃圾,挂在绿树上的白色塑料袋、竹林里五颜六色的食品包装袋、溪流里漂浮的饮料瓶,逐渐销声匿迹。
在环保志愿者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慈溪市一些区域性、行业性污染防治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慈溪全市关停了200余家铜熔炼小企业,291家小印花、346家废塑料加工企业,被限期转产或停业。
慈溪市环保局2010年5月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慈溪境内10个饮用水源水库,有6个水质达到了1类标准,4个达到了2类标准。
慈溪市委、市政府也积极扶持环境保护的“草根力量”,鼓励开展群众性环保自治组织建设,出台了激发干部、群众、企业参与环境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系列政策。从2008年开始,慈溪市委、市政府每年对“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环保专项行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培育环保自治组织,汇聚“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的强大合力。
悄然改变村民生活方式
1998年,下洋浦村发动了村里47位厂长经理集资28万元,98户居住在下洋浦江边的农户共同出资,村集体经济补贴,村民参加义务劳动,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清理河道。随后,保护环境及河道清洁被写入了村规民约,并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明确规定:严禁在下洋浦江倾倒废物、废水,严禁清洗有污染的农副产品和杂物,违者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村里还自发组建了一支16人的环保志愿者队伍,每个村民小组2名志愿者,大家共同来维护母亲河。这也被认为是当地村民环保活动的雏形。
“村民像爱护自家的水缸一样爱护我们的母亲河。”下洋浦村村委会主任胡尧芳说,现在维护河道清洁已经成了全村新老村民的一种习惯。
在横河镇海拔最高的大山村,村民戚忠挺至今清晰地记得村里的马洋山水库2009年下半年清淤的场景,“小小一个水库,淤泥不多,倒是清出了数吨生活垃圾。”
这是对村民最生动的一次环保教育。“真的很难为情!”戚忠挺说。从此,村民们变了:脏水不再排向水库,更不会往水库里倾倒垃圾。
2009年下半年开始,周巷镇万安庄村“大兴土木”,不过建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处理生活污水的“三格式回用池”。587户村民主动挖开自家院中的水泥地,在屋后建起一个个3平方米左右的小坑,铺上泥沙,种上德国鸢尾、黑麦草等植物,形成了一块块袖珍湿地。村民们说,别看这个池子小,作用可大着呢,昔日直排的生活污水,现在全达标了。
渐渐地,人们欣喜地发现:慈溪农民上街买菜拎菜篮子、环保袋的多了,使用节能产品的多了,房前屋后的绿色也多了,村里的卫生死角少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也被唤醒了,目前慈溪已有百余家企业出资设立环保基金。
此外,不少镇(街道)还专门组织村环保志愿者培训,进行业务“扫盲”。近日,浒山街道孙塘社区环保学校开课,教室内座无虚席。学校邀请来的环保志愿者主讲“环保健康教育”,在妙趣横生的讲述中传达了十分丰富的环保知识。课后,大家纷纷传抄课堂上讲授的生活节约小常识等笔记。村民们对环保学校的开办纷纷表示欢迎。社区居民孙阿姨说:“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浪费了那么多的资源。以后我会经常来听课,并告诉全家人。”
从“小我”走向“大我”
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城市与农村二元经济现实存在的情况下,要根本解决农村的污染问题,关键在于村民自治水平和能力的提升。此外,村民的意愿必须与政府治污的决心协调一致,才能标本兼治。
从“小我”向“大我”转变,先富起来的慈溪农民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收入、住房等物质层面的生活条件,而是更多地注重社会秩序、自我价值的社会实现,以及包括环境质量等问题在内的生活品质。环保志愿者陈国钿说:“30年前,我们农民关心温饱;30年后,我们更关心生存环境。”
如今,这些朴实的农民通过环保自治组织实现环境自我管理,使得原来环保部门的一双眼睛变成无数双眼睛。每个污染单位时时刻刻接受农民的监督,有限的行政监督转化成了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
“慈溪乡村的环保自治运动,凸显了浙江社会对于环境的重视,也呈现了浙江社会基层自我运行的逻辑。只有社会本身具有环保动力了,社会才有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韩福国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我们应该看到,慈溪农民这种基于自身权利诉求的自下而上的环保运动,可以促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动力。”浙江省政府研究室副研究员马斌说。
“慈溪乡村的环保运动昭示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他们学会运用自主治理和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有效地弥补了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马斌对此这样评价。他告诉记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的环保经验表明,正是广大普通群众对破坏环境行为的斗争、抵制和对环保措施的支持和参与,才给予了环保运动以根本的动力,使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环保工作得以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从更深的层面讲,这种志愿精神和参与行动也孕育着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