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涯技术教育协会(ACTE)与美国联邦职业教育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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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的名称虽然经历了若干次的变更,但是协会对美国职业教育发展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却一直没有改变。文章将具体探讨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对联邦职业教育立法的影响力及其影响力的来源,并进一步分析其对未来中国职业教育立法所具有的潜在的意义。
  [关键词]生涯技术教育协会 美国联邦政府 职业教育立法
  [作者简介]荣艳红(1972- ),女,河南沁阳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教育史。(河北保定071002)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0-0062-03
  
  “在法国,你所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① 事实表明,在美国,除了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设立的“三权分立”的国会、总统、最高法院三大权力体系之外,仅据1996年《协会百科全书》统计,美国就有2.2万个全国性的非赢利性组织,② 这些林林总总的利益集团积极地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影响美国国家政策的重要力量。本文所论及的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CTE)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生较早,且对联邦各个时期的职业教育立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团体。
  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ACTE)原名国家促进工业教育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NSPIE)。它是1906年由250名工商业和教育界人士响应美国国内对工业教育的迫切需求而创建的。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出台后,NSPIE更名为国家职业教育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NSVE)。1926年NSVE又与美国中西部职业教育协会(Voc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Middle West)合并,共同创建了专业性质极强的美国职业协会(American Vocational Association,AVA)。美国职业协会成立以来,秉承其组织的理念,在其后存在的75年时间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001年,美国职业协会再次更名为生涯技术教育协会(ACTE)。一百年来,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协会的名称虽然经历了若干次变更,但是协会对美国职业教育发展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却一直没有改变。本文将具体分析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的影响力及其影响力的来源,并进一步研究其对构建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所具有的潜在的含义。
  
  一、生涯技术教育协会对美国联邦职业教育立法的影响力分析
  
  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目前是美国最大的教育类团体,一百年来,它全程地参与了各个时期的职业教育立法,努力践行着自1926年美国职业协会成立以来矢志不渝的目标:实现对国家职业教育发展项目的有效领导、为州或地方职业教育的稳定发展提供帮助、建立开放的国家职业教育论坛、代表国内最广泛的职业教育团体的利益。协会被普遍认为是华盛顿名列前茅的最有力的教育类游说团体之一,③正如1957年美国参议员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所说:“阁下的组织及其先辈的努力,几乎使每一个联邦项目都被设计成了职业教育的推动力量。”④具体来看,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报告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状况,为职业教育立法提供信息
  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通常采用报告、公报、年报、时事通讯等形式时刻关注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例如,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的美国职业协会与参议院失业问题专员一起合作,开展了对国内失业问题的调查,其最终报告呼吁扩大青年和成人的职业教育项目,以应对失业的问题,报告中的许多数据均来自美国职业协会公报。1960年,前苏联与美国签署了文化协议,其中包括两国互派职业教育家代表团参观对方的职业教育项目。另外,美国职业协会存在期间出版的众多年报,已经成为了解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和支持职业教育,原美国职业协会还在职业协会公众信息网上及时发布时事通讯,所有这些都增强了协会的影响力,为职业教育立法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二)组织或参与职业教育立法调查团,并撰写报告或提案,直接奠定立法的基础
  在美国联邦职业教育划时代的几部立法实践中都活跃着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的身影。1914年,在开展职业教育的呼声中,国会专门组织了国家资助职业教育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当时的NSPIE管理机构不仅替威尔逊总统拟定了委员会成员的名单,⑤ 而且其最终的报告稍作修改后,直接成为《史密斯·休斯法案》的蓝本。上个世纪60年代,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当时的美国职业协会项目发展部多方努力,敦促肯尼迪总统组成新的立法调查团展开职业教育调查。AVA同样协助当时的健康、教育、福利部挑选了调查团的人选,AVA的许多立法建议也呈现在调查团的最终报告——《教育为改变的工作世界服务》中,而这份报告直接奠定了1963年《职业教育法》的基础。⑥ 由于1963年《职业教育法》的许多资助项目将在1984财政年度终止,因此刚刚进入80年代,国会就为了新的职业教育法的产生组织了三十多次听证会,美国职业协会、各州职业教育管理者国家协会、美国社区和初级学院协会三家机构共同提交的职业教育议案H.R.4166最终成为1984年《卡尔·D·柏金斯法案》的雏形。⑦
  (三)努力扩大联邦对职业教育的资助额度,确保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
  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多年来致力于为美国职业教育争取更多的联邦拨款,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职业教育当之无愧的守护神。在经济大萧条的1932年,当时的美国职业教育协会不仅力挽狂澜,粉碎了试图废除《史密斯·休斯法案》的企图⑧,努力地保住了联邦职业教育拨款,而且为了使拨款数额不至于下降,经过多方努力,使国会在30年代经济衰退情况下,增加职业教育拨款1千万美元,这个数额远远超出了罗斯福总统的期望值。⑨1958年,在莫伯利等人的多方努力下,美国职业协会开展了反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提出的将所有的联邦职业教育资助责任让渡给各州的建议,并为1959财政年度的美国职业教育赢得了4089万美元的联邦拨款。
  (四)积极顺应各个时期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努力发挥协会对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力
  生涯技术教育协会之所以能对美国联邦职业教育立法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这与其不断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调整工作重点密不可分,这一点不仅从协会的名字的变更上,而且从其不同时期工作的思路上都可以表现出来。例如,面对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在实施新政的过程中提出利用“空闲时间培训”的做法,当时的美国职业协会根据自己在成人培训上的经验,为经济衰退期间的成人职业教育培训提供了许多帮助。在二战爆发之际,美国职业协会的工作重点转向为战争服务。二战以后,美国职业协会又全力协助教育部进行三千多万军队转业人员的职业再培训工作,为退伍老兵融入和平时代的经济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0年代以后,美国职业协会顺应历史潮流,配合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在职业与学术教育融合、学校与工作加强联系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生涯技术教育协会对美国联邦职业教育立法影响力的来源分析
  
  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对美国联邦职业教育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整体上来分析其影响力的来源,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总统密切合作
  由于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总统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最高代表,对职业教育立法有着直接的影响。协会从创建开始,就始终把与各届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作为重要目标。它们一方面注意寻求现任总统的支持,如1906年国家促进工业教育协会(NSPIE)初创时期,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就是协会章程的创建者之一,而随后的威尔逊总统则是协会热情的同盟者。⑩另一方面,为了保持联邦职业教育项目不会因为总统的更迭而动荡,协会还主动参与未来总统候选人的挑选工作。例如,1960年美国职业协会执行秘书莫伯利在大选之前写信给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以确认究竟哪位总统候选者更支持职业教育。尽管两位候选人都表达了对职业教育事业的支持,但是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的回信更为及时,“在现有法律条件下,联邦职业教育全额拨款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未来的联邦政府将全力支持各阶段的职业教育发展。”[11]两位候选人的回信被分别刊登在1960年的《美国职业杂志》上,[12]这些做法,不仅为职业教育营造了社会舆论,而且也为日后获得总统支持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二)调动各种力量游说国会成员
  从1906年国家促进工业教育协会(NSPIE)建立开始,协会就形成了主动出击的游说策略。它们积极主动地与国会成员建立起密切联系,特别是与来自南部或农村地区各州的主要国会成员密切合作,共同起草职业教育的议案。当一些职业教育议案被推翻的时候,美国职业协会就会采用自《史密斯·休斯法案》起沿袭的方法,分头通知各区域、州和地方的协会成员,告诉他们国会正在讨论的议题以及某些国会成员对这个议题的具体态度,然后动员地方协会成员与当地的国会议员接触,再次向国会提交同一个职业教育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协会首先会拟定国会成员和参议院成员名单,然后草拟发送给国会成员或参议员的电报范本,同时各州和地方的主要教育家还被邀请参加听证会。除了动用协会各地人力资源以外,协会还充分利用职业教育年会大力宣传,利用职业教育时事通报、公报以及《美国职业教育》等多种渠道向国会成员施加影响。事实证明,游说国会成员的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13]
  (三)协会与国家教育机构建立起密切联系
  按照《史密斯·休斯法案》出台前职业教育家的逻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应该分设不同的领导机构,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历史上形成的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因此《史密斯·休斯法案》出台后,美国形成了双重的教育管理结构。在筹建联邦职业教育部时,当时NSPIE一半以上的领导人都变成了联邦职业教育部的成员,[14]协会成员参与职业教育部的工作,无形之间提升了协会在国家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地位。1933年,在国家经济衰退期间,美国职业协会无力阻挡国会将职业教育部并入教育部的企图。因此在职业教育部并入教育部以后,美国职业协会为了继续保持和扩大协会对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影响力,一方面决定于1934年将协会总部迁往华盛顿,[15]一方面继承协会与职业教育部生死与共的传统,继续与联邦教育部保持密切的联系。几十年来,协会为联邦教育部了解职业教育信息、收集职业教育数据、规划未来职业教育发展做了许多工作,而协会对联邦教育部的影响力并没有受到损害。
  (四)协会领导人的威望及其他游说策略
  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的规模以及集团成员的受教育状况、社会名望、社会地位以及经济状况等,都是影响集团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当然,在所有这些因素当中,集团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敬业精神以及领导艺术更是集团影响力的决定因素。据资料显示,自1934年起,当时的美国职业协会在其后30~40年的时间内仅有4位执行秘书,[16]但是美国职业协会影响立法的作用却非常巨大。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最早的国家促进工业教育协会的领导人普罗斯(Prosser)开始,在协会领导人的身上找到部分答案。例如,1944年当选美国职业协会执行秘书的莫伯利博士被戏称是所有联邦立法的起草者都会求助的人,[17]他同时也被《哈博杂志》(Harper’s Magazine )称做是“华盛顿最成功的院外活动者”。[18]而研究美国职业协会历史的学者巴洛(Melvin L.Barlow)的评论更为全面,他说:“15年内,四届总统和众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无不是从莫伯利博士(Dr.Mobley)那里获得职业教育的知识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9]
  除了协会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以外,协会还采用诸如合并与合作、舆论宣传等手段,增强协会在联邦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三、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的做法对中国职业教育立法的潜在影响
  
  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是生长在美国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专业类游说团体。由于中美两国政治体制间的差异,中国还缺乏这样的专业类团体生长和发挥巨大作用的政治环境。但是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加深,专业类团体逐步参与立法过程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对中国未来的职业教育立法所具有的意义:
  (一)从生涯技术教育协会利益集团的性质上考虑
  根据戴维·杜鲁门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共同看法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织。[20]这种组织包括企业集团、工会组织、农业利益集团、职业协会、公共利益集团、政府集团、慈善和宗教组织等,[21]它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活动范围非常广泛。美国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正是美国利益多元的社会现实催生出来的现象。它的出现使社会各种声音得以展现,使立法过程真正成为利益集团充分博弈的过程。当前,着眼于中国整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机构和团体为其奔走呼吁畅通表达的渠道,纠正不公平的待遇,谋求更多的国家法律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涯技术教育协会不仅代表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种方向,同时也是促进未来职业教育发展所必须催生的力量。
  (二)从生涯技术教育协会专业团体的身份考虑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有两种政策制定的主体,它们是“政府系统内部的政策规划者和政府系统以外的政策规划者”。[22]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包括职业教育立法在内的诸多法律法规更多地是先由政府部门调查、取证、立法,然后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最后再由国家主席签署实施。虽然对政府系统各部门的立法者而言,由于长期以来身处某种情境,信息来源较为充分,能够更多地从部门事业的发展来考虑立法,但是由于其本身隶属于政府机构,所以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府意愿、统治者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部门立法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理性精神就容易打折扣。但是,从美国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的身份来看,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团体,它与政府的关系是非依附性、非隶属的独立关系。这种身份不仅巧妙地规避了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事实,更多地从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来处理协会与政治的关系,而且,由于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的专业性质,其立法建议将更为符合职业教育立法专业化的需求。
  (三)从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的立法努力考虑
  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70年以来,美国各类利益集团不仅数量增长、活动范围扩大,而且其参与政治的方法和策略越来越职业化。同时为了增加各类集团影响立法的功能,在华盛顿设立总部的各类组织的数额也增加极快。[23]事实证明,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任何游说活动想要取得成功都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从生涯技术教育协会的游说活动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因此,正是从生涯技术教育协会为职业教育发展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来看,中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工作者应该向美国同行学习。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华盛顿的多种利益集团在游说活动中难免会经常出现不正当的行为。因此“自1911年以来,几乎每届国会都提出关于制定游说法的问题,希望通过立法去限制和监督利益集团的游说行为,防止游说中的腐化违法行为。”[24]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同行引以为戒的。
  
  [注释]
  ①谭融.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综述[EB/OL].http://www.studa.net/Capitalism/051227/1725385.html,2007-03-12.
  ②[20][21][23][24]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15,1,115-125,115-116,149.
  ③⑨⑩[13][14][16][17]Harvey Kantor,David B.Tyack.Work,Youth,and Schooling,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Vocationalism in American Education[M].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62,61,59,60-61,60,60,61.
  ④Answering the Call to Duty[EB/OL].http://www.acteonline.org/about/upload/Answering-the-Call.pdf,2007-03-12.
  ⑤⑥⑦[12]Shu Wei-Non,A Comparison of Factors that Influnce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Making In the U.S. and TaiWan,Republic of China[D].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6:82,123-127,152-153,123.
  ⑧[15]A-New-Association-is-Born[EB/OL]. http://www.acteonline.org/about/upload/A-New-Association-is-Born.pdf.4.4,2007-03-12.
  [11][18][19]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g[EB/OL].http://www.acteonline.org/about/upload/Changing-Times.pdf,2007-03-12.
  [22]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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