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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给我做过一只风筝，是条半透明的橘色金鱼，色泽华丽得如同一条披肩。他带我去河滩放风筝，向举着金鱼的我大喊：“跑啊！跑啊！”那天的风很大，我跑得累极了，可风筝始终没有飞起来。我想是因为它身上的颜料太重了，多半是那样。
念大学时，逢年过节室友纷纷给父母打电话，我便也想向他们说一句节日快乐。可拿起电话，那句最简单的祝福却堵在喉咙，只好转而交代他们要给我寄什么东西。每当看到女孩挽着父亲，或者拉着母亲的手，我都会羡慕和紧张。我在表达情感时总显得笨拙，后来才明白，每个人与父母的关系便决定了你和所有人的相处距离。
有个故事在姑妈口中重复了很多遍。连日阴霾大雪后，天空突然放晴，姑妈撩起产房门帘走出来，“是女儿。”父亲听后脸色一沉，立刻转身离去。他们先前都以为是个男孩。
在我4岁时，父亲背了相机带幼儿园孩子去公园拍集体照。一到公园，大伙四散，恼怒的父亲抓住我就是一记莫名的耳光。我嚎啕大哭。其他孩子见状，立刻都乖乖回到原地。父亲颇为得意，杀鸡儆猴是当时惟一的办法。
但我要声明，这些是我长大后被灌注的记忆。在我的回忆中，我一直生活在父亲全部的关爱和希望之下，计划生育政策让我既像女儿、又像儿子一般被抚养成长。
父亲下放过农村，演过话剧，当过面店学徒，“文革”结束后考入美院学习西方油画。他喝酒豪爽，爱交友，只是脾气暴躁，他们称他“老大”。在毕业二十多年后，父亲一掷千金组织了班上规模最大的同学会，请来了身处世界各地的同学。一位女同学在酒桌上感叹：青春啊，已成了一张过期的船票。
我不知道他在校园里是否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恋爱，总之他为了履行和母亲的婚约，29岁毕业后回到了苏南小镇。
到我出生那一年，父亲已经因为酗酒三次胃出血，身体极为瘦弱。奶奶时常提起，她送我们父女俩到车站，眼巴巴看着父亲颤颤巍巍地抱着襁褓中的我，几次都挤不上乡镇巴士。
下海
80年代，爸爸穿着沾满颜料的短裤和马夹，在国营印染厂里设计必将流行全国的印染图案。他的画室永远是最乱的一间，他们叫他邋遢画家。他画了一些在我看来不错的景物，在苏州办过三人画展，虽然这些画在之后的岁月中束之高阁。他坚持不让我学画画，因为他怕，学艺术的道路没有承诺。
有阵子，报纸连载《长袜子皮皮》，父亲尤其喜欢讲这个故事，或许因为皮皮是惟一不关心嫁王子的童话书女主人公。父亲不喜欢我表现得女性化，看见我穿裙子，便会微微皱眉。即便我已二十多岁，他陪我逛街，都会习惯性拿起一条很多口袋的工装裤，说：“这个好。”
父亲自然也不喜欢我表现出怯懦。我从小独自住在二楼，有阵子怕鬼怕得要哭。他为了证明世上压根没鬼，告诉我：当年邻居说这祖屋闹鬼，一到晚上厨房就会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像有人在斩肉。他不信邪，大学毕业后独自住了进去。晚上听到声音出去察看，发现竟是几只老鼠在灶台上跳，踩着刀柄敲击砧板。我不信，但还是笑了。
我读小学时，父亲定做了一只两米长的书桌，他可以在一头画出口欧美的丝绸围巾，收听美国之音，在另外一头监督我做作业。他如同流水线上的机器，一笔勾一朵牡丹、一只蝴蝶，题上毛笔字“蝶恋花”，再敲上印章。这些围巾将远销欧美，成为商场里的高档货，父亲画一条可以得到一毛钱。
1989年，镇上最大的湖泊西白漾被填平了，其上建了全国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水乡古镇摇身一变成为乡镇企业繁茂地。父亲爬在脚手架上，为东方丝绸市场画了一幅巨型海报：一位侧卧的摩登女郎穿着国营厂生产的丝绸睡衣，长着西方女人的脸。
40岁那年，父亲下海了，公司的丝绸堆得像座小山。从此，不再有人为我扎辫子，准备三餐，像猎狗一样嗅着成绩。我总是像一个包裹被父母带去饭店和舞厅，默默旁观他们的应酬。
我读初中时，父亲在郊区建了一个房子，正如他所希望的，书房有整面墙的落地玻璃窗，除了他最爱的大小仲马，还有全套金色封面的世界名著，气派极了，像一个真正的暴发户。父亲搬到郊区，为了不让野孩子来我家门口聚集，影响我的学习。虽然他从来不承认，我也是野孩子之一。
同一年，一个男人走进公司，拿出一张不存在的欠条要父亲偿还。在遭到拒绝后，辽宁帮冲进来，砸了一切可砸的。退伍回来的亲戚找了四川帮帮忙。最后，两败俱伤，几人重伤进了医院。几个月后，四川人來找爸爸，说他在别处杀了人，要跑路了，拿了一万盘缠后再也没有出现。
我从寄宿的高中回到家，发现父亲不在，才知道一辆外地牌照的警车拦截下他，把他连夜运到了北方某市的拘留所。他刚进的货物是赃物，尽管他不知情。待家人动用种种关系把他解救出来，他似乎陡然老了好几岁。
90年代后期，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完成，商场上血雨腥风，没有规矩和仁慈可寻，这些都要一个逢酒必醉、人多时爱耍宝的画家父亲去适应。多年后，他时常为自己放弃绘画叹息，他的大学同学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他不再说，艺术没有承诺，他改口告诉我，任何一条路都值得坚持下去。
我与父亲之间永远报喜不报忧，但血缘似乎让我分担了某种危机感，哪怕他后来强调，他是为了让我有更好的生活才下海，可我总是梦见房子四处漏风、分崩离析。紧接着，我发现，还有更大的噩梦在生活的被褥下面掖着。
那些争吵、打架、眼泪都是在身边发生的，在我每次出门后，回家前……秘密，是对我的保护。但即便是一个11岁、经历可谓白纸的孩子，她的感知能力也可以像雷达一样敏锐。我捕捉着父亲醉酒后的胡言乱语、外人细微的眼神、饭桌上的措辞……我什么都明白，在第一时间，比当事人更知情。
重新投入画画
我终于从青春期活了下来。大一时，父亲听说我恋爱了，写了一封两页纸的信，字迹暴怒，信纸都戳破了。他告诉我，如果我继续和这个职高毕业的小镇水管工通信和见面，就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他甚至威胁，他会亲自去教训这个混混。父亲住进了医院。解释无用。在沉闷的抗争中，我败下阵来。
10年后，有人在网络上给我留言：我终于又找到了你。他刚回国，至今独身。他说：如果当时你父亲真来找我多好，他会知道我不是他想象的那种人。我却颇有些世故地想，若不是父亲声嘶力竭地使之夭折，我现在会在哪儿？
我走得离家越来越远。父亲，还是那个父亲，会给美国领事馆写信，谴责美军攻打伊拉克；会在公园里和人辩论，容不得别人诅咒共产党，虽然他不是党员，也从未受益；看见路边有人行窃时，他会立刻停车，跳下车去抓住小偷；他会给苏州市长写信理论，请求办理户籍（几周后公安局领导亲自联系他，为他破例办理）；他会把我在杂志上发表的每篇文章裁剪下来，细心收藏；会给我发消息——“哥伦布说，继续前进”；也会在每年圣诞节即是我的生日寄上贺卡，写上祝福语：新的一年请说话声音大一点。
自从扔掉了我在中学时收集的所有骷髅饰品后，父亲庆幸我看起来那么身心健康，只是一次在杂志上读到我小说中的脏字后，他试图阻止我“审丑”的趣味。以后，我像打游击战，换了一个又一个笔名，而那一年多的两性专栏每周出现在他们订阅的报纸副刊上，恐怕他们永远也猜不到这是自己女儿的想法。
父亲关掉公司后，几乎带着一种焦虑和兴奋，重新投入画画，画的是他记忆中的江南，从未繁荣，从未污浊。我最喜欢的是《日色冷北屋》，临水小街一半是金色，一半是黛色。他说，你看太阳总是不公平的，北屋永远照不到阳光。
我们并不能互相赞美，也许，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我继承了他的高鼻梁、好酒量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每一个个体的缺憾和不完美，以及无法靠近的距离，不如顺其自然吧，因为我想父亲和女儿是互相造就的，独一无二。北屋有北屋的美。
念大学时，逢年过节室友纷纷给父母打电话，我便也想向他们说一句节日快乐。可拿起电话，那句最简单的祝福却堵在喉咙，只好转而交代他们要给我寄什么东西。每当看到女孩挽着父亲，或者拉着母亲的手，我都会羡慕和紧张。我在表达情感时总显得笨拙，后来才明白，每个人与父母的关系便决定了你和所有人的相处距离。
有个故事在姑妈口中重复了很多遍。连日阴霾大雪后，天空突然放晴，姑妈撩起产房门帘走出来，“是女儿。”父亲听后脸色一沉，立刻转身离去。他们先前都以为是个男孩。
在我4岁时，父亲背了相机带幼儿园孩子去公园拍集体照。一到公园，大伙四散，恼怒的父亲抓住我就是一记莫名的耳光。我嚎啕大哭。其他孩子见状，立刻都乖乖回到原地。父亲颇为得意，杀鸡儆猴是当时惟一的办法。
但我要声明，这些是我长大后被灌注的记忆。在我的回忆中，我一直生活在父亲全部的关爱和希望之下，计划生育政策让我既像女儿、又像儿子一般被抚养成长。
父亲下放过农村，演过话剧，当过面店学徒，“文革”结束后考入美院学习西方油画。他喝酒豪爽，爱交友，只是脾气暴躁，他们称他“老大”。在毕业二十多年后，父亲一掷千金组织了班上规模最大的同学会，请来了身处世界各地的同学。一位女同学在酒桌上感叹：青春啊，已成了一张过期的船票。
我不知道他在校园里是否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恋爱，总之他为了履行和母亲的婚约，29岁毕业后回到了苏南小镇。
到我出生那一年，父亲已经因为酗酒三次胃出血，身体极为瘦弱。奶奶时常提起，她送我们父女俩到车站，眼巴巴看着父亲颤颤巍巍地抱着襁褓中的我，几次都挤不上乡镇巴士。
下海
80年代，爸爸穿着沾满颜料的短裤和马夹，在国营印染厂里设计必将流行全国的印染图案。他的画室永远是最乱的一间，他们叫他邋遢画家。他画了一些在我看来不错的景物，在苏州办过三人画展，虽然这些画在之后的岁月中束之高阁。他坚持不让我学画画，因为他怕，学艺术的道路没有承诺。
有阵子，报纸连载《长袜子皮皮》，父亲尤其喜欢讲这个故事，或许因为皮皮是惟一不关心嫁王子的童话书女主人公。父亲不喜欢我表现得女性化，看见我穿裙子，便会微微皱眉。即便我已二十多岁，他陪我逛街，都会习惯性拿起一条很多口袋的工装裤，说：“这个好。”
父亲自然也不喜欢我表现出怯懦。我从小独自住在二楼，有阵子怕鬼怕得要哭。他为了证明世上压根没鬼，告诉我：当年邻居说这祖屋闹鬼，一到晚上厨房就会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像有人在斩肉。他不信邪，大学毕业后独自住了进去。晚上听到声音出去察看，发现竟是几只老鼠在灶台上跳，踩着刀柄敲击砧板。我不信，但还是笑了。
我读小学时，父亲定做了一只两米长的书桌，他可以在一头画出口欧美的丝绸围巾，收听美国之音，在另外一头监督我做作业。他如同流水线上的机器，一笔勾一朵牡丹、一只蝴蝶，题上毛笔字“蝶恋花”，再敲上印章。这些围巾将远销欧美，成为商场里的高档货，父亲画一条可以得到一毛钱。
1989年，镇上最大的湖泊西白漾被填平了，其上建了全国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水乡古镇摇身一变成为乡镇企业繁茂地。父亲爬在脚手架上，为东方丝绸市场画了一幅巨型海报：一位侧卧的摩登女郎穿着国营厂生产的丝绸睡衣，长着西方女人的脸。
40岁那年，父亲下海了，公司的丝绸堆得像座小山。从此，不再有人为我扎辫子，准备三餐，像猎狗一样嗅着成绩。我总是像一个包裹被父母带去饭店和舞厅，默默旁观他们的应酬。
我读初中时，父亲在郊区建了一个房子，正如他所希望的，书房有整面墙的落地玻璃窗，除了他最爱的大小仲马，还有全套金色封面的世界名著，气派极了，像一个真正的暴发户。父亲搬到郊区，为了不让野孩子来我家门口聚集，影响我的学习。虽然他从来不承认，我也是野孩子之一。
同一年，一个男人走进公司，拿出一张不存在的欠条要父亲偿还。在遭到拒绝后，辽宁帮冲进来，砸了一切可砸的。退伍回来的亲戚找了四川帮帮忙。最后，两败俱伤，几人重伤进了医院。几个月后，四川人來找爸爸，说他在别处杀了人，要跑路了，拿了一万盘缠后再也没有出现。
我从寄宿的高中回到家，发现父亲不在，才知道一辆外地牌照的警车拦截下他，把他连夜运到了北方某市的拘留所。他刚进的货物是赃物，尽管他不知情。待家人动用种种关系把他解救出来，他似乎陡然老了好几岁。
90年代后期，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完成，商场上血雨腥风，没有规矩和仁慈可寻，这些都要一个逢酒必醉、人多时爱耍宝的画家父亲去适应。多年后，他时常为自己放弃绘画叹息，他的大学同学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他不再说，艺术没有承诺，他改口告诉我，任何一条路都值得坚持下去。
我与父亲之间永远报喜不报忧，但血缘似乎让我分担了某种危机感，哪怕他后来强调，他是为了让我有更好的生活才下海，可我总是梦见房子四处漏风、分崩离析。紧接着，我发现，还有更大的噩梦在生活的被褥下面掖着。
那些争吵、打架、眼泪都是在身边发生的，在我每次出门后，回家前……秘密，是对我的保护。但即便是一个11岁、经历可谓白纸的孩子，她的感知能力也可以像雷达一样敏锐。我捕捉着父亲醉酒后的胡言乱语、外人细微的眼神、饭桌上的措辞……我什么都明白，在第一时间，比当事人更知情。
重新投入画画
我终于从青春期活了下来。大一时，父亲听说我恋爱了，写了一封两页纸的信，字迹暴怒，信纸都戳破了。他告诉我，如果我继续和这个职高毕业的小镇水管工通信和见面，就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他甚至威胁，他会亲自去教训这个混混。父亲住进了医院。解释无用。在沉闷的抗争中，我败下阵来。
10年后，有人在网络上给我留言：我终于又找到了你。他刚回国，至今独身。他说：如果当时你父亲真来找我多好，他会知道我不是他想象的那种人。我却颇有些世故地想，若不是父亲声嘶力竭地使之夭折，我现在会在哪儿？
我走得离家越来越远。父亲，还是那个父亲，会给美国领事馆写信，谴责美军攻打伊拉克；会在公园里和人辩论，容不得别人诅咒共产党，虽然他不是党员，也从未受益；看见路边有人行窃时，他会立刻停车，跳下车去抓住小偷；他会给苏州市长写信理论，请求办理户籍（几周后公安局领导亲自联系他，为他破例办理）；他会把我在杂志上发表的每篇文章裁剪下来，细心收藏；会给我发消息——“哥伦布说，继续前进”；也会在每年圣诞节即是我的生日寄上贺卡，写上祝福语：新的一年请说话声音大一点。
自从扔掉了我在中学时收集的所有骷髅饰品后，父亲庆幸我看起来那么身心健康，只是一次在杂志上读到我小说中的脏字后，他试图阻止我“审丑”的趣味。以后，我像打游击战，换了一个又一个笔名，而那一年多的两性专栏每周出现在他们订阅的报纸副刊上，恐怕他们永远也猜不到这是自己女儿的想法。
父亲关掉公司后，几乎带着一种焦虑和兴奋，重新投入画画，画的是他记忆中的江南，从未繁荣，从未污浊。我最喜欢的是《日色冷北屋》，临水小街一半是金色，一半是黛色。他说，你看太阳总是不公平的，北屋永远照不到阳光。
我们并不能互相赞美，也许，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我继承了他的高鼻梁、好酒量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每一个个体的缺憾和不完美，以及无法靠近的距离，不如顺其自然吧，因为我想父亲和女儿是互相造就的，独一无二。北屋有北屋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