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重庆邀讲课，当晚主人安排在洪崖洞吃便饭。从那条著名商业街走过时，我看到一家商店前有个全脸涂黑、穿一身黑色古装的大个子男孩，他背靠墙，双手垂两膝间独自坐椅子上，木然望着从眼前走过的人，包括我。一瞬交错而过，我甚至来不及停下来跟男孩说一句話，更不知他姓啥名啥。仅此而已，没有后续。
　　但后来的许多日子，男孩的脸和他的坐姿一次次浮现。他多大了？他受过什么教育？他去过哪些地方？他有怎样的期许和不满？这么年轻而壮硕，为了生计却必须把自己脸藏在黑色涂膏下、身体隐在古人服饰中，从四面八方来此吃喝游玩的人每天河水般从眼前流过来流过去，他却只能日复一日定格在这条街上，内心会有怎么样的波纹？小说就是从这些问号中开始出发的，写了，中途又反复停过，停是因为在远方与近处之间，我似乎一直比黑脸男孩有更多的茫然。
　　以前不时有记者问起笔名的问题。“北”是个方位词，当然跟我某种隐秘的向往有关。小学中学时在学校宣传队跳过无数少数民族舞，因为无知，以为但凡能穿上花花绿绿的衣裳，无论内蒙、新疆、朝鲜，还是藏、彝、傣、苗，都一样在北方。舞台上的鲜艳生动与平日的枯燥贫瘠恰成反比，北方比南方花枝招展的错觉便徐徐暗生。南方有雪吗？没有。南方有天安门吗？没有。南方更没有摘不完的苹果葡萄和喝不完的牛奶美酒，所以，此生必须挪动自己，去北方驻扎下来。这算是最初的理想吧。后来的理想还包括当战地记者、体育记者，甚至萌生入藏支教、出国打工等诸多冲动，总之就是想把自己送往远处，可事实上我却树一般一直稳定扎在南方的土地上，偶尔北上，转瞬又回，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双脚长在自己身上，我们却掌握不了自己命运。一个人种子般撒落在哪里，是由很多偶然和无数必然共同造就的，然后还来不及挣扎，就匆匆老去，世界再大，也都在生活半径之外。倘若心底还藏不甘，斗胆揣想不同的人生，我们当然会在另一个地方见到不同的朝露和黄昏，遇到不一样的面孔和际遇，却同样必须经历类似的一日三餐和生老病死，也许更无聊，或更无趣。无论生存在哪里，别处都是远方;无论走多远，内心不广阔都没有远方。
　　所以《张飞老师》这篇小说，大抵不过是我的一声慨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