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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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9—12日,由国际价值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承办,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西北大学哲学学院与陕西横渠书院协办的“变化世界中的价值观国际学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意大利、韩国和中国的4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古城西安,共同探讨价值哲学在当代道德实践与社会重建中贡献智慧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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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9—12日,由国际价值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承办,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西北大学哲学学院与陕西横渠书院协办的“变化世界中的价值观国际学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意大利、韩国和中国的4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古城西安,共同探讨价值哲学在当代道德实践与社会重建中贡献智慧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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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
作为当代女权主义的重要分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为探讨反代孕合法化的必要性提供了别样的分析视角:代孕的出现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此形成的压迫和剥削导致了代孕女性的异化,她们作为人的特征为工具性所定义,面临与母亲身份疏离的风险.在代孕女性与母亲身份疏离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侵占绝大部分生育劳动成果的特权阶级女性群体.为避免对代孕女性的压迫、剥削和异化,减少她们过上自由、独立且有尊严生活的阻碍,坚决反对代孕合法化是必要的.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对列维纳斯的女性概念展开过尖锐的女性主义批评,这一批评在其当代支持者中获得了更为周密而有力的论证.这些论证可以归总为一个解读方式上的二难困境,即无论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抑或从哲学范畴层面理解列维纳斯的女性概念,从中寻求女性主义理论资源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通过考察列维纳斯的爱欲现象学,我们可以发现,列氏凭借爱欲的三重两可性瓦解了隐藏在二难问题背后的互斥性观念,其女性概念因此不属于任何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刻画,它所具有的既背负深重过去又面朝无限未来的意涵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合理且深刻的哲学辩护.
秉承《正义论》中"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的划分,罗尔斯在《万民法》中进一步将自己的理论拓展为"现实乌托邦".该主张为其正义理论赋予了面向"现实的"维度,也让一些学者认为罗尔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过,罗尔斯始终坚持"理想理论的优先性"命题,主张稳定性依赖于"向着理性善的收敛",也即向着未来收敛.因而,他的理论旨在用一种逻辑的可能性或理由的可能性来否定"此时此地"这样的经验的可能性或事实的可能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聚焦于未来,而非拘泥于当下.他的理论首先(并且最终依然)是乌托邦的.
罗尔斯在其理论建构中吸收并试图规避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评,这使他的正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从唯物史观视角审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我们会发现,罗尔斯基于西方社会公共政治文化中的规范性理念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内部批评,暗中依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但马克思并不会赞同罗尔斯的批评进路;罗尔斯虽然将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看作实现社会正义的关键步骤,但由于其将分配正义的观念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认作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因而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德莫特·莫兰(Dermot Moran)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现象学家、2018年北京"世界哲学大会"委员会主席,现任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哲学系主任.2019年6—7月,莫兰教授受邀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开展"中大禾田哲学讲座",期间访者与莫兰教授就现象学研究的现状、现象学与跨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持续且深入的交流.此系列访谈从2019年7月延续至2021年5月,莫兰教授最后对访谈文稿作了大量增订和校阅,全面展现了他个人对现象学近四十年发展的观察与回顾.在此选取部分内容集结成文,以飨读者.
胡塞尔晚年将两性间的本能和母婴关系等"在家状态"构筑为超越论现象学的新基础,从而实质性地构成了对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理论的批评:本己性并非"无家可归"的,而是应该显明于与家人关联的"切己性"。同样以"在家"为基础,列维纳斯突破了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理论的统治,但与胡塞尔强调家的"融合存在"不同,列维纳斯坚持亲子与两性中的他异性的基础地位,主体只能在不可消除的差异性中与他者相互渗透、感发与生成。在对在世、在家之奠基关系的转换中,现象学运动实现了从在世存在到本性存在,再到异质存在的
萨特继承了德国现象学的内时间意识道路,并给出了一条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思考意识与时间之关系的路径。具体地说,他首先用现象学描述得出常识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性要素的含义;然后通过对意识自身关系的刻画表明,只有自为的意识才能充分契合上述时间性含义;最后萨特指出,时间性对于处境意识而言意味着意识同时具有事实性(原初过去)、内部否定(原初现在)和可能性(原初未来)。
“朱子学”有广狭两义,朱子理学为狭义朱子学,而朱子后学及后世学者对朱子哲学的理论解释与创新发展则属于广义朱子学。13世纪末,传入日本与朝鲜的朱子学经与当地文化的冲撞、对话、吸收与转化而发展出来的日韩朱子学,是广义朱子学的典型形态。不过,朱子学在江户日本经历了一番乖舛的命运,传入伊始便出现了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等多重势力交错缠斗的现象;由于江户日本属于武士国家,缺乏科举制度对儒士身份的保障,故朱子学在江户社会的地位显得十分微妙,历来以为朱子学是德川幕府政治意识形态的看法无法成立。然而日本朱子学也有独到之处,如崎
同一性是解决技术人工物实在性的新路径。同一性是个体与类的实在性基础。存在的各类事物有层级的区分,各类事物之间具有相对同一的关系。同一性是一种关系,且具有相对性。个体与个体所属的类之间存在一种同一关系。技术人工物的个体与类是相对同一的两类实体。同一性的传递性使实在性成为可能。技术人工物是人的意向性的产物,通过制作实践过程转化为物质实体。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隐退在要素、结构与功能之中,并主要通过功能直接显示出来。技术人工物的实在是核心要素、核心结构与专有功能相互统一构成的实在。如果技术人工物的核心要素、核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