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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是个很有特点的社会学家。
他不申报任何研究课题，不拿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不参加任何学术评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
他关注弱势群体，也自揭学术“家丑”，甚至直接质疑社科院“卖官”；
……
“不合群”的郑也夫因此被称为“社会学的硬汉”。
也许因盛夏所生，郑也夫的一生似乎都在“以暴热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一直以来，郑也夫都在热切地关注社会发展并保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他对学术界腐败的现状“深恶痛绝”，并且屡屡予以抨击。
2006年8月，郑也夫的“暴热”达到极至。他在博客上“撸胳膊，卷袖子”，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指名道姓“炮轰”学部委员景天魁。
郑也夫的“生猛举动”震撼了知识界，一时备受关注。但郑也夫则自觉对于中国影响只是“略有一点消极功能”。这消极功能就是“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在这种体制下，我觉得很孤独”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景天魁事件”已经过去两年，现在来看有何意义？
郑也夫（以下简称郑）：我想不出有若干意义，主要有两个意义：一是发泄我对此事的不满。我觉得这事极不公正，发泄完了我挺痛快。当然也不光图自己高兴，我希望达到一定效果，看能不能改善现在整个学术环境。虽然我的动作很生猛，结果是无济于事，完全撼不动这个机构的这帮人，整个大厦的根基依然很稳固。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事也没什么意义。
青：这件事情对您之后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郑：没有任何影响，异乎寻常的平静。从我捅这个“马蜂窝”，直到事件结束，社科院系统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个电话。大家都选择了沉默。我觉得如果老同事（我之前也在那里呆过）无论是用什么方式和我交流一下，或者温和地劝我一句，我觉得都在情理之中，但竟然没有一个人给我来电话说这事儿，确实超乎我的想象。
青：之前您完全没想到是这样一种情形？
郑：我觉得社科院系统一个电话都没有，这是一种理性行为。这是他们经过判断以后的策略，不搭理你，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让你闹不起来，不配合你演这个戏。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撼不动评价系统这座大厦，不了了之。
青：这样的结果有没有让您产生挫伤感？
郑：我做这件事，也是想做成了更好，做不成就做不成，不敢抱太大的期望。但我内心积聚了很多对体制的不满，说出来个人也痛快啊。何况我也不是没有抱一点希望，还是有点希望能打破评价系统。最后虽然没什么效果，也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构不成什么挫伤。
青：为什么总是您，而其他人往往“集体失语”？
郑：因为我多年来对这个体制深恶痛绝，这就造成人比较情绪化，情绪化以后人就不那么能算计了，对很多东西不会考虑那么多，痛快地骂骂这个评价系统，也不会去想什么后果。所以，我行动是因为积蓄的情绪比较充沛，但也不是必然条件。很多人积蓄的情绪一样充沛，但人家并不开战。
青：那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郑：那就得解剖我们的国民性了。拔高点说，我认为这就是国民的某种劣根性。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有太好的忍耐力，好像有太多的不公平的事和制度，我们都可以长期地屈从，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自己身体里消化掉了。这一点我确实看不惯。我不愿意与众多这样的同仁生存在同一个体制下，太没有意思了。很多人有很多很多怨气，但他不说，绝对不说，要么就是跟你讨论时，你说什么话他跟你高度共鸣，但你有所行动时，他就退缩了。所以，有时我们中国人要改变某些不满的事，比在别的国家更难。
青：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您不觉得孤独吗？
郑：肯定孤独，因为有些事情还在做，但找不到一起共事的人。我所在的全国社会学学会，以前学会会长任期都是五年，后来又改成任期三年，我就提出任期搞成一年制。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建立了全美的社会学学会，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会长一直是一年任期制。我就写提议，反对会长任期太长，认为这是一种资源垄断。应该让更多有学术成果的人当会长，让更多人的名声被社会所了解。
我写出这个以后，私下里很多人都极为高兴，对我伸大拇指：“写得太好了！”我把提议传给好多同仁看，他们都表示赞同。但最后表决时，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都不做“出头鸟”！我真没想到，那么多私下一起讨论、如此激烈反对三年制的人，最后还是通过了！
“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
青：您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郑：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腐败！这个腐败不是哪一个人腐败了。当这个学术评价系统不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系统是腐败的。
另外，学术界有很多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捞取了大笔钱财，这也是腐败。因为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学者、专家，都是拿着那么多经费做出一堆垃圾，非常垃圾。整个群体变得越来越无聊、无思想、不读书。身为文化人拿着国家的薪水以及昂贵的课题费，了无贡献，提不出什么好思想来。这种状况就是腐败。但这个腐败会犯罪吗？会被抓起来接受惩罚吗？不能！绝对不能！从法律意义上，绝对不能说他们腐败。你说人家腐败，人家会告你诬陷。但我要说，从社会上了解点儿情况，完成这么点儿认识，需要这么多钱吗？我认为相当相当清楚：绝对不需要这么多钱！这很荒诞。
还有，这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透明的评价系统。我不说公正，也不说良好，公正和良好大家会有争议的，我就说透明。我觉得透明了才能逐渐走向公正和良好。
青：对于您所说的这种“学术腐败”，您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郑：以前我们说腐败，一般是由权力产生，有公权的人把公权变成私利了，这叫腐败。但学术界这些人，也没有太大的权力，怎么就变腐败了，成了捞钱的机会了呢？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其实这件事是权力机构帮了忙，权力机构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去抢、去竞争。权力机构为什么给这个钱呢？这非常耐人寻味，我一直在寻思这个事。
这（学术腐败）开始于1990年代初期，社会上老攻击有权的人容易腐败，这有权的人就说了：“怎么老攻击我啊？给你们点糖果，把你们嘴堵住，也给你们点钱让你们也腐败一下，省得你们老攻击我们。”现在我给你们一笔钱，你们来竞争吧。刚才我说了，搞清一些社会事实提出一些建议观点，并不需要多少钱。别说好听的话，别说多一些钱就能把科研搞得更好。你们知道科研需要多少钱吗？科研就是钱越多做得越好？而我常看到的是，钱越多科研做得反而越垃圾了。这就是学术腐败的由来。
青：您最开始也申请课题，后来为什么不申请了？
郑：一开始我确实申请了，但当时课题费不像现在数额这么巨大，那时还比较靠谱。我那时申请要投票拉关系，我从来不会跟人拉关系的。于是，申请了一两次后，还被人家扣了几顶帽子，说什么“水准很低”、“政治方向有偏离”，我以后也就不再申请了。
青：之后您是否也想过再申请？
郑：没有，以后15年来再也没申请过。我知道，如果我不屈不挠地申请，改变一下策略，肯定能申请到，何况有很多人也愿意把我拉下水：“你别一天到晚在那儿开骂，申请到了你也没什么可说的啦。”这都有可能，但我已经完成了一个认识。
如果我历来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就不会想这件事。想这件事是从很朴素的不满开始的。为什么不给我评上呢？我觉得我比你们水平高。因为曾经受了压迫，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由不满就想找找老根。为什么1990年代以后给的钱越来越多了？敢情是因为这个啊。那我以后就与它彻底拉开距离。我对它是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再也不会申请。
青：您既然认为学术腐败是一种体制原因，那您觉得有“治疗”的办法吗？
郑：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灰心，治疗的办法之一就是学界有不满，一定要发出声音。如果很多人都发出声音，我觉得要想改变这种体制易如反掌，一点都不难。
青：易如反掌？
郑：对。我就是这么天真、乐观地认识这件事。就像我之前说的社会学会选会长是一年制还是三年制，大家私下都赞成一年制，如果在理事会上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结果马上就变了。但如果你们都是两面派，都是分裂人格，由一个分裂人格的个体组成的学界，那我不能对它抱任何希望。出路在哪儿？我不知道出路在哪儿。
我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某个首领身上，我没那么看问题。我觉得只要我们每个人在任何场合下永远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体制，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青：您一直声称自己“主动和体制保持距离”，但事实上您一直在密切关注？
郑：这很好理解，我不参加到体制里面去，我没有一官半职，没有成立自己的研究室，不申请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我是与体制保持了距离。但另一方面，我不是一个犬儒，我一直在评判不好的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我没有与它拉开距离。
“我只要做人就要有尊严”
青：您自称有精神洁癖，这对您是好事还是坏事？
郑：精神洁癖是我个体的特征，没有什么目的性，所以也无所谓好坏。我之所以有精神洁癖，是因为我追求个体的尊严。这个尊严是目的吗？尊严是我本来面目，我并没把自己当成工具，我只要做人我就要有尊严，即使这样在社会上吃亏，即使它是墓志铭，我也认可。我很坦然地继承自己这份天赋。
青：对于您的精神状态，这种洁癖是让您更快乐，还是更悲观？
郑：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利有弊。我没去违心做很多事，虽然钱少，但我做事按照自己的意愿。当然也有难处，钱多一些意味着更多选择。有些事没钱不好做，比如出书需要经费；再比如出差，我没有差旅费，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我开年会10多年不去，上次去是朋友帮我出的差旅费。我个人工资能掏吗？能掏，但让我掏自己工资开这种无聊的会，就不掏！太不像话，太岂有此理了。你说我混到这份上多惨啊！所以，还是有不便的地方。
青：这样的境遇会影响您的生活态度吗？
郑：我确实有很多难处，但另一方面，我保持了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就是因为我虽然对社会、对学术体制有很多不满，但我有很多兴趣、很多爱好，这些兴趣爱好使得我保持着一种很乐观、很饱满的状态。那要是没有这些兴趣爱好，我日子肯定不好过。
再就是有什么不满，我经常开骂骂出去，发泄掉了，就不再郁闷。这对个人生态有好处，另外也惟其如此，才可能改良社会。当然也可能没用，但我又不以为自己是赫鲁晓夫，我非要忍着干什么啊？
青：您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郑：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没想过的事，想这个有意义吗？人在社会上活着，都是很被动地置身于某个时空。我年轻时代是处于一种自己很难驾驭的状态，上山下乡，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从这样的时代过来，我从不想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想这个是给自己找罪受，徒添怨气。
青：在很多人眼里，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有这样体面的职业，您的状态算好的了。
郑：但是如果微观地看，我的同僚们对我的状态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连出差都没钱。
青：您是中国最早研究知识分子的学者，据您的观察，这些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发生了什么变化？
郑：很简单，就是堕落了，堕落得一塌糊涂。堕落的原因也异常简单，社会把更多的钱放在那儿让他们去抢，他们不再干别的，就专心去抢这些蝇头小利。之前没那么多钱，收入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能为底层人民代言，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多，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状态完全变了。
青：那段知青生活给您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郑：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是在那时形成的，年轻时那样一种特定的状态会影响我的一生。
青：有一种看法，就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的不公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您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吗？
郑：对我是这样。但是对这一代人，我觉得不是这样。他们能够消化和忍耐太多的东西，我简直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因为那个时候做知青是社会的卑贱者，这样一种底色一直贯穿我的身心，永远改不了。很多人愿意改变面貌，成为权势中的一员，但我没这种想法，我羞耻于做一个权势者，只想做一个边缘者，一个愤青，一个超龄愤青。这是一种天性的选择，是内心的倾向。
他不申报任何研究课题，不拿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不参加任何学术评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
他关注弱势群体，也自揭学术“家丑”，甚至直接质疑社科院“卖官”；
……
“不合群”的郑也夫因此被称为“社会学的硬汉”。
也许因盛夏所生，郑也夫的一生似乎都在“以暴热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一直以来，郑也夫都在热切地关注社会发展并保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他对学术界腐败的现状“深恶痛绝”，并且屡屡予以抨击。
2006年8月，郑也夫的“暴热”达到极至。他在博客上“撸胳膊，卷袖子”，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指名道姓“炮轰”学部委员景天魁。
郑也夫的“生猛举动”震撼了知识界，一时备受关注。但郑也夫则自觉对于中国影响只是“略有一点消极功能”。这消极功能就是“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在这种体制下，我觉得很孤独”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景天魁事件”已经过去两年，现在来看有何意义？
郑也夫（以下简称郑）：我想不出有若干意义，主要有两个意义：一是发泄我对此事的不满。我觉得这事极不公正，发泄完了我挺痛快。当然也不光图自己高兴，我希望达到一定效果，看能不能改善现在整个学术环境。虽然我的动作很生猛，结果是无济于事，完全撼不动这个机构的这帮人，整个大厦的根基依然很稳固。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事也没什么意义。
青：这件事情对您之后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郑：没有任何影响，异乎寻常的平静。从我捅这个“马蜂窝”，直到事件结束，社科院系统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个电话。大家都选择了沉默。我觉得如果老同事（我之前也在那里呆过）无论是用什么方式和我交流一下，或者温和地劝我一句，我觉得都在情理之中，但竟然没有一个人给我来电话说这事儿，确实超乎我的想象。
青：之前您完全没想到是这样一种情形？
郑：我觉得社科院系统一个电话都没有，这是一种理性行为。这是他们经过判断以后的策略，不搭理你，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让你闹不起来，不配合你演这个戏。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撼不动评价系统这座大厦，不了了之。
青：这样的结果有没有让您产生挫伤感？
郑：我做这件事，也是想做成了更好，做不成就做不成，不敢抱太大的期望。但我内心积聚了很多对体制的不满，说出来个人也痛快啊。何况我也不是没有抱一点希望，还是有点希望能打破评价系统。最后虽然没什么效果，也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构不成什么挫伤。
青：为什么总是您，而其他人往往“集体失语”？
郑：因为我多年来对这个体制深恶痛绝，这就造成人比较情绪化，情绪化以后人就不那么能算计了，对很多东西不会考虑那么多，痛快地骂骂这个评价系统，也不会去想什么后果。所以，我行动是因为积蓄的情绪比较充沛，但也不是必然条件。很多人积蓄的情绪一样充沛，但人家并不开战。
青：那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郑：那就得解剖我们的国民性了。拔高点说，我认为这就是国民的某种劣根性。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有太好的忍耐力，好像有太多的不公平的事和制度，我们都可以长期地屈从，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自己身体里消化掉了。这一点我确实看不惯。我不愿意与众多这样的同仁生存在同一个体制下，太没有意思了。很多人有很多很多怨气，但他不说，绝对不说，要么就是跟你讨论时，你说什么话他跟你高度共鸣，但你有所行动时，他就退缩了。所以，有时我们中国人要改变某些不满的事，比在别的国家更难。
青：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您不觉得孤独吗？
郑：肯定孤独，因为有些事情还在做，但找不到一起共事的人。我所在的全国社会学学会，以前学会会长任期都是五年，后来又改成任期三年，我就提出任期搞成一年制。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建立了全美的社会学学会，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会长一直是一年任期制。我就写提议，反对会长任期太长，认为这是一种资源垄断。应该让更多有学术成果的人当会长，让更多人的名声被社会所了解。
我写出这个以后，私下里很多人都极为高兴，对我伸大拇指：“写得太好了！”我把提议传给好多同仁看，他们都表示赞同。但最后表决时，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都不做“出头鸟”！我真没想到，那么多私下一起讨论、如此激烈反对三年制的人，最后还是通过了！
“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
青：您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郑：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腐败！这个腐败不是哪一个人腐败了。当这个学术评价系统不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系统是腐败的。
另外，学术界有很多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捞取了大笔钱财，这也是腐败。因为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学者、专家，都是拿着那么多经费做出一堆垃圾，非常垃圾。整个群体变得越来越无聊、无思想、不读书。身为文化人拿着国家的薪水以及昂贵的课题费，了无贡献，提不出什么好思想来。这种状况就是腐败。但这个腐败会犯罪吗？会被抓起来接受惩罚吗？不能！绝对不能！从法律意义上，绝对不能说他们腐败。你说人家腐败，人家会告你诬陷。但我要说，从社会上了解点儿情况，完成这么点儿认识，需要这么多钱吗？我认为相当相当清楚：绝对不需要这么多钱！这很荒诞。
还有，这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透明的评价系统。我不说公正，也不说良好，公正和良好大家会有争议的，我就说透明。我觉得透明了才能逐渐走向公正和良好。
青：对于您所说的这种“学术腐败”，您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郑：以前我们说腐败，一般是由权力产生，有公权的人把公权变成私利了，这叫腐败。但学术界这些人，也没有太大的权力，怎么就变腐败了，成了捞钱的机会了呢？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其实这件事是权力机构帮了忙，权力机构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去抢、去竞争。权力机构为什么给这个钱呢？这非常耐人寻味，我一直在寻思这个事。
这（学术腐败）开始于1990年代初期，社会上老攻击有权的人容易腐败，这有权的人就说了：“怎么老攻击我啊？给你们点糖果，把你们嘴堵住，也给你们点钱让你们也腐败一下，省得你们老攻击我们。”现在我给你们一笔钱，你们来竞争吧。刚才我说了，搞清一些社会事实提出一些建议观点，并不需要多少钱。别说好听的话，别说多一些钱就能把科研搞得更好。你们知道科研需要多少钱吗？科研就是钱越多做得越好？而我常看到的是，钱越多科研做得反而越垃圾了。这就是学术腐败的由来。
青：您最开始也申请课题，后来为什么不申请了？
郑：一开始我确实申请了，但当时课题费不像现在数额这么巨大，那时还比较靠谱。我那时申请要投票拉关系，我从来不会跟人拉关系的。于是，申请了一两次后，还被人家扣了几顶帽子，说什么“水准很低”、“政治方向有偏离”，我以后也就不再申请了。
青：之后您是否也想过再申请？
郑：没有，以后15年来再也没申请过。我知道，如果我不屈不挠地申请，改变一下策略，肯定能申请到，何况有很多人也愿意把我拉下水：“你别一天到晚在那儿开骂，申请到了你也没什么可说的啦。”这都有可能，但我已经完成了一个认识。
如果我历来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就不会想这件事。想这件事是从很朴素的不满开始的。为什么不给我评上呢？我觉得我比你们水平高。因为曾经受了压迫，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由不满就想找找老根。为什么1990年代以后给的钱越来越多了？敢情是因为这个啊。那我以后就与它彻底拉开距离。我对它是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再也不会申请。
青：您既然认为学术腐败是一种体制原因，那您觉得有“治疗”的办法吗？
郑：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灰心，治疗的办法之一就是学界有不满，一定要发出声音。如果很多人都发出声音，我觉得要想改变这种体制易如反掌，一点都不难。
青：易如反掌？
郑：对。我就是这么天真、乐观地认识这件事。就像我之前说的社会学会选会长是一年制还是三年制，大家私下都赞成一年制，如果在理事会上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结果马上就变了。但如果你们都是两面派，都是分裂人格，由一个分裂人格的个体组成的学界，那我不能对它抱任何希望。出路在哪儿？我不知道出路在哪儿。
我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某个首领身上，我没那么看问题。我觉得只要我们每个人在任何场合下永远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体制，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青：您一直声称自己“主动和体制保持距离”，但事实上您一直在密切关注？
郑：这很好理解，我不参加到体制里面去，我没有一官半职，没有成立自己的研究室，不申请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我是与体制保持了距离。但另一方面，我不是一个犬儒，我一直在评判不好的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我没有与它拉开距离。
“我只要做人就要有尊严”
青：您自称有精神洁癖，这对您是好事还是坏事？
郑：精神洁癖是我个体的特征，没有什么目的性，所以也无所谓好坏。我之所以有精神洁癖，是因为我追求个体的尊严。这个尊严是目的吗？尊严是我本来面目，我并没把自己当成工具，我只要做人我就要有尊严，即使这样在社会上吃亏，即使它是墓志铭，我也认可。我很坦然地继承自己这份天赋。
青：对于您的精神状态，这种洁癖是让您更快乐，还是更悲观？
郑：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利有弊。我没去违心做很多事，虽然钱少，但我做事按照自己的意愿。当然也有难处，钱多一些意味着更多选择。有些事没钱不好做，比如出书需要经费；再比如出差，我没有差旅费，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我开年会10多年不去，上次去是朋友帮我出的差旅费。我个人工资能掏吗？能掏，但让我掏自己工资开这种无聊的会，就不掏！太不像话，太岂有此理了。你说我混到这份上多惨啊！所以，还是有不便的地方。
青：这样的境遇会影响您的生活态度吗？
郑：我确实有很多难处，但另一方面，我保持了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就是因为我虽然对社会、对学术体制有很多不满，但我有很多兴趣、很多爱好，这些兴趣爱好使得我保持着一种很乐观、很饱满的状态。那要是没有这些兴趣爱好，我日子肯定不好过。
再就是有什么不满，我经常开骂骂出去，发泄掉了，就不再郁闷。这对个人生态有好处，另外也惟其如此，才可能改良社会。当然也可能没用，但我又不以为自己是赫鲁晓夫，我非要忍着干什么啊？
青：您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郑：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没想过的事，想这个有意义吗？人在社会上活着，都是很被动地置身于某个时空。我年轻时代是处于一种自己很难驾驭的状态，上山下乡，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从这样的时代过来，我从不想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想这个是给自己找罪受，徒添怨气。
青：在很多人眼里，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有这样体面的职业，您的状态算好的了。
郑：但是如果微观地看，我的同僚们对我的状态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连出差都没钱。
青：您是中国最早研究知识分子的学者，据您的观察，这些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发生了什么变化？
郑：很简单，就是堕落了，堕落得一塌糊涂。堕落的原因也异常简单，社会把更多的钱放在那儿让他们去抢，他们不再干别的，就专心去抢这些蝇头小利。之前没那么多钱，收入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能为底层人民代言，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多，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状态完全变了。
青：那段知青生活给您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郑：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是在那时形成的，年轻时那样一种特定的状态会影响我的一生。
青：有一种看法，就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的不公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您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吗？
郑：对我是这样。但是对这一代人，我觉得不是这样。他们能够消化和忍耐太多的东西，我简直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因为那个时候做知青是社会的卑贱者，这样一种底色一直贯穿我的身心，永远改不了。很多人愿意改变面貌，成为权势中的一员，但我没这种想法，我羞耻于做一个权势者，只想做一个边缘者，一个愤青，一个超龄愤青。这是一种天性的选择，是内心的倾向。